早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發端于西方的檔案管理模式文件中心，以及對這一管理模式作出規律性闡釋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就已開始被介紹到我國，并在檔案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其中呼應與歧見并存，推祟與反對交織。與此同時，檔案工作的實踐領域，也自發地開始了對文件中心管理模式的嘗試。個別地區的檔案部門，大膽而小心地邁出了實驗的步伐。然而，轉眼10多年時間過去了，關于文件中心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依然像一個被空置的懸念，既充滿誘惑，又遲遲不得索解，更談不上著地登陸、推廣應用。在我國終于加入WTO，與世界進行全方位接軌的今天，圍繞這個話題回顧以往，至今讓人言猶未盡。
一、文件中心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緣起和發展
作為現代檔案學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兩大突出成就，文件中心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自20世紀四、五十年代誕生以來，便迅速覆蓋了歐美發達國家和相當數量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普遍范式和理論準則。其認同率之高，采納范圍之廣，為自有檔案史以來所僅見。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為應對戰爭，高度強化軍事機關職能和大量發展軍火工業，致使文件數量激增。據記載，僅1943年的文件年增長量，就超過了600萬立方米，其中半現行文件至少也有近400萬立方米。如此爆漲的文件數量，成為聯邦政府，尤其是軍事部門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探索一種既經濟、又高效的新的檔案管理模式成為當務之急。美國海軍部首先對此作出建設性的反應，設立了臨時文件庫房，集中保存利用率較低但又需保存一段時間的文件，以緩解檔案館庫和保管資金的不足。現代文件中心的雛型由此產生。戰后，這一介乎于中間形態的檔案管理方式，除軍事機關外，又為聯邦政府機關所接受。1950年，美國政府頒發《聯邦文件法》，決定在國家檔案與文件局下正式設立聯邦文件中心，以法定的形式把保管半現行文件的職能從各政府機關分離了出來。由于新模式具有顯而易見的“規模經濟”效益，在歐美及其他國家形成了強烈的示范效應，一批相類似的機構隨之誕生。如加拿大的文件中心、德國的中間檔案館、英國的過渡性檔案館、法國的部際檔案館和前蘇聯的機關聯合檔案室等。
為了對這種實驗先于理念的管理方式的合理性作出解釋，在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檔案大會上，英國倫敦大學教授羅吉爾艾利斯首先對文件生命周期作出了“三階段論”的劃分，即文件的現行、休眠(或暫時保存)和永久保存三個階段。這種三分法是與文件的運動規律：辦公室??文件中心??檔案館相對應的。“三階段論”的劃分奠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研究的起點。
在此后的幾十年時間里，以阿根廷的著名檔案學家M?巴斯克斯、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管理局前局長詹姆斯?B?羅茲等為代表的一批歐美學者，對文件運動的形式、過程、特點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三階段論”也逐漸為“四階段論”所替代，即文件的制作形成階段、文件的現行階段、文件的半現行階段和文件的非現行階段；并最終形成了“文件從其形成到銷毀或永久保存的過程中，研究文件屬性與人的主體和行為之間關系問題的理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
無論“三分”或者“四分”，其劃分的依據都來自美國國家檔案館前副館長、著名檔案學家T?R?謝倫伯格所提出的雙重價值鑒定理論。他把公共文件的價值分為第一價值(又稱原始價值)和第二價值(又稱從屬價值或檔案價值)。所謂第一價值，主要從文件的執行價值中得以體現；所謂第二價值，則分別以文件的憑證價值和情報價值為特征。文件生命周期各階段的劃分，正是隨其本身從原始價值向從屬價值過渡而自然形成的。概要說來，文件的制作產生和文件的現行階段，是原始價值的活躍期；文件的半現行階段，是原始價值遞減，從屬價值遞增的過渡期；文件的非現行階段，是從屬價值確立的恒定期。謝倫伯格的雙重價值鑒定理論，被歐美檔案學者譽為檔案學方法論的“新的戰略”而備受推祟。
二、文件中心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概述
