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生命周期最初是以“學說”和“模式”的學術形式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并在短短幾十年內得到西方國家的普遍推崇和應用。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卻是在“中國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所謂“中國化”，顧名思義，就是把源自國外的原創性的理淪成果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進行修正和完善，從而使這一理論更具針對性和指導意義。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為了找到一條更好的解決我國文檔管理實踐問題的出路，許多學者開始致力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的探索和研究。同時，由于這一理論的“非本土”性，亦有部分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或批評，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問題由此開始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總結這場大討論，一般存在這樣三派：
一、以中國特色的名義：否定論
持這一論斷的是以安徽師范大學王茂躍教授等為代表。王茂躍教授曾撰寫《檔案概念不宜歐美化》、《文件生命周期理淪不宜中國化》、《文件生命周期為何不適用中國----兼答何嘉蓀先生》等一系列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筆者以為此派學者反對文件生命周期理淪的現由主要有：
一是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淪所規定的文件與檔案的概念與中國的不同。即“我國認為文件與檔案屬于同一事物，是同一事物在不同階段上的兩個不同名稱。我國是將文件與檔案作為兩個并列概念去看待的。而西方國家的文件概念，或相當于我國的同一事物，或與檔案是同一概念，而我國則認為文件與檔案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文件不是檔案，檔案也不是文件”(1)。在我國，關于文件利檔案的概念之爭可謂是曠日持久。
二是認為我國已存在檔案自然形成規律，不能用文件生命周期這種“舶來品”來影響傳統理論的地位，并認為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同時，從理論內涵上講，認為“檔案形成與運動理淪”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不謀而合”和“非常相似”(2)的，故也沒有必要再提倡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了。
三是認為與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工作實際不相適應。我國實行文書、檔案分開管理的體制，且具有嚴格的歸檔制度。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文件“從現行文件到歷史檔案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3)等觀點恰恰與之相左。
四是從文件生命周期在國外產生的實踐基礎來分析，指出我國沒有發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實踐基礎----文件中心，因此在我國不能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指導檔案工作的實踐。
二、以共同科學規律的名義：實用論
主張實用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何嘉蓀、陳兆?、傅榮校、潘連根、黃存勛等學者。縱觀他們的理由，主要可以歸納如下：
一是指出各國的文件運動具有共性，而文件生命周期學說曾明確指出“文件從形成到最后消亡或永久保存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即文件的運動具有整體性”(4)。這對各國而言總是相通的，因此，文件生命周期學說本身就是對文件運動的規律性認識，是可以借鑒和運用的。
二是強調文件生命周期學說“中國化”的過程是一個揚棄與自我完善和提升的過程，這一“中國化”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用以解決中國檔案管理實踐問題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淪”。從我國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中國化”了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西方的文件：生命周期學說的最大差異就在于：西方學者只把文件生命周期的研究看作是文件管理的一種模式或學說，而我國卻通過進一步的充實與改進，已經把它上升為檔案學的重要理論之一。因此，西方的學說一般只對文件管理有意義，而“中國化”了的理論則被用來指導文件、檔案管理的全過程。同時，“中國化”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作為一個系統理論是有自己較為明確和系統的表述的，這就是何嘉蓀、傅榮校教授提出并被學界公認的“三點”總結：即：第一，文件從產生、形成到最后消亡(或臻于永恒)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即文件的運動具有完整性；第二，文件在全部的生命過程中先后表現出不同的作用和價值，使其整個生命周期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運動階段，即文件的運動具有階段性；第三，文件運動過程中各種因素之間有著特定的內在聯系，因而在不同的運動階段應根據其不同的特點，采用適宜的存放與管理方式”(5)。文件生命周期學說引入者之一的陳兆?教授對文件運動階段提出的“四分法”的具體劃分模式(即文件的制作產生階段----文件的現實使用階段----暫時保存階段----永久保存階段)更是對我國現行文件與檔案管理體制的一種較好反映，對實際工作起著更為直接的指導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對“西學”的簡單翻版，而是比舊學說更具有生命力的檔案學的重要理論。
