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宗理論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理論，我國的全宗理論主要來源于前蘇聯的全宗原則。主要以全宗及全宗的補充形式為主體，涉及到國家檔案全宗，檔案館內全宗等各個層次。由于信息時代的到來，全宗理論的各個層次都出現了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對全宗理論進行適當的修改、補充和完善，以便適應新形勢的發展。
[關鍵詞]全宗 全宗理論 來源原則 事由原則
全宗理論是關于檔案整理工作的一種理論，它的精髓是來源原則。全宗理論是檔案管理實踐的產物，隨著檔案實踐的發展，全宗理論也必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靜止的觀點、否認發展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一、我國全宗理論的來源
我國檔案學萌芽于20世紀20?30年代，當時的檔案學著作以及后來臺灣的檔案學著作對全宗理論都未明確地加以詳細闡述，只有秦翰才的《檔案科學管理法》一書提到了“尊重全宗群”的思想，駱守常在《現代實用檔案管理學》一書中對“宗”字也作了解釋：“系指承辦人處理之事件而言。例如一宗車禍，一宗案情等，文件辦理歸檔后，視其發展多寡，一宗編為案，或數宗編為一案。”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民國時期我國檔案學剛剛起步，檔案學當時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機關檔案室，檔案館沒有出現，所以用于檔案館管理的全宗理論沒有得到重視。在臺灣，也只有檔案室，沒有檔案館，因此全宗理論也就無從發展。在這些民國時期的檔案學著作中，對如何立案，如何分類，如何編目作了充分論述，從現代檔案學的角度看，這實際上就是現行機關文書檔案的案卷編目、整理，體現了全宗理論的合理內涵。
我國全宗理論主要來源于前蘇聯專家的介紹。前蘇聯的全宗原則在《蘇聯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中有具體闡述。它提出了國家檔案全宗的概念，認為蘇聯國家檔案全宗是歸蘇維埃國家所有的，具有政治、科學、經濟、文化或其他意義的文件的總和，而不管這些文件的產生時間、制作方法和技術如何。建立國家檔案全宗的目的，是為了對文件進行集中統一的統計和保管，進行全面的研究和利用。在此基礎上前蘇聯的全宗原則又依據國家檔案全宗的分類將檔案分為三個級別：第一級是國家檔案全宗的全部文件，第二級是一個具體檔案館的文件，第三級是每個檔案全宗的文件。
20世紀50年代，蘇聯專家來我國講學，帶來了這些檔案學的理論和思想，我國目前所公認的全宗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這些檔案學著作和前蘇聯專家的影響。
二、我國全宗理論的含義
我國的全宗理論對前蘇聯的國家檔案全宗概念做了充分肯定，認為：一個全宗就是一個立檔單位職能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檔案的總和。全宗原則，就是同一全宗的檔案不可分散，不同全宗的檔案不得混淆。全宗原則的實質在于：遵循檔案的形成規律，以檔案的來源為前提，以保持文件之間的歷史聯系為基礎，通過對檔案的實體整理管理，努力維護立檔單位的歷史面貌，便于檔案的保管和利用。全宗的補充形式有：聯合全宗、全宗匯集、檔案匯集。
確定一個立檔單位的條件，主要是看立檔單位的行政權、財權、人事權。依據立檔單位的這些條件就可以確定一個單位的檔案是否可以構成一個全宗，在這里，對全宗進行劃分所體現的標準就是來源原則。而全宗的補充形式聯合全宗、全宗匯集、檔案匯集，所體現的則基本是事由原則標準，全宗補充形式的目的就是為解決來源原則無法解決的具體問題。事由原則將檔案按主題內容進行分類，而不是按來源機關和原由次序進行整理、分類。它的特點是以相關事由為依據建立文件之間的邏輯聯系。從這種角度去理解，可以說我國的全宗理論長期以來遵循以來源原則為主，以事由原則為輔的分類理論。
然而，不管是來源原則，還是事由原則，在全宗的確立上都注意保持文件之間的有機聯系；把一個全宗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檔案整理、保管的主要宗旨，也是全宗理論的要義。
三、對全宗理論一些問題的思考
(1)關于“國家檔案全宗”概念的思考
《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對國家全部檔案概念的解釋是：“國家的全部檔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都是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書材料，都是我們國家的歷史財富。”根據這個解釋，我們可以將“國家檔案全宗”這一概念理解為“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統一管理的全部檔案財富的總和”即國家的全部檔案，也就是根據來源原則把國家看作一個大的立檔單位。
