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企業檔案系統
米卡愛拉?普拉卡奇婭
(意大利)
相對來說，歷史學家直到近期才對企業(不論是大型企業，小型企業的還是中型企業)檔案館中保存的檔案表現出興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人們才著手對各國的工業歷史進行系統的重建工作。
由于編史研究的查詢領域不斷擴大，范圍遠遠超出了傳統學院式歷史的范疇，所以這種情況自然而然地導致人們對企業檔案的興趣大大加強，人們的工作重點也隨之集中在了與之相關的必備文獻資源的保管上。
從一開始，這個問題就呈現出一種復雜多樣的特點(此處我單指地理意義上的西歐地區)。實際上，對于東歐國家來說，可以把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企業檔案中保存的資料劃分為國家管理的資料，在西方，這些資料的法律地位根據所涉及的企業類型而大相徑庭，在意大利，這些企業包括完全私有化的公司，完全國有化或部分國有化的公司。
此處，我們先不考慮由于情況多樣性引發的各種問題，與之相比，人們越來越重視充分保護資料的重要性。當前遍及歐洲的愈演愈烈的社會部門私有化的趨勢實際上已經縮小了某個問題的范圍，這個問題是私有企業檔案保護所特有的。我們的同行保拉?塔西尼所做的評論足以簡述意大利在這方面所采取的方法。
恰恰相反，我所關心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個事實上去(盡管這種集中是簡短的)，那就是，從本質上講，這種資料實際上并不僅僅是國家的，特別是關于“短暫的二十世紀”的最后三十年的資料。
此處我們先暫停，考慮一下這些事件的起因。毫無疑問，1989年是可以被看做起分水嶺作用的一年，是政局發生巨變的一年，它標志著二戰結束以來形成的格局向現階段的變革的轉型。
但是，人們一致認為，1989年沒有，并且也不能成為各種人們先前從未注意到的沖突突然暴發的標志，就象人們毫無察覺的地下河突發的緊急情況。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發生的種種事件為冷戰的結束鋪平了道路，并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動蕩。事件的最初起因是東方集團中的有些國家宣布歡迎“東方政策”，繼而西方與這些國家的關系出現了緩和。人們對這期間的細節已經再熟悉不過了，所以此處只需簡述一下當時各國官員們為了滲透和最終打破“鐵幕”采取的一系列謹慎的細小步驟，他們進行的非官方、繼而是官方的訪問、接觸和達成的協議。
這里我們特別關注的一個重點是同樣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那就是“外交人員的外交活動”(如果大家允許我玩弄一下詞匯)是以事先在另一個層次上進行的接觸和達成的協議為前提的，這些接觸和協議為后來雙方的政府人員的活動搭建了舞臺。當然，我指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公司發起的大量的貿易協定，合資企業和投資活動，這些活動的目的就是占領廣大的東方市場。這有點類似于“乒乓外交”，它的實際影響要遠遠大于僅僅在體育比賽上的會面。實際上，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的外交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最初的外貿協定階段；后來的體育比賽階段以及最后對上述步驟的官方政府認可階段。
按照上述觀點，很清楚，形成當前歐洲的政治局勢這個過程的大部分歷史事件，都記錄在企業檔案館的館藏文件中(在意大利，這不僅涉及大型公司，也包括小型和中型企業，特別是在近一個時期)。
我舉幾個例子。菲亞特集團的歷史檔案館是1985年建立的，并于1991年被授權成為一個社會機構。這個檔案館的大量文獻分成18個系列(公司管理，對外關系，產品，設計和技術，購買，貿易等等)，還有有關Togliattigrad創建方面的很多圖像和聲像資料。ENI和ITALGAS的檔案館保存著與前蘇聯和其他國家能源供應協定方面的資料。還有某些企業和銀行的檔案館在開啟與東方關系方面曾經起到過先鋒作用。