三是指出雖然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基于廣義的文件觀，但它并不強求人們對文件檔案概念認識的統一，而只要求人們在文件、檔案的聯系問題上達成共識，即承認文件與檔案之間天然的、密切的聯系，把握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精髓。
四是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中國化是理論與現實的共同需要。有學者認為提倡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勢必威脅到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實用論的學者則強調要正確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它們是有區別的，首先檔案自然形成規律是對檔案運動過程的直觀描述和總結，因此它的適用范圍較窄；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對文件現行運動規律的抽象總結，因而它的適用范圍和指導領域更為廣闊，所以它們之間并不存在誰對誰錯的問題。雖然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研究角度、具體對象、指導范圍上有所差異，但它們本質上是對同一事物即文件的運動過程的認識，因此，作為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理論，它們是不相沖突和抵觸的；恰恰相反，它們都有著屬于各自的學術位置，而且必將在新時期的檔案學發展中得到共生。再說到現實的需要，此派學者以新興的“文檔管理一體化”、“電子文件管理”等正面案例和傳統的文檔分開管理體制導致的管理效率低下、重復建設嚴重、無法實現超前控制等一些工作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為由，認為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是實踐的呼吁。
三、以兩點論的態度：折衷論
此學派以周玲、宗培嶺、林清澄、吳品才、陳作明等學者的觀點為主。他們的觀點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他們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淪的中國化對于檔案學理論的研究是有積極意義的；另一方面，他們又對肯定派學者所致力于的這一理論保留著一些看法。其中焦點之一集中在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所基于的文、檔概念及其關系的質疑上，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符合我國關于檔案概念的認識，是一種“重大偏差”(6)。然而在理論闡述中沒有明確表明自己對文件轉化為檔案的條件和階段的認識，而認為“回避檔案的概念去討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或者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檔案概念無關，其實質在一定意義上貶低了文件生命周期的價值”(7)。爭議的焦點之二依然落在了檔案自然形成規律等所謂“土生土長”的傳統理論上，認為“在引進與研究國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時，決不應遺忘或貶低我們自己的理論而一味去詮釋甚至照搬國外的理論，應該更多的宣傳、發展我國檔案界業已產生形成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和文件運動周期理論”(8)。與否定淪者不同，他們并不反對發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而主張在傳統理論的框架和思路下去研究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使傳統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得到進一步完善。他們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引入只是手段，而傳統的理論才是目的與核心。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站在宏觀的視角上思考問題，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揭示和描述文件運動的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沒有窮盡文件運動的全部，因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揭示的是所有文件共同擁有的文件縱向運動，是定向的、單向的、線形的，而文件運動除此之外還有橫向運動”(9)，故而不能為各類文件提出一個均能適用的管理模式。同時它也缺乏對文件管理連續性和整體性的關注，而“主要是對文件線性運動規律而不是管理模式的科學描述”。(10)
更有學者從批判文件生命周期“萬能論”角度，列舉了它所不能勝任的方方面面。有學者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作者注)對文件運動最后階段(歷史階段)的運動狀態還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忽視了對文件運動的特殊形式(跳躍和回流)的研究，對文件群體運動的規律也缺乏概括，當然更無法對電子文件的生命周期作出理論闡釋”（11）。還有人認為它不是文書處理部門立卷的理論依據；沒有提供文件和檔案價值鑒定的理論依據；擔當不起對我國檔案機構設置和管理體制改革進行指導的重任；等等。總之，折衷派學者們在審視“中國化”過程中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時角度各有側重，不能不說是頗有見地的。
四、小結與評價
以上三種對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態度，筆者的觀點更傾向于實用派的觀點，并對否定派的理由持有不同見解。