在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幾乎所有的立檔單位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所以各單位的檔案都可以看作是歸國家所有，屬于國家的全部檔案。隨著時代的發展，市場經濟的介入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展，我國原有的許多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紛紛改變了自己的所有制形式，出現了個體企業、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等多種形式的企業。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來源原則所確立的“國家檔案全宗”在其組織形式上就發生了變化。
根據來源原則，傳統的立檔單位的條件可以概括為：人事權、財政權、行政權。個體企業、私營企業的行政權通常掌握在個人手中，這種行政權含義相對于前者的行政權含義已出現了很大的差別，傳統立檔單位行政權含義的變化體現在“三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的行政權中有相當一部分或者全部已不屬于國家所有，因此其檔案的歸屬也就發生了變化。應該說在這里“國家檔案全宗”的概念在適用范圍上已經發生了變化。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如何全面表述“國家檔案全宗”概念，使之更加科學，符合實際這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2)對檔案館內區分全宗的一些看法
按照全宗理論(以來源原則為主，事由原則為輔)檔案室要移交檔案到檔案館，對檔案進行歸檔和保管。在檔案館中隨著檔案數量、門類的激增，內容的復雜，載體類型的增加，傳統的全宗理論在檔案館管理實踐中遇到了新問題。這就是科技大協作，跨縣、跨省、跨國、跨學科的大工程出現，它所產生的檔案使傳統的全宗理論無法界定它的范圍，新載體檔案形式的出現，也使檔案無法合理的界定全宗。
面對這種大型項目活動中形成的檔案，在劃分全宗時，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事由原則來區分應該值得思考。來源原則和事由原則是全宗理論的兩個分支，在社會分工協作不龐大復雜的情況下，按照檔案的來源劃分全宗，即按產生檔案的機關、社會組織或個人來組織文件，強調“形成者的來源”是正確的。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復雜和龐大及社會協作的加強，根據社會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事物性質區分全宗，強調事物的內容性質將變得越來越突出。全宗劃分的依據呈現多樣化，包括用機構職能、活動事項或將幾種標準綜合運用來區分全宗已完全有必要和可能。
縱觀全宗理論的演變發展史，我們看到來源原則與事由原則是在多次碰撞融合中推動著全宗理論的發展的。在機構分工不明確，檔案文件數量少的情況下，全宗區分以事由為原則，事由原則占主導地位。隨著機構分工的復雜，文件的增多，事由原則讓位給來源原則，來源原則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來源原則的主導地位又受到了事由原則的挑戰。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檔案工作局限于手工操作。手工操作要求整理的對象范圍局限于簡單的單位和機構，所產生的檔案數量也不能太復雜。手工整理檔案的目的是為手工檢索服務，手工檢索就是人工查尋檔案資料。人工查尋檔案資料的局限就是不能同時跨越不同的機構單位去搜集文獻資料的線索和原文，即完成對一次文獻的全面檢索。而計算機的出現，則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計算機可以從二次、三次文獻直接查尋到跨越多個部門的一次文獻。計算機的先進功能取代了人工查尋文獻所不可能達到的功能，這就從根本上，對人工查尋所要求的人工整理檔案的理論原則提出疑問。也就是機器查尋所需的整理基礎與人工查尋所需的整理基礎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機器查尋也需要人工的幫助，但在這里，人工整理的原則主要是服從于機器檢索的存儲原理，而不是人工檢索的存儲原理。人工存儲為人工檢索服務，機器存儲為機器檢索服務，這就從根本上對實體文件整理的標準提出了不一樣的要求，即實體文件的整理也要為機器存儲的原理服務，而不是為手工檢索服務。那么全宗理論的來源原則和事由原則，在機器檢索的環境下是不是完全失去了作用呢?其實，機器存儲原理也包含有人為因素的，是指編制計算機的軟件，除了遵循機器的存儲原理，還包含有制作軟件發明者的客觀要求和目的。這其中就體現了人為因素，因而為人服務的機器也同樣能同時完成人為檢索的習慣與目的，因此作為人們檢索習慣的區分全宗的來源原則、事由原則也在機器檢索中得到體現。