正如我們可以看到的，特別針對意大利的概述性、甚至是表面性的調查已經引發了有關上述方面的各種研究主題。如果我們研究最近幾年的情況，不同國家資源之間在企業檔案館部分的聯系變得更為明顯了。盡管一提到企業和市場，在討論中都加入全球化的趨勢已經有些陳腐，但考慮到這些經濟發展狀況對檔案資源的影響，我們還是有必要借鑒這些已經屬于老生常談的詞匯。
現在，談論企業生成的檔案資料的“國家”意義已經不可能了。就像權力分散現象一樣，“后福特”經濟時期的典型的技術發展和低就業率特征在本質上是跨國界的，人們對記錄這些現象的相關文件(案卷)的興趣已經遠遠超出了對文件生成地理區域的興趣。
在這方面，只參考“歐洲范圍”內的企業檔案編史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目前的市場活動范圍根本不是局限在一個大洲之內。對于此處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即企業檔案的保護，在諸多可以選擇的行動方式中，可以優先考慮歐洲范圍內采取的行動。
最近幾年來，為了保護在本國領土上經營的企業的檔案，個別國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措施數量較先前有了成倍的增長。
總體來說，與先前相比，更多的企業家們認識到了保護企業文件的重要性。企業采取的保護政策五花八門：荷蘭對企業檔案進行審查(這是根據對公司、企業和檔案部門進行的問卷調查制定的一份十六冊的目錄)；意大利對某些領域制定了部分指南；法國、英國和德國則試圖采取一些整體保護政策。
各國采取了種種不同的保護方法。在法國，以魯貝為基地建立了一個Centre des archivesdumondedutravail中心，這是一個國家機構，由法國文化部的檔案部設立，中心收集了各個不同部門的資料，包括公司、貿易團體、專業聯合會檔案館及相關個人。與之對照，英國沃里克大學圖書館現代文件中心(這個中心保存有各團體和公司的檔案，提倡本領域的統計數字，并對某些研究提供資助)是由一些相關學術人員發起建立的，目的是確保他們的研究資源的國際水平。這種情況下，依照固有的英國學術傳統，資金主要來自私人捐贈(特別是來自LeverhulmeTrust的捐贈，這是一個支持與檔案有關的研究和計劃的組織)。
從1986年開始，各種德國L?nder發布了一些有關商會檔案的法規。同時，德國還采取一些行動，鼓勵建立檔案基金會，或把二十世紀早期德國商會設立各種檔案館改造成基金會。這些基金會的地點設立在德國主要工業中心，并在很大地域范圍內具有檔案管轄權，包括企業界的當地機構和團體。
意大利最近采取的關于企業檔案管理的做法是以德國的方法為模型的，即設立基金會，目前這種方法的使用只限于倫巴第地區(這是一個工業高度集中的地區)，由商會，當地政府，歐洲貿易聯盟，檔案監督處(這是一個保護非國有檔案的本地檔案管理機構)和Centrosullastoriadell'impresaedell'innovazione(企業與革新歷史中心，這是一個以研究和收集文獻資料為中心任務的私人機構)聯合參與。該基金會的責任應特別包括對經濟檔案的統計(即公司，企業家，專業人員，個人，企業家聯合會，貿易團體，商會等等的檔案)，對瀕臨銷毀的文獻的修復，研究計劃和資源的開發，以及其它促進此類文件保護的作法。
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存在種種不同之處，各國都意識到了檔案遺產的重要性和保護的必要性，這種意識都是相類似的，并且日益加強。
任何情況下不同都是難以避免的，依我的觀點，人們大可不必去消除這些不同。很明顯，無論國籍來源(本文的題目中就是建議借鑒歐洲的網絡)，企業的各種資源之間聯系緊密，相互滲透，并且各國檔案傳統變化所遵循的環境，文化和途徑是如此不同，即使是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成功地進行了機制的轉換，這種作法也不值得提倡。
人們不僅要對文獻在歐洲的“循環”有一個科學的認識，而且應認識到需要有一種通用的保護政策，用以保護和開發企業檔案(此處，這些檔案是同等重要并且是聯成一體的)。如果在這個領域中需要制定一種積極的保護政策，這種作法似乎是必要的，有時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人們還應在相應的歐洲論壇中討論制定這個領域中的行為指南(還有私人檔案這個更普遍的領域)。意大利最卓越的經濟學家PaoloSylosLabini最近倡導“在歐洲范圍內采取強有力的工業政策”，與之相似，我們可以，也必須號召建立一種關于某個領域的同樣有力的同等政策，這個領域應是在一段時期以來一直被人們看作歐洲歷史資料在國際范圍上最完全的資源之一。