1、文件中心概述
文件中心是單純的管理實體，不同于文化性質的檔案館。謝倫伯格曾經為檔案下過一個明確的定義：“(檔案)是經過鑒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業已藏入或者選出準備藏入某一檔案機構的任何公私機構的文件。”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界定，在美國和加拿大，文件和檔案的管理是嚴格區分開的(在歐洲，以法國為代表的許多國家則把現行文件也包括在檔案之內)，文件的數量要大大高于檔案。文件中心的主要工作目標，就是為大量半現行階段的檔案提供一個效率高、耗費低的安全庇護所。它的職能包括接收、儲存文件，向用戶提供文件利用，對文件作出或銷毀、或向檔案館移交的處置等。文件中心的集約化和專業化的程度很高，追求企業化的高效管理和優質服務，一個文件中心往往要為周圍幾個城市的上百個機關或企業提供文件服務管理。文件中心是一個過渡性的中間機構，是文件形成者和檔案館之間的連接點。在北美，從文件轉化為檔案的過程一般為：文件在形成機構保存1?3年，然后交文件中心，在文件中心保存5一15年后，經鑒定，其中的l?5％送檔案館作永久保存，其余則銷毀。由于文件中心對所保存的文件沒有所有權，對文件的挑選鑒定須由它的上級機構檔案館會同文件 形成機構共同完成。文件中心一般不從事與文件內容相關的研究活動，這是它與檔案館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文件中心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政府撥款建立，歸國家檔案館管理，為政府機關提供服務的非營利性機構；另一類是由私人創辦的營利性的企業公司，為工商企業提供文件貯存服務，不歸屬國家檔案部門管理，但執行由國家制定的檔案管理標準。
2、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概述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現代檔案學的基本理論之一，它揭示了文件(大文件)運動的內在規律，及其運動期間價值屬性的變化，告誡人們遵循這一客觀規律去對文件進行貯存和管理。同時，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提出，也標志著檔案學已從過去熱衷于(尤其是歐洲)研究歷史檔案的傳統檔案學時代，進入了研究文件(大文件)及其生命過程的現代檔案學時代。標志著檔案學已從歷史學的輔助學科脫穎而出，成為研究文件、檔案自身，以及文件、檔案一體化管理的現代檔案學。從而大大拓寬了檔案學的研究領域，使之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信息管理學科，確立了自身在現代信息學科群中的地位。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要點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從現行文件到歷史檔案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文件在全部生命過程中先后表現出不同的作用或價值，使其整個生命周期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運動階段；所以，應針對不同階段文件的特點，采用適宜的存放與管理方法。
所謂完整的生命過程，從管理的角度說，是要求把現行文件和檔案視為一個統一的系統工程。人們常說的文件和檔案，就其本質而言是完全同一的，都是附著在有形物質上的、具有本源性或原生性的固態信息。因此，它們可以被統稱為文件。其中具有現行作用的是現行文件；現行作用消失，但仍具有考查作用的是檔案文件，簡稱為檔案。
對于文件生命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劃分，各國檔案學家有多種不同的劃分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應用范圍最廣的，是阿根廷著名檔案學家巴斯克斯所作的如下兩種劃分：
第一種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文件的辦理形成階段。包括(1)計劃期；(2)辦文件(文件一經簽署生效，這一階段即告結束)。
第二階段：文件的行政利用階段。包括(1)文件的現行期(開始于文件生效，結束于文件規定的任務或目標實現，是第一價值、即原始價值極大的時期)；(2)文件的安全保存期(現行作用消失，但形成單位仍需備以查考，是第一價值遞減直至消失，某些文件可能具有第二價值的時期)。
第三階段：文件的歷史階段(主要具有第二價值，即從屬價值)。
其中，第一階段為文件的前檔案階段，第二、第三階段為文件的檔案階段。
第二種分為四階段
第一階段：文件的辦理形成階段。
第二階段：文件的現行階段。
第三階段：文件的安全保存階段。