但在這里它們兩者是平行并列的關系，不存在誰主導、誰輔助的問題。機器檢索的進步，為檔案整理的全宗理論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在傳統的文書檔案、紙質檔案中，我們完全可以將事由原則看作來源原則的一個子集，也就是說來源原則所突出的是“形成者的來源”，它包括機構來源和事由來源，事由原則就包含在來源原則中，在這里兩者是從屬關系。在科技進步的條件下，科技檔案增多、電子檔案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這時以事由原則作為劃分全宗的依據，事由原則與來源原則的關系就由傳統的從屬關系轉變成并列的關系，甚至由來源原則占主導地位，轉變為事由原則占主導地位就可能出現。這種角色關系的轉換是時代進步、科技發展的結果。不管全宗劃分的標準如何轉換，全宗理論所強調的是保持文件之間的有機聯系。無論是來源原則的歷史聯系，還是事由原則的客觀聯系都是有機聯系的一種，所以以事由原則作為主導的劃分標準并不違背全宗理論的宗旨。
在來源原則和事由原則劃分全宗標準處于并列關系時期，來源原則的確立、立檔單位的劃分標準也應該發生變化。來源原則劃分全宗的立檔單位標準是必須具有人事權、財政權和行政權。而在這時，立檔單位以主管單位為主，各具體單位雖具有傳統立檔單位的“三權”，但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立檔單位。主管單位的人事權已經被弱化，具體的招聘用人，主管單位巳經不過問。具體單位雖有聘任用人的權力，但它已不再是傳統的立檔單位。立檔單位的財政權也不再局限于單位獨立核算，主管單位負責資金的統一劃撥，對資金使用進行監督，各具體單位也還具有獨立核算的權力，但它們只是具體的使用單位，而不再是獨立的立檔單位。對于行政權，傳統的立檔單位在行政上有決策執行能力，而在此，各個項目具體單位是具體行動的決策和執行者，項目的主辦單位只是宏觀協調，政策控制，行使行政權由微觀控制轉變為宏觀控制。因此，以傳統的來源原則、立檔單位的條件來區分這些大工程項目的檔案，它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而以事由原則作為劃分全宗的標準則有其存在的基礎和空間。
在事由原則中，事由的劃分是主要的。事由有大有小，事由過小則使全宗過于復雜；事由過大，則使全宗過于龐大。資料過多過大，雖然可以由計算機給予檢索和存儲，但資料最終是要給人查閱的。在計算機管理中，雖然可以以一個國家、一個省、一個縣作為一個全宗進行整理存儲，但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整體資料全部抽出閱讀，閱讀利用者也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閱讀任務，因此界定一個具體工程項目作為一個全宗檔案進行整理也還是要適中為宜。在這個前提下，繼承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也就是說，全宗劃分的標準雖然發生了變化，但傳統的劃分全宗標準還是有很多可以繼承發展的。例如，確立一個立檔單位的人事權、財政權、行政權，其中就有很多可沿襲使用的。劃分一個全宗，我們既要看到劃分事由的項目標準，也要看到項目主辦單位的人事權、財政權、行政權，把兩者結合起來，從而確立立檔單位的立檔條件，也就是劃分全宗的條件。在電子文件時代區分的檔案全宗應該是：事由可以是一個或幾個相同的項目，工程、建設項目可以由多個立檔單位共同承擔。全宗的范圍劃分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既適合人們習慣上的檢索目的，也適用于計算機的存儲條件。
對于檔案的全宗的劃分，當然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怎樣將來源原則與事由原則緊密結合，協調好二者的關系，使之相輔相成，是今后繼續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但是不論如何劃分全宗，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利用檔案，以便獲得準確翔實的檔案信息。
總之，全宗理論是檔案整理工作的基本原則，同時它又是一個正在發展變化的理論，我們不能僵化地加以理解和應用，要根據社會的發展和檔案工作的實踐，適時地加以修改、補充和完善，以滿足檔案工作的前提，更好地獲取檔案信息并利用。只有這樣，我們的檔案事業才能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
1．馮惠玲，張輯哲主編：《檔案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
2．鄧紹興、陳智為主編：《檔案管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版。
3．黃品鑫：《論全宗》，《檔案天地》2001(3)(4)。
4．王茂躍：《關于國家檔案全宗概念的再思考》，《浙江檔案》2003(4)。
5．劉波：《試論全宗的“不可分散”性》，《天津檔案》2002(8)。
6．徐明：《檔案館全宗設置之我見》，《檔案與建設》，2001(5)。