如否定派提出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所規定的文件與檔案的概念與中國的不同”的理由，筆者就認為是值得商榷的。筆者以為，概念之爭終究是沒有定論的。因為，這種爭論的焦點僅僅停留在階段劃分的表象上，而沒有觸及文件運動的本質規律或者說觸及不深。階段劃分是一個具體的操作層面上的問題，屬于應用理論而不是基礎理論所討論的問題，因而，可以預見這種爭議是不可能也不應該有定論的，從世界范圍來看亦是如此。在這一點上，何嘉蓀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歸根結蒂，把什么樣的文件視作檔案，主要取決于人們的整體客觀需要，取決于每個國家不同的文化和行政管理背景、社會利益等”（12），“至于文件被視作檔案加以保管和利用，則是社會主體的自覺行為”（13）。故而概念問題并不構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的詬病。“以中外文件與檔案概念的不同為由，來拒絕接受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也是不科學的”（14）。
同時，筆者對論戰中出現的對“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的引用也存在一定看法。本文姑且不去探討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本身或者說它與否定派所推崇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有何差異等問題，單就在論據的引用上提一點個人的看法。為了解釋“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不謀而合”和“非常相似”的觀點，王茂躍老師曾在文中引用張中同志1961年的學術成果，即“文件從產生、辦理到立卷歸檔??結束了文書階段，它就轉化為檔案。向檔案室移交以后，它就進入了檔案階段”，“檔案階段也還是有它的段落的，第一步進入檔案室”，“它第二步就轉入檔案館”“檔案室主要為本機關領導工作和本機關服務，同時準備為其他機關服務；將來進入了檔案館，為大家服務，為長遠服務”（15）。將之作為“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的理論內涵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進行比較。但是，四十多年前的學術成果是否還能用來作為反駁新的時代背景下形成的理論的一個依據?檔案學是在不斷發展的，“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固然也是在逐步改進和深化的。相比上世紀60年代，今天的檔案工作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因此筆者認為上述引用的說服力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對于否定派，筆者認為他在論述中最致命的一個錯誤就是對“實踐”這一概念在理解上的偏差。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告訴我們：理論來源于實踐，而又高于實踐，理論對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從實踐這一概念的外延來看，其實此“實踐”已非彼“實踐”。以沒有文件中心的廣泛建立為由來排斥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是站不住腳的。其二，是在“實踐”內涵的把握上。理論之所以對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它所作用的實踐是自發的、初級的，不完善的或低層次的，因此才需要理論去指導和提高它。所以說，只有以全面的實踐觀為基礎才能接受理論的正確指導。在向信息化社會邁進的今天，我國檔案工作實踐顯露出不少弊端，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筆者以為這種所謂的“不相適應”恰恰可以看作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一個生長點。
綜觀上述三方觀點，其共同之處就是都提到了檔案自然形成規律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關系問題，并各有所見。筆者以為這個孰“本”孰“末”的“地位”之爭也恰是各種矛盾的焦點所在。然而究竟誰為”本”誰為“末”?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更傾向于“實用論”派的觀點和理由。正如前文中所總結的那樣，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和檔案自然形成規律都是對文件運動規律的探索和總結，只不過由于觀察角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使得它們的適用范圍和指導，擬有所不同。即一個更為直觀、更適合指導傳統的。檔案管理工作；而另一個由于更加抽象和概括，適合于成為一種思想和精神，滲透于文件和檔案管理的各方面，推動著管理理念的進一步更新。
總之，無論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持何種態度，批評也好，意見也好，這些都為它的繼續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和無限生機。近來，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提出被部分學者認為是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挑戰，筆者認為它所質疑的依然是停留在文件生命周期學說階段的西方版本，而中國化了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仍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正如前文所述，得到我國學者發展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淪已經同西方國家的原有學說發生了很大差別。如“中國學者提出的‘文件的運動具有整體性的特點’和‘文件運動過程中各種因素之間存在著特定的內在聯系’等觀點，是與文件連續體理論表達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的”（18）；而且我國學者于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文件與檔案管理一體化”，“不再明確區分文件與檔案的一體化管理模式”等思想與文件連續體理論所提倡的“從文件形成到文件作為檔案保存和利用的管理全過程中連貫一致的管理方式”（19）亦是相通的。