（陳慧涵摘自《外國檔案工作動態》 李紅/譯）
米卡愛拉?普拉卡奇婭
(意大利)
相對來說，歷史學家直到近期才對企業(不論是大型企業，小型企業的還是中型企業)檔案館中保存的檔案表現出興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人們才著手對各國的工業歷史進行系統的重建工作。
由于編史研究的查詢領域不斷擴大，范圍遠遠超出了傳統學院式歷史的范疇，所以這種情況自然而然地導致人們對企業檔案的興趣大大加強，人們的工作重點也隨之集中在了與之相關的必備文獻資源的保管上。
從一開始，這個問題就呈現出一種復雜多樣的特點(此處我單指地理意義上的西歐地區)。實際上，對于東歐國家來說，可以把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企業檔案中保存的資料劃分為國家管理的資料，在西方，這些資料的法律地位根據所涉及的企業類型而大相徑庭，在意大利，這些企業包括完全私有化的公司，完全國有化或部分國有化的公司。
此處，我們先不考慮由于情況多樣性引發的各種問題，與之相比，人們越來越重視充分保護資料的重要性。當前遍及歐洲的愈演愈烈的社會部門私有化的趨勢實際上已經縮小了某個問題的范圍，這個問題是私有企業檔案保護所特有的。我們的同行保拉?塔西尼所做的評論足以簡述意大利在這方面所采取的方法。
恰恰相反，我所關心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個事實上去(盡管這種集中是簡短的)，那就是，從本質上講，這種資料實際上并不僅僅是國家的，特別是關于“短暫的二十世紀”的最后三十年的資料。
此處我們先暫停，考慮一下這些事件的起因。毫無疑問，1989年是可以被看做起分水嶺作用的一年，是政局發生巨變的一年，它標志著二戰結束以來形成的格局向現階段的變革的轉型。
但是，人們一致認為，1989年沒有，并且也不能成為各種人們先前從未注意到的沖突突然暴發的標志，就象人們毫無察覺的地下河突發的緊急情況。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發生的種種事件為冷戰的結束鋪平了道路，并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動蕩。事件的最初起因是東方集團中的有些國家宣布歡迎“東方政策”，繼而西方與這些國家的關系出現了緩和。人們對這期間的細節已經再熟悉不過了，所以此處只需簡述一下當時各國官員們為了滲透和最終打破“鐵幕”采取的一系列謹慎的細小步驟，他們進行的非官方、繼而是官方的訪問、接觸和達成的協議。
這里我們特別關注的一個重點是同樣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那就是“外交人員的外交活動”(如果大家允許我玩弄一下詞匯)是以事先在另一個層次上進行的接觸和達成的協議為前提的，這些接觸和協議為后來雙方的政府人員的活動搭建了舞臺。當然，我指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公司發起的大量的貿易協定，合資企業和投資活動，這些活動的目的就是占領廣大的東方市場。這有點類似于“乒乓外交”，它的實際影響要遠遠大于僅僅在體育比賽上的會面。實際上，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的外交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最初的外貿協定階段；后來的體育比賽階段以及最后對上述步驟的官方政府認可階段。
按照上述觀點，很清楚，形成當前歐洲的政治局勢這個過程的大部分歷史事件，都記錄在企業檔案館的館藏文件中(在意大利，這不僅涉及大型公司，也包括小型和中型企業，特別是在近一個時期)。
我舉幾個例子。菲亞特集團的歷史檔案館是1985年建立的，并于1991年被授權成為一個社會機構。這個檔案館的大量文獻分成18個系列(公司管理，對外關系，產品，設計和技術，購買，貿易等等)，還有有關Togliattigrad創建方面的很多圖像和聲像資料。ENI和ITALGAS的檔案館保存著與前蘇聯和其他國家能源供應協定方面的資料。還有某些企業和銀行的檔案館在開啟與東方關系方面曾經起到過先鋒作用。