7．王傳宇主編：《科技檔案管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杜1998年第1版。
（牛角、樹人摘自《檔案學》2005年第4期）
[關鍵詞]全宗 全宗理論 來源原則 事由原則
全宗理論是關于檔案整理工作的一種理論，它的精髓是來源原則。全宗理論是檔案管理實踐的產物，隨著檔案實踐的發展，全宗理論也必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靜止的觀點、否認發展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一、我國全宗理論的來源
我國檔案學萌芽于20世紀20?30年代，當時的檔案學著作以及后來臺灣的檔案學著作對全宗理論都未明確地加以詳細闡述，只有秦翰才的《檔案科學管理法》一書提到了“尊重全宗群”的思想，駱守常在《現代實用檔案管理學》一書中對“宗”字也作了解釋：“系指承辦人處理之事件而言。例如一宗車禍，一宗案情等，文件辦理歸檔后，視其發展多寡，一宗編為案，或數宗編為一案。”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民國時期我國檔案學剛剛起步，檔案學當時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機關檔案室，檔案館沒有出現，所以用于檔案館管理的全宗理論沒有得到重視。在臺灣，也只有檔案室，沒有檔案館，因此全宗理論也就無從發展。在這些民國時期的檔案學著作中，對如何立案，如何分類，如何編目作了充分論述，從現代檔案學的角度看，這實際上就是現行機關文書檔案的案卷編目、整理，體現了全宗理論的合理內涵。
我國全宗理論主要來源于前蘇聯專家的介紹。前蘇聯的全宗原則在《蘇聯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中有具體闡述。它提出了國家檔案全宗的概念，認為蘇聯國家檔案全宗是歸蘇維埃國家所有的，具有政治、科學、經濟、文化或其他意義的文件的總和，而不管這些文件的產生時間、制作方法和技術如何。建立國家檔案全宗的目的，是為了對文件進行集中統一的統計和保管，進行全面的研究和利用。在此基礎上前蘇聯的全宗原則又依據國家檔案全宗的分類將檔案分為三個級別：第一級是國家檔案全宗的全部文件，第二級是一個具體檔案館的文件，第三級是每個檔案全宗的文件。
20世紀50年代，蘇聯專家來我國講學，帶來了這些檔案學的理論和思想，我國目前所公認的全宗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這些檔案學著作和前蘇聯專家的影響。
二、我國全宗理論的含義
我國的全宗理論對前蘇聯的國家檔案全宗概念做了充分肯定，認為：一個全宗就是一個立檔單位職能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檔案的總和。全宗原則，就是同一全宗的檔案不可分散，不同全宗的檔案不得混淆。全宗原則的實質在于：遵循檔案的形成規律，以檔案的來源為前提，以保持文件之間的歷史聯系為基礎，通過對檔案的實體整理管理，努力維護立檔單位的歷史面貌，便于檔案的保管和利用。全宗的補充形式有：聯合全宗、全宗匯集、檔案匯集。
確定一個立檔單位的條件，主要是看立檔單位的行政權、財權、人事權。依據立檔單位的這些條件就可以確定一個單位的檔案是否可以構成一個全宗，在這里，對全宗進行劃分所體現的標準就是來源原則。而全宗的補充形式聯合全宗、全宗匯集、檔案匯集，所體現的則基本是事由原則標準，全宗補充形式的目的就是為解決來源原則無法解決的具體問題。事由原則將檔案按主題內容進行分類，而不是按來源機關和原由次序進行整理、分類。它的特點是以相關事由為依據建立文件之間的邏輯聯系。從這種角度去理解，可以說我國的全宗理論長期以來遵循以來源原則為主，以事由原則為輔的分類理論。
然而，不管是來源原則，還是事由原則，在全宗的確立上都注意保持文件之間的有機聯系；把一個全宗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檔案整理、保管的主要宗旨，也是全宗理論的要義。
三、對全宗理論一些問題的思考
(1)關于“國家檔案全宗”概念的思考
《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對國家全部檔案概念的解釋是：“國家的全部檔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都是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書材料，都是我們國家的歷史財富。”根據這個解釋，我們可以將“國家檔案全宗”這一概念理解為“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統一管理的全部檔案財富的總和”即國家的全部檔案，也就是根據來源原則把國家看作一個大的立檔單位。