因此，筆者也頗為認同何嘉蓀、葉鷹兩位教授的觀點，即文件連續體理論雖然否定了西方版的文件生命周期模式和學說，但它絕不能否定中國版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誠然，我國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淪亦不是完美無缺和無懈可擊的，它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與文件連續體理論相比它只是從單一維度對文件自身線性運動規律的研究，而對整個文件運動規律而言，是不夠全面的。也正基于此，筆者認為未來我國對文件運動規律的研究必然是循著業已形成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斷走向深化的。
注釋：
(1)王茂躍：《再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宜中國化》，《浙江檔案》1998年第7期
(2)王茂躍：《以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并非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浙江檔案》2001年第8期
(3)潘連根：《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檔案目然形成規律之比較研究》，《浙江檔案》2001年第8期
(4)(10)（18）何嘉蓀、葉鷹：《文件連續體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丈件運動理論研究之一》，《檔案學通訊》2003年第5期
(5)（12）（13）何嘉蓀、傅榮校：《文件運動規律研究----從新角度審視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第76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6)(8)周玲：《文件生傘周期理論的研究應該為我所用》，《檔案學通訊》1998年第5期
(7)周玲：《怎樣看待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兼與潘連根同志(如何認識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一文商榷》，《中國檔案》1999年第11期
(9)吳品才：《文件多維運動的揭示----沖破丈件生命周期理論研究又件運動現象》，《北京檔案》2002年第8期
（11）潘連根：《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檔案自然形成規律之比較研究》，(浙江檔案》2001年第8期
（14）吳品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中國化是理論與實踐的共同需要》，《湖南檔案》2002年第8期
（15）張中：《我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認識》，《檔案工作》1961年第6期
（16）何嘉蓀：《理論聯系實際的現實課題----關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和“檔案運動周期”的幾點思考》，《上海檔案》2000年第3期
（17）何嘉蓀、蓋書芹：《應該如何看待中外“文件”“檔案”概念的不同----再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完全適用于中國》，《浙江檔案》1998年第11期
（19）澳大利亞國家標：A5 4390．Standards Australia 1(AS4390：1996第4．22條)
(郭紅解、黃曉瑾摘自《檔案學》2005?3 原載《浙江檔案》2005?2)
一、以中國特色的名義：否定論
持這一論斷的是以安徽師范大學王茂躍教授等為代表。王茂躍教授曾撰寫《檔案概念不宜歐美化》、《文件生命周期理淪不宜中國化》、《文件生命周期為何不適用中國----兼答何嘉蓀先生》等一系列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筆者以為此派學者反對文件生命周期理淪的現由主要有：
一是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淪所規定的文件與檔案的概念與中國的不同。即“我國認為文件與檔案屬于同一事物，是同一事物在不同階段上的兩個不同名稱。我國是將文件與檔案作為兩個并列概念去看待的。而西方國家的文件概念，或相當于我國的同一事物，或與檔案是同一概念，而我國則認為文件與檔案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文件不是檔案，檔案也不是文件”(1)。在我國，關于文件利檔案的概念之爭可謂是曠日持久。
二是認為我國已存在檔案自然形成規律，不能用文件生命周期這種“舶來品”來影響傳統理論的地位，并認為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同時，從理論內涵上講，認為“檔案形成與運動理淪”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不謀而合”和“非常相似”(2)的，故也沒有必要再提倡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了。
三是認為與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工作實際不相適應。我國實行文書、檔案分開管理的體制，且具有嚴格的歸檔制度。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文件“從現行文件到歷史檔案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3)等觀點恰恰與之相左。
四是從文件生命周期在國外產生的實踐基礎來分析，指出我國沒有發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實踐基礎----文件中心，因此在我國不能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指導檔案工作的實踐。
二、以共同科學規律的名義：實用論