第四階段：文件的歷史階段。
其中，第一階段為前檔案階段，第二、三、四階段為檔案階段。兩種劃分大同小異。
劃分文件生命階段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管理它們，用巴斯克斯的話說，就是可以讓人們明確，“在文件生命的各個階段，文件應當存放在什么地方。”他認為：“可以確定這樣一條原則，在任何時候文件都應存放在它的利用者最便于利用的地方。”至于這條原則的具體執行標準，巴斯克斯概括了兩條，其一：“用戶對文件的利用非常頻繁的時候，它應該放在用戶附近；當幾乎不用時，就可以放到比較遠的地方。”其二，“當文件的用戶是機關負責當局時，文件可以存放在秘書處檔案柜的抽屜內，或放在部長辦公室內。”這兩條標準，前者以利用量為執行參數，后者以利用對象為服務目標。
三、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我國
1、文件中心的試點情況
據文獻記載，20世紀80年代初在張家口地區出現的聯合檔案室，是我國最早建立的類似于文件中心的檔案管理機構。該地區自1983年機構改革以后，陸續試辦了5個地縣級機關的聯合檔案室。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種聯合檔案室的建立，決非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指導下出現的。因為在此之前，該地區始終沒有健全的機關檔案工作可言。之所以建立聯合檔案室，是為執行國家有關建立和健全機關檔案工作的規定，但又迫于庫房、資金、人員編制等諸多因素的限制而采取的權宜之計。但恰恰是這種權宜之汁，卻在無意之中顯示了它的優越性和生命力。既符合該地區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又體現出了精簡高效、方便利用、提高服務水平的改革真髓，是對傳統檔案工作體制的一個突破。
稍后，至80年代中后期，在甘肅省的永靖縣、黑龍江省的嫩江縣、陜西省的大荔縣、吉林省的長春市，又先后誕生了一批聯合檔案室和文件中心。這些聯合檔案室和文件中心的建立，雖然具有體制改革上的積極意義，但在全國檔案工作大環境并無改變的背景下，很難有獨樹一幟的突出作為。它們的工作任務，同一般檔案室大致相當，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文件處理機構。
2、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著名的檔案學者陳兆?教授，就在總結我國文件、檔案運動理論和引進外國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文件運動周期理論。這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最早的中國翻版。其后的一些檔案學者不再熱衷于改良和創造中國版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體系，而是傾大力對這一理論進行原版推介和研究，并由此引發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否適合中國國情，以及檔案概念外延范圍大小的一系列討論。
以浙江大學何嘉蘇教授為代表“肯定論派”，在向國內檔案界積極推介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同時，堅持認為，只要洞悉這一理論的基本內容，任何不抱偏見的學者都會同意，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并非只適用于西方國家。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應是一個評價過高過低或適合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學習吸收其有益的成份為我所用并如何發展完善的問題。蘇州大學吳品才對之持同樣觀點，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所揭示的文件運動規律是世界各國文件運動的普遍規律,并非西方國家所特有。只是我國傳統的檔案學理論對文件運動規律的具體描述與之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根本不存在是否適合中國國情或是否適宜中國化的問題，它本身也是中國文件運動客觀規律的揭示。
何嘉蓀教授同時反對以文件的非現行性為檔案概念的基礎，主張摒棄“經鑒定值得永久保存的文件才是檔案”的美國式的檔案定義，力主法國等拉丁語系國家流行的觀點，把檔案視為“自身職能活動中產生或收到的文件的有機整體”，“文件一經形成或收到就是檔案。”因此，“檔案員的工作必須從制作文件時做起”(巴斯克斯語)。何教授認為，鑒于我國目前檔案定義不清、檔案工作起始點模糊的現狀，可以考慮干脆將檔案階段的起始點統一設定在文件運動的第二(現行)階段開始之處。檔案概念應以整體文件概念為基礎。