在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幾乎所有的立檔單位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所以各單位的檔案都可以看作是歸國家所有，屬于國家的全部檔案。隨著時代的發展，市場經濟的介入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展，我國原有的許多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紛紛改變了自己的所有制形式，出現了個體企業、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等多種形式的企業。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來源原則所確立的“國家檔案全宗”在其組織形式上就發生了變化。
根據來源原則，傳統的立檔單位的條件可以概括為：人事權、財政權、行政權。個體企業、私營企業的行政權通常掌握在個人手中，這種行政權含義相對于前者的行政權含義已出現了很大的差別，傳統立檔單位行政權含義的變化體現在“三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的行政權中有相當一部分或者全部已不屬于國家所有，因此其檔案的歸屬也就發生了變化。應該說在這里“國家檔案全宗”的概念在適用范圍上已經發生了變化。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如何全面表述“國家檔案全宗”概念，使之更加科學，符合實際這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2)對檔案館內區分全宗的一些看法
按照全宗理論(以來源原則為主，事由原則為輔)檔案室要移交檔案到檔案館，對檔案進行歸檔和保管。在檔案館中隨著檔案數量、門類的激增，內容的復雜，載體類型的增加，傳統的全宗理論在檔案館管理實踐中遇到了新問題。這就是科技大協作，跨縣、跨省、跨國、跨學科的大工程出現，它所產生的檔案使傳統的全宗理論無法界定它的范圍，新載體檔案形式的出現，也使檔案無法合理的界定全宗。
面對這種大型項目活動中形成的檔案，在劃分全宗時，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事由原則來區分應該值得思考。來源原則和事由原則是全宗理論的兩個分支，在社會分工協作不龐大復雜的情況下，按照檔案的來源劃分全宗，即按產生檔案的機關、社會組織或個人來組織文件，強調“形成者的來源”是正確的。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復雜和龐大及社會協作的加強，根據社會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事物性質區分全宗，強調事物的內容性質將變得越來越突出。全宗劃分的依據呈現多樣化，包括用機構職能、活動事項或將幾種標準綜合運用來區分全宗已完全有必要和可能。
縱觀全宗理論的演變發展史，我們看到來源原則與事由原則是在多次碰撞融合中推動著全宗理論的發展的。在機構分工不明確，檔案文件數量少的情況下，全宗區分以事由為原則，事由原則占主導地位。隨著機構分工的復雜，文件的增多，事由原則讓位給來源原則，來源原則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來源原則的主導地位又受到了事由原則的挑戰。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檔案工作局限于手工操作。手工操作要求整理的對象范圍局限于簡單的單位和機構，所產生的檔案數量也不能太復雜。手工整理檔案的目的是為手工檢索服務，手工檢索就是人工查尋檔案資料。人工查尋檔案資料的局限就是不能同時跨越不同的機構單位去搜集文獻資料的線索和原文，即完成對一次文獻的全面檢索。而計算機的出現，則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計算機可以從二次、三次文獻直接查尋到跨越多個部門的一次文獻。計算機的先進功能取代了人工查尋文獻所不可能達到的功能，這就從根本上，對人工查尋所要求的人工整理檔案的理論原則提出疑問。也就是機器查尋所需的整理基礎與人工查尋所需的整理基礎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機器查尋也需要人工的幫助，但在這里，人工整理的原則主要是服從于機器檢索的存儲原理，而不是人工檢索的存儲原理。人工存儲為人工檢索服務，機器存儲為機器檢索服務，這就從根本上對實體文件整理的標準提出了不一樣的要求，即實體文件的整理也要為機器存儲的原理服務，而不是為手工檢索服務。那么全宗理論的來源原則和事由原則，在機器檢索的環境下是不是完全失去了作用呢?其實，機器存儲原理也包含有人為因素的，是指編制計算機的軟件，除了遵循機器的存儲原理，還包含有制作軟件發明者的客觀要求和目的。這其中就體現了人為因素，因而為人服務的機器也同樣能同時完成人為檢索的習慣與目的，因此作為人們檢索習慣的區分全宗的來源原則、事由原則也在機器檢索中得到體現。但在這里它們兩者是平行并列的關系，不存在誰主導、誰輔助的問題。機器檢索的進步，為檔案整理的全宗理論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在傳統的文書檔案、紙質檔案中，我們完全可以將事由原則看作來源原則的一個子集，也就是說來源原則所突出的是“形成者的來源”，它包括機構來源和事由來源，事由原則就包含在來源原則中，在這里兩者是從屬關系。在科技進步的條件下，科技檔案增多、電子檔案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這時以事由原則作為劃分全宗的依據，事由原則與來源原則的關系就由傳統的從屬關系轉變成并列的關系，甚至由來源原則占主導地位，轉變為事由原則占主導地位就可能出現。這種角色關系的轉換是時代進步、科技發展的結果。不管全宗劃分的標準如何轉換，全宗理論所強調的是保持文件之間的有機聯系。無論是來源原則的歷史聯系，還是事由原則的客觀聯系都是有機聯系的一種，所以以事由原則作為主導的劃分標準并不違背全宗理論的宗旨。