主張實用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何嘉蓀、陳兆?、傅榮校、潘連根、黃存勛等學者。縱觀他們的理由，主要可以歸納如下：
一是指出各國的文件運動具有共性，而文件生命周期學說曾明確指出“文件從形成到最后消亡或永久保存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即文件的運動具有整體性”(4)。這對各國而言總是相通的，因此，文件生命周期學說本身就是對文件運動的規律性認識，是可以借鑒和運用的。
二是強調文件生命周期學說“中國化”的過程是一個揚棄與自我完善和提升的過程，這一“中國化”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用以解決中國檔案管理實踐問題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淪”。從我國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中國化”了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西方的文件：生命周期學說的最大差異就在于：西方學者只把文件生命周期的研究看作是文件管理的一種模式或學說，而我國卻通過進一步的充實與改進，已經把它上升為檔案學的重要理論之一。因此，西方的學說一般只對文件管理有意義，而“中國化”了的理論則被用來指導文件、檔案管理的全過程。同時，“中國化”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作為一個系統理論是有自己較為明確和系統的表述的，這就是何嘉蓀、傅榮校教授提出并被學界公認的“三點”總結：即：第一，文件從產生、形成到最后消亡(或臻于永恒)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即文件的運動具有完整性；第二，文件在全部的生命過程中先后表現出不同的作用和價值，使其整個生命周期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運動階段，即文件的運動具有階段性；第三，文件運動過程中各種因素之間有著特定的內在聯系，因而在不同的運動階段應根據其不同的特點，采用適宜的存放與管理方式”(5)。文件生命周期學說引入者之一的陳兆?教授對文件運動階段提出的“四分法”的具體劃分模式(即文件的制作產生階段----文件的現實使用階段----暫時保存階段----永久保存階段)更是對我國現行文件與檔案管理體制的一種較好反映，對實際工作起著更為直接的指導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對“西學”的簡單翻版，而是比舊學說更具有生命力的檔案學的重要理論。
三是指出雖然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基于廣義的文件觀，但它并不強求人們對文件檔案概念認識的統一，而只要求人們在文件、檔案的聯系問題上達成共識，即承認文件與檔案之間天然的、密切的聯系，把握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精髓。
四是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中國化是理論與現實的共同需要。有學者認為提倡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勢必威脅到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實用論的學者則強調要正確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它們是有區別的，首先檔案自然形成規律是對檔案運動過程的直觀描述和總結，因此它的適用范圍較窄；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對文件現行運動規律的抽象總結，因而它的適用范圍和指導領域更為廣闊，所以它們之間并不存在誰對誰錯的問題。雖然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研究角度、具體對象、指導范圍上有所差異，但它們本質上是對同一事物即文件的運動過程的認識，因此，作為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理論，它們是不相沖突和抵觸的；恰恰相反，它們都有著屬于各自的學術位置，而且必將在新時期的檔案學發展中得到共生。再說到現實的需要，此派學者以新興的“文檔管理一體化”、“電子文件管理”等正面案例和傳統的文檔分開管理體制導致的管理效率低下、重復建設嚴重、無法實現超前控制等一些工作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為由，認為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是實踐的呼吁。
三、以兩點論的態度：折衷論
此學派以周玲、宗培嶺、林清澄、吳品才、陳作明等學者的觀點為主。他們的觀點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他們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淪的中國化對于檔案學理論的研究是有積極意義的；另一方面，他們又對肯定派學者所致力于的這一理論保留著一些看法。其中焦點之一集中在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所基于的文、檔概念及其關系的質疑上，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符合我國關于檔案概念的認識，是一種“重大偏差”(6)。然而在理論闡述中沒有明確表明自己對文件轉化為檔案的條件和階段的認識，而認為“回避檔案的概念去討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或者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檔案概念無關，其實質在一定意義上貶低了文件生命周期的價值”(7)。爭議的焦點之二依然落在了檔案自然形成規律等所謂“土生土長”的傳統理論上，認為“在引進與研究國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時，決不應遺忘或貶低我們自己的理論而一味去詮釋甚至照搬國外的理論，應該更多的宣傳、發展我國檔案界業已產生形成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和文件運動周期理論”(8)。