“反對論派”則對“文件中心能否在我國普遍推行”，持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宜中國化”。盡管“反對論派”既缺少強大的領軍人物，也未見得有多么堅實的理由或理論予以支持，但十幾年來的檔案界現實，卻實實在在地證實著他們的論斷：“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宜中國化”。奠定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現行的檔案管理體制，是一個輕易動搖不得的龐然大物，體制創新之于此物，在短時間內尚看不到希望的苗頭。
與“反對論派”不同的是上海大學宗培嶺、蘇州大學譚?培、百思特等一批學者，他們并不一般地反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而是對何嘉蓀教授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來解釋我國的檔案概念，擴大檔案概念外延的主張提出質疑，重申“文件是檔案的前身，檔案是文件的歸宿”的觀點，強調檔案概念應以非現行性為基礎。
對檔案概念外延的爭論，嚴格說來應當不至影響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傳播，因為即使是西方國家，在同樣奉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前提下，對檔案概念的起始點的確定也是不盡相同的。譬如美、英就與法國、阿根廷等國家不同。謝倫伯格對此似乎早有預見，并以一個智者的遠見與寬容，留給后人這樣一番規勸之論。他說：“‘檔案’一詞顯然并沒有一個不可更動而必須優先采用的、最終的、最完備的定義。它的定義可以在不同的國家作不同的修改，以適應不同的需要。被采納的定義都應該提供一個基礎，使檔案工作者能夠在這個基礎上有效地應付他們為之服務的政府所產生出來的各種材料。凡是有損他們工作效力的定義，就不應該接受”。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論點何其相似乃爾。
真理總是相通的。
參考文獻：
(1)謝倫伯格(美)《現行檔案??原則與技術》黃坤坊等譯 1983年 檔案出版社
(2)傅榮校《世界檔案定義類型評說》、《上海檔案》1996年第6期
(3)何嘉蓀《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指導對檔案概念的研討??答宗培嶺等同志之》、《上海檔案》1998年第4期
(4)何嘉蓀《擴大檔案概念外延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的??答宗培嶺等同志之二》 《上海檔案》1998年第5期
(5)傅榮校《論謝倫伯格的理論貢獻》、《上海檔案》
（郭紅解、李軍摘自《上海檔案》2002年第1期）
一、文件中心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緣起和發展
作為現代檔案學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兩大突出成就，文件中心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自20世紀四、五十年代誕生以來，便迅速覆蓋了歐美發達國家和相當數量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普遍范式和理論準則。其認同率之高，采納范圍之廣，為自有檔案史以來所僅見。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為應對戰爭，高度強化軍事機關職能和大量發展軍火工業，致使文件數量激增。據記載，僅1943年的文件年增長量，就超過了600萬立方米，其中半現行文件至少也有近400萬立方米。如此爆漲的文件數量，成為聯邦政府，尤其是軍事部門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探索一種既經濟、又高效的新的檔案管理模式成為當務之急。美國海軍部首先對此作出建設性的反應，設立了臨時文件庫房，集中保存利用率較低但又需保存一段時間的文件，以緩解檔案館庫和保管資金的不足。現代文件中心的雛型由此產生。戰后，這一介乎于中間形態的檔案管理方式，除軍事機關外，又為聯邦政府機關所接受。1950年，美國政府頒發《聯邦文件法》，決定在國家檔案與文件局下正式設立聯邦文件中心，以法定的形式把保管半現行文件的職能從各政府機關分離了出來。由于新模式具有顯而易見的“規模經濟”效益，在歐美及其他國家形成了強烈的示范效應，一批相類似的機構隨之誕生。如加拿大的文件中心、德國的中間檔案館、英國的過渡性檔案館、法國的部際檔案館和前蘇聯的機關聯合檔案室等。