在來源原則和事由原則劃分全宗標準處于并列關系時期，來源原則的確立、立檔單位的劃分標準也應該發生變化。來源原則劃分全宗的立檔單位標準是必須具有人事權、財政權和行政權。而在這時，立檔單位以主管單位為主，各具體單位雖具有傳統立檔單位的“三權”，但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立檔單位。主管單位的人事權已經被弱化，具體的招聘用人，主管單位巳經不過問。具體單位雖有聘任用人的權力，但它已不再是傳統的立檔單位。立檔單位的財政權也不再局限于單位獨立核算，主管單位負責資金的統一劃撥，對資金使用進行監督，各具體單位也還具有獨立核算的權力，但它們只是具體的使用單位，而不再是獨立的立檔單位。對于行政權，傳統的立檔單位在行政上有決策執行能力，而在此，各個項目具體單位是具體行動的決策和執行者，項目的主辦單位只是宏觀協調，政策控制，行使行政權由微觀控制轉變為宏觀控制。因此，以傳統的來源原則、立檔單位的條件來區分這些大工程項目的檔案，它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而以事由原則作為劃分全宗的標準則有其存在的基礎和空間。
在事由原則中，事由的劃分是主要的。事由有大有小，事由過小則使全宗過于復雜；事由過大，則使全宗過于龐大。資料過多過大，雖然可以由計算機給予檢索和存儲，但資料最終是要給人查閱的。在計算機管理中，雖然可以以一個國家、一個省、一個縣作為一個全宗進行整理存儲，但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整體資料全部抽出閱讀，閱讀利用者也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閱讀任務，因此界定一個具體工程項目作為一個全宗檔案進行整理也還是要適中為宜。在這個前提下，繼承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也就是說，全宗劃分的標準雖然發生了變化，但傳統的劃分全宗標準還是有很多可以繼承發展的。例如，確立一個立檔單位的人事權、財政權、行政權，其中就有很多可沿襲使用的。劃分一個全宗，我們既要看到劃分事由的項目標準，也要看到項目主辦單位的人事權、財政權、行政權，把兩者結合起來，從而確立立檔單位的立檔條件，也就是劃分全宗的條件。在電子文件時代區分的檔案全宗應該是：事由可以是一個或幾個相同的項目，工程、建設項目可以由多個立檔單位共同承擔。全宗的范圍劃分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既適合人們習慣上的檢索目的，也適用于計算機的存儲條件。
對于檔案的全宗的劃分，當然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怎樣將來源原則與事由原則緊密結合，協調好二者的關系，使之相輔相成，是今后繼續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但是不論如何劃分全宗，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利用檔案，以便獲得準確翔實的檔案信息。
總之，全宗理論是檔案整理工作的基本原則，同時它又是一個正在發展變化的理論，我們不能僵化地加以理解和應用，要根據社會的發展和檔案工作的實踐，適時地加以修改、補充和完善，以滿足檔案工作的前提，更好地獲取檔案信息并利用。只有這樣，我們的檔案事業才能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
1．馮惠玲，張輯哲主編：《檔案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
2．鄧紹興、陳智為主編：《檔案管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版。
3．黃品鑫：《論全宗》，《檔案天地》2001(3)(4)。
4．王茂躍：《關于國家檔案全宗概念的再思考》，《浙江檔案》2003(4)。
5．劉波：《試論全宗的“不可分散”性》，《天津檔案》2002(8)。
6．徐明：《檔案館全宗設置之我見》，《檔案與建設》，2001(5)。
7．王傳宇主編：《科技檔案管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杜1998年第1版。
（牛角、樹人摘自《檔案學》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