與否定淪者不同，他們并不反對發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而主張在傳統理論的框架和思路下去研究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使傳統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得到進一步完善。他們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引入只是手段，而傳統的理論才是目的與核心。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站在宏觀的視角上思考問題，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揭示和描述文件運動的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沒有窮盡文件運動的全部，因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揭示的是所有文件共同擁有的文件縱向運動，是定向的、單向的、線形的，而文件運動除此之外還有橫向運動”(9)，故而不能為各類文件提出一個均能適用的管理模式。同時它也缺乏對文件管理連續性和整體性的關注，而“主要是對文件線性運動規律而不是管理模式的科學描述”。(10)
更有學者從批判文件生命周期“萬能論”角度，列舉了它所不能勝任的方方面面。有學者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作者注)對文件運動最后階段(歷史階段)的運動狀態還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忽視了對文件運動的特殊形式(跳躍和回流)的研究，對文件群體運動的規律也缺乏概括，當然更無法對電子文件的生命周期作出理論闡釋”（11）。還有人認為它不是文書處理部門立卷的理論依據；沒有提供文件和檔案價值鑒定的理論依據；擔當不起對我國檔案機構設置和管理體制改革進行指導的重任；等等。總之，折衷派學者們在審視“中國化”過程中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時角度各有側重，不能不說是頗有見地的。
四、小結與評價
以上三種對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態度，筆者的觀點更傾向于實用派的觀點，并對否定派的理由持有不同見解。
如否定派提出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所規定的文件與檔案的概念與中國的不同”的理由，筆者就認為是值得商榷的。筆者以為，概念之爭終究是沒有定論的。因為，這種爭論的焦點僅僅停留在階段劃分的表象上，而沒有觸及文件運動的本質規律或者說觸及不深。階段劃分是一個具體的操作層面上的問題，屬于應用理論而不是基礎理論所討論的問題，因而，可以預見這種爭議是不可能也不應該有定論的，從世界范圍來看亦是如此。在這一點上，何嘉蓀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歸根結蒂，把什么樣的文件視作檔案，主要取決于人們的整體客觀需要，取決于每個國家不同的文化和行政管理背景、社會利益等”（12），“至于文件被視作檔案加以保管和利用，則是社會主體的自覺行為”（13）。故而概念問題并不構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的詬病。“以中外文件與檔案概念的不同為由，來拒絕接受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也是不科學的”（14）。
同時，筆者對論戰中出現的對“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的引用也存在一定看法。本文姑且不去探討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本身或者說它與否定派所推崇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有何差異等問題，單就在論據的引用上提一點個人的看法。為了解釋“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不謀而合”和“非常相似”的觀點，王茂躍老師曾在文中引用張中同志1961年的學術成果，即“文件從產生、辦理到立卷歸檔??結束了文書階段，它就轉化為檔案。向檔案室移交以后，它就進入了檔案階段”，“檔案階段也還是有它的段落的，第一步進入檔案室”，“它第二步就轉入檔案館”“檔案室主要為本機關領導工作和本機關服務，同時準備為其他機關服務；將來進入了檔案館，為大家服務，為長遠服務”（15）。將之作為“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的理論內涵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進行比較。但是，四十多年前的學術成果是否還能用來作為反駁新的時代背景下形成的理論的一個依據?檔案學是在不斷發展的，“檔案形成與運動理論”固然也是在逐步改進和深化的。相比上世紀60年代，今天的檔案工作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因此筆者認為上述引用的說服力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對于否定派，筆者認為他在論述中最致命的一個錯誤就是對“實踐”這一概念在理解上的偏差。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告訴我們：理論來源于實踐，而又高于實踐，理論對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從實踐這一概念的外延來看，其實此“實踐”已非彼“實踐”。以沒有文件中心的廣泛建立為由來排斥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是站不住腳的。其二，是在“實踐”內涵的把握上。理論之所以對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它所作用的實踐是自發的、初級的，不完善的或低層次的，因此才需要理論去指導和提高它。所以說，只有以全面的實踐觀為基礎才能接受理論的正確指導。在向信息化社會邁進的今天，我國檔案工作實踐顯露出不少弊端，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筆者以為這種所謂的“不相適應”恰恰可以看作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一個生長點。