為了對這種實驗先于理念的管理方式的合理性作出解釋，在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檔案大會上，英國倫敦大學教授羅吉爾艾利斯首先對文件生命周期作出了“三階段論”的劃分，即文件的現行、休眠(或暫時保存)和永久保存三個階段。這種三分法是與文件的運動規律：辦公室??文件中心??檔案館相對應的。“三階段論”的劃分奠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研究的起點。
在此后的幾十年時間里，以阿根廷的著名檔案學家M?巴斯克斯、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管理局前局長詹姆斯?B?羅茲等為代表的一批歐美學者，對文件運動的形式、過程、特點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三階段論”也逐漸為“四階段論”所替代，即文件的制作形成階段、文件的現行階段、文件的半現行階段和文件的非現行階段；并最終形成了“文件從其形成到銷毀或永久保存的過程中，研究文件屬性與人的主體和行為之間關系問題的理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
無論“三分”或者“四分”，其劃分的依據都來自美國國家檔案館前副館長、著名檔案學家T?R?謝倫伯格所提出的雙重價值鑒定理論。他把公共文件的價值分為第一價值(又稱原始價值)和第二價值(又稱從屬價值或檔案價值)。所謂第一價值，主要從文件的執行價值中得以體現；所謂第二價值，則分別以文件的憑證價值和情報價值為特征。文件生命周期各階段的劃分，正是隨其本身從原始價值向從屬價值過渡而自然形成的。概要說來，文件的制作產生和文件的現行階段，是原始價值的活躍期；文件的半現行階段，是原始價值遞減，從屬價值遞增的過渡期；文件的非現行階段，是從屬價值確立的恒定期。謝倫伯格的雙重價值鑒定理論，被歐美檔案學者譽為檔案學方法論的“新的戰略”而備受推祟。
二、文件中心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概述
1、文件中心概述
文件中心是單純的管理實體，不同于文化性質的檔案館。謝倫伯格曾經為檔案下過一個明確的定義：“(檔案)是經過鑒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業已藏入或者選出準備藏入某一檔案機構的任何公私機構的文件。”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界定，在美國和加拿大，文件和檔案的管理是嚴格區分開的(在歐洲，以法國為代表的許多國家則把現行文件也包括在檔案之內)，文件的數量要大大高于檔案。文件中心的主要工作目標，就是為大量半現行階段的檔案提供一個效率高、耗費低的安全庇護所。它的職能包括接收、儲存文件，向用戶提供文件利用，對文件作出或銷毀、或向檔案館移交的處置等。文件中心的集約化和專業化的程度很高，追求企業化的高效管理和優質服務，一個文件中心往往要為周圍幾個城市的上百個機關或企業提供文件服務管理。文件中心是一個過渡性的中間機構，是文件形成者和檔案館之間的連接點。在北美，從文件轉化為檔案的過程一般為：文件在形成機構保存1?3年，然后交文件中心，在文件中心保存5一15年后，經鑒定，其中的l?5％送檔案館作永久保存，其余則銷毀。由于文件中心對所保存的文件沒有所有權，對文件的挑選鑒定須由它的上級機構檔案館會同文件 形成機構共同完成。文件中心一般不從事與文件內容相關的研究活動，這是它與檔案館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文件中心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政府撥款建立，歸國家檔案館管理，為政府機關提供服務的非營利性機構；另一類是由私人創辦的營利性的企業公司，為工商企業提供文件貯存服務，不歸屬國家檔案部門管理，但執行由國家制定的檔案管理標準。
2、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概述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現代檔案學的基本理論之一，它揭示了文件(大文件)運動的內在規律，及其運動期間價值屬性的變化，告誡人們遵循這一客觀規律去對文件進行貯存和管理。同時，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提出，也標志著檔案學已從過去熱衷于(尤其是歐洲)研究歷史檔案的傳統檔案學時代，進入了研究文件(大文件)及其生命過程的現代檔案學時代。標志著檔案學已從歷史學的輔助學科脫穎而出，成為研究文件、檔案自身，以及文件、檔案一體化管理的現代檔案學。從而大大拓寬了檔案學的研究領域，使之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信息管理學科，確立了自身在現代信息學科群中的地位。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要點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從現行文件到歷史檔案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文件在全部生命過程中先后表現出不同的作用或價值，使其整個生命周期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運動階段；所以，應針對不同階段文件的特點，采用適宜的存放與管理方法。