綜觀上述三方觀點，其共同之處就是都提到了檔案自然形成規律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關系問題，并各有所見。筆者以為這個孰“本”孰“末”的“地位”之爭也恰是各種矛盾的焦點所在。然而究竟誰為”本”誰為“末”?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更傾向于“實用論”派的觀點和理由。正如前文中所總結的那樣，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和檔案自然形成規律都是對文件運動規律的探索和總結，只不過由于觀察角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使得它們的適用范圍和指導，擬有所不同。即一個更為直觀、更適合指導傳統的。檔案管理工作；而另一個由于更加抽象和概括，適合于成為一種思想和精神，滲透于文件和檔案管理的各方面，推動著管理理念的進一步更新。
總之，無論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持何種態度，批評也好，意見也好，這些都為它的繼續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和無限生機。近來，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提出被部分學者認為是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挑戰，筆者認為它所質疑的依然是停留在文件生命周期學說階段的西方版本，而中國化了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仍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正如前文所述，得到我國學者發展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淪已經同西方國家的原有學說發生了很大差別。如“中國學者提出的‘文件的運動具有整體性的特點’和‘文件運動過程中各種因素之間存在著特定的內在聯系’等觀點，是與文件連續體理論表達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的”（18）；而且我國學者于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文件與檔案管理一體化”，“不再明確區分文件與檔案的一體化管理模式”等思想與文件連續體理論所提倡的“從文件形成到文件作為檔案保存和利用的管理全過程中連貫一致的管理方式”（19）亦是相通的。因此，筆者也頗為認同何嘉蓀、葉鷹兩位教授的觀點，即文件連續體理論雖然否定了西方版的文件生命周期模式和學說，但它絕不能否定中國版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誠然，我國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淪亦不是完美無缺和無懈可擊的，它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與文件連續體理論相比它只是從單一維度對文件自身線性運動規律的研究，而對整個文件運動規律而言，是不夠全面的。也正基于此，筆者認為未來我國對文件運動規律的研究必然是循著業已形成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斷走向深化的。
注釋：
(1)王茂躍：《再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宜中國化》，《浙江檔案》1998年第7期
(2)王茂躍：《以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并非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浙江檔案》2001年第8期
(3)潘連根：《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檔案目然形成規律之比較研究》，《浙江檔案》2001年第8期
(4)(10)（18）何嘉蓀、葉鷹：《文件連續體理論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丈件運動理論研究之一》，《檔案學通訊》2003年第5期
(5)（12）（13）何嘉蓀、傅榮校：《文件運動規律研究----從新角度審視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第76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6)(8)周玲：《文件生傘周期理論的研究應該為我所用》，《檔案學通訊》1998年第5期
(7)周玲：《怎樣看待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兼與潘連根同志(如何認識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一文商榷》，《中國檔案》1999年第11期
(9)吳品才：《文件多維運動的揭示----沖破丈件生命周期理論研究又件運動現象》，《北京檔案》2002年第8期
（11）潘連根：《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檔案自然形成規律之比較研究》，(浙江檔案》2001年第8期
（14）吳品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中國化是理論與實踐的共同需要》，《湖南檔案》2002年第8期
（15）張中：《我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認識》，《檔案工作》1961年第6期
（16）何嘉蓀：《理論聯系實際的現實課題----關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和“檔案運動周期”的幾點思考》，《上海檔案》2000年第3期
（17）何嘉蓀、蓋書芹：《應該如何看待中外“文件”“檔案”概念的不同----再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完全適用于中國》，《浙江檔案》1998年第11期
（19）澳大利亞國家標：A5 4390．Standards Australia 1(AS4390：1996第4．22條)
(郭紅解、黃曉瑾摘自《檔案學》2005?3 原載《浙江檔案》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