所謂完整的生命過程，從管理的角度說，是要求把現行文件和檔案視為一個統一的系統工程。人們常說的文件和檔案，就其本質而言是完全同一的，都是附著在有形物質上的、具有本源性或原生性的固態信息。因此，它們可以被統稱為文件。其中具有現行作用的是現行文件；現行作用消失，但仍具有考查作用的是檔案文件，簡稱為檔案。
對于文件生命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劃分，各國檔案學家有多種不同的劃分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應用范圍最廣的，是阿根廷著名檔案學家巴斯克斯所作的如下兩種劃分：
第一種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文件的辦理形成階段。包括(1)計劃期；(2)辦文件(文件一經簽署生效，這一階段即告結束)。
第二階段：文件的行政利用階段。包括(1)文件的現行期(開始于文件生效，結束于文件規定的任務或目標實現，是第一價值、即原始價值極大的時期)；(2)文件的安全保存期(現行作用消失，但形成單位仍需備以查考，是第一價值遞減直至消失，某些文件可能具有第二價值的時期)。
第三階段：文件的歷史階段(主要具有第二價值，即從屬價值)。
其中，第一階段為文件的前檔案階段，第二、第三階段為文件的檔案階段。
第二種分為四階段
第一階段：文件的辦理形成階段。
第二階段：文件的現行階段。
第三階段：文件的安全保存階段。
第四階段：文件的歷史階段。
其中，第一階段為前檔案階段，第二、三、四階段為檔案階段。兩種劃分大同小異。
劃分文件生命階段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管理它們，用巴斯克斯的話說，就是可以讓人們明確，“在文件生命的各個階段，文件應當存放在什么地方。”他認為：“可以確定這樣一條原則，在任何時候文件都應存放在它的利用者最便于利用的地方。”至于這條原則的具體執行標準，巴斯克斯概括了兩條，其一：“用戶對文件的利用非常頻繁的時候，它應該放在用戶附近；當幾乎不用時，就可以放到比較遠的地方。”其二，“當文件的用戶是機關負責當局時，文件可以存放在秘書處檔案柜的抽屜內，或放在部長辦公室內。”這兩條標準，前者以利用量為執行參數，后者以利用對象為服務目標。
三、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我國
1、文件中心的試點情況
據文獻記載，20世紀80年代初在張家口地區出現的聯合檔案室，是我國最早建立的類似于文件中心的檔案管理機構。該地區自1983年機構改革以后，陸續試辦了5個地縣級機關的聯合檔案室。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種聯合檔案室的建立，決非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指導下出現的。因為在此之前，該地區始終沒有健全的機關檔案工作可言。之所以建立聯合檔案室，是為執行國家有關建立和健全機關檔案工作的規定，但又迫于庫房、資金、人員編制等諸多因素的限制而采取的權宜之計。但恰恰是這種權宜之汁，卻在無意之中顯示了它的優越性和生命力。既符合該地區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又體現出了精簡高效、方便利用、提高服務水平的改革真髓，是對傳統檔案工作體制的一個突破。
稍后，至80年代中后期，在甘肅省的永靖縣、黑龍江省的嫩江縣、陜西省的大荔縣、吉林省的長春市，又先后誕生了一批聯合檔案室和文件中心。這些聯合檔案室和文件中心的建立，雖然具有體制改革上的積極意義，但在全國檔案工作大環境并無改變的背景下，很難有獨樹一幟的突出作為。它們的工作任務，同一般檔案室大致相當，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文件處理機構。
2、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著名的檔案學者陳兆?教授，就在總結我國文件、檔案運動理論和引進外國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文件運動周期理論。這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最早的中國翻版。其后的一些檔案學者不再熱衷于改良和創造中國版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體系，而是傾大力對這一理論進行原版推介和研究，并由此引發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否適合中國國情，以及檔案概念外延范圍大小的一系列討論。
以浙江大學何嘉蘇教授為代表“肯定論派”，在向國內檔案界積極推介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同時，堅持認為，只要洞悉這一理論的基本內容，任何不抱偏見的學者都會同意，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并非只適用于西方國家。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應是一個評價過高過低或適合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學習吸收其有益的成份為我所用并如何發展完善的問題。蘇州大學吳品才對之持同樣觀點，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所揭示的文件運動規律是世界各國文件運動的普遍規律,并非西方國家所特有。只是我國傳統的檔案學理論對文件運動規律的具體描述與之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根本不存在是否適合中國國情或是否適宜中國化的問題，它本身也是中國文件運動客觀規律的揭示。
何嘉蓀教授同時反對以文件的非現行性為檔案概念的基礎，主張摒棄“經鑒定值得永久保存的文件才是檔案”的美國式的檔案定義，力主法國等拉丁語系國家流行的觀點，把檔案視為“自身職能活動中產生或收到的文件的有機整體”，“文件一經形成或收到就是檔案。”因此，“檔案員的工作必須從制作文件時做起”(巴斯克斯語)。何教授認為，鑒于我國目前檔案定義不清、檔案工作起始點模糊的現狀，可以考慮干脆將檔案階段的起始點統一設定在文件運動的第二(現行)階段開始之處。檔案概念應以整體文件概念為基礎。
“反對論派”則對“文件中心能否在我國普遍推行”，持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宜中國化”。盡管“反對論派”既缺少強大的領軍人物，也未見得有多么堅實的理由或理論予以支持，但十幾年來的檔案界現實，卻實實在在地證實著他們的論斷：“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宜中國化”。奠定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現行的檔案管理體制，是一個輕易動搖不得的龐然大物，體制創新之于此物，在短時間內尚看不到希望的苗頭。
與“反對論派”不同的是上海大學宗培嶺、蘇州大學譚?培、百思特等一批學者，他們并不一般地反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而是對何嘉蓀教授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來解釋我國的檔案概念，擴大檔案概念外延的主張提出質疑，重申“文件是檔案的前身，檔案是文件的歸宿”的觀點，強調檔案概念應以非現行性為基礎。
對檔案概念外延的爭論，嚴格說來應當不至影響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傳播，因為即使是西方國家，在同樣奉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前提下，對檔案概念的起始點的確定也是不盡相同的。譬如美、英就與法國、阿根廷等國家不同。謝倫伯格對此似乎早有預見，并以一個智者的遠見與寬容，留給后人這樣一番規勸之論。他說：“‘檔案’一詞顯然并沒有一個不可更動而必須優先采用的、最終的、最完備的定義。它的定義可以在不同的國家作不同的修改，以適應不同的需要。被采納的定義都應該提供一個基礎，使檔案工作者能夠在這個基礎上有效地應付他們為之服務的政府所產生出來的各種材料。凡是有損他們工作效力的定義，就不應該接受”。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論點何其相似乃爾。
真理總是相通的。
參考文獻：
(1)謝倫伯格(美)《現行檔案??原則與技術》黃坤坊等譯 1983年 檔案出版社
(2)傅榮校《世界檔案定義類型評說》、《上海檔案》1996年第6期
(3)何嘉蓀《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指導對檔案概念的研討??答宗培嶺等同志之》、《上海檔案》1998年第4期
(4)何嘉蓀《擴大檔案概念外延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的??答宗培嶺等同志之二》 《上海檔案》1998年第5期
(5)傅榮校《論謝倫伯格的理論貢獻》、《上海檔案》
（郭紅解、李軍摘自《上海檔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