正如我們可以看到的，特別針對意大利的概述性、甚至是表面性的調查已經引發了有關上述方面的各種研究主題。如果我們研究最近幾年的情況，不同國家資源之間在企業檔案館部分的聯系變得更為明顯了。盡管一提到企業和市場，在討論中都加入全球化的趨勢已經有些陳腐，但考慮到這些經濟發展狀況對檔案資源的影響，我們還是有必要借鑒這些已經屬于老生常談的詞匯。
現在，談論企業生成的檔案資料的“國家”意義已經不可能了。就像權力分散現象一樣，“后福特”經濟時期的典型的技術發展和低就業率特征在本質上是跨國界的，人們對記錄這些現象的相關文件(案卷)的興趣已經遠遠超出了對文件生成地理區域的興趣。
在這方面，只參考“歐洲范圍”內的企業檔案編史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目前的市場活動范圍根本不是局限在一個大洲之內。對于此處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即企業檔案的保護，在諸多可以選擇的行動方式中，可以優先考慮歐洲范圍內采取的行動。
最近幾年來，為了保護在本國領土上經營的企業的檔案，個別國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措施數量較先前有了成倍的增長。
總體來說，與先前相比，更多的企業家們認識到了保護企業文件的重要性。企業采取的保護政策五花八門：荷蘭對企業檔案進行審查(這是根據對公司、企業和檔案部門進行的問卷調查制定的一份十六冊的目錄)；意大利對某些領域制定了部分指南；法國、英國和德國則試圖采取一些整體保護政策。
各國采取了種種不同的保護方法。在法國，以魯貝為基地建立了一個Centre des archivesdumondedutravail中心，這是一個國家機構，由法國文化部的檔案部設立，中心收集了各個不同部門的資料，包括公司、貿易團體、專業聯合會檔案館及相關個人。與之對照，英國沃里克大學圖書館現代文件中心(這個中心保存有各團體和公司的檔案，提倡本領域的統計數字，并對某些研究提供資助)是由一些相關學術人員發起建立的，目的是確保他們的研究資源的國際水平。這種情況下，依照固有的英國學術傳統，資金主要來自私人捐贈(特別是來自LeverhulmeTrust的捐贈，這是一個支持與檔案有關的研究和計劃的組織)。
從1986年開始，各種德國L?nder發布了一些有關商會檔案的法規。同時，德國還采取一些行動，鼓勵建立檔案基金會，或把二十世紀早期德國商會設立各種檔案館改造成基金會。這些基金會的地點設立在德國主要工業中心，并在很大地域范圍內具有檔案管轄權，包括企業界的當地機構和團體。
意大利最近采取的關于企業檔案管理的做法是以德國的方法為模型的，即設立基金會，目前這種方法的使用只限于倫巴第地區(這是一個工業高度集中的地區)，由商會，當地政府，歐洲貿易聯盟，檔案監督處(這是一個保護非國有檔案的本地檔案管理機構)和Centrosullastoriadell'impresaedell'innovazione(企業與革新歷史中心，這是一個以研究和收集文獻資料為中心任務的私人機構)聯合參與。該基金會的責任應特別包括對經濟檔案的統計(即公司，企業家，專業人員，個人，企業家聯合會，貿易團體，商會等等的檔案)，對瀕臨銷毀的文獻的修復，研究計劃和資源的開發，以及其它促進此類文件保護的作法。
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存在種種不同之處，各國都意識到了檔案遺產的重要性和保護的必要性，這種意識都是相類似的，并且日益加強。
任何情況下不同都是難以避免的，依我的觀點，人們大可不必去消除這些不同。很明顯，無論國籍來源(本文的題目中就是建議借鑒歐洲的網絡)，企業的各種資源之間聯系緊密，相互滲透，并且各國檔案傳統變化所遵循的環境，文化和途徑是如此不同，即使是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成功地進行了機制的轉換，這種作法也不值得提倡。
人們不僅要對文獻在歐洲的“循環”有一個科學的認識，而且應認識到需要有一種通用的保護政策，用以保護和開發企業檔案(此處，這些檔案是同等重要并且是聯成一體的)。如果在這個領域中需要制定一種積極的保護政策，這種作法似乎是必要的，有時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人們還應在相應的歐洲論壇中討論制定這個領域中的行為指南(還有私人檔案這個更普遍的領域)。意大利最卓越的經濟學家PaoloSylosLabini最近倡導“在歐洲范圍內采取強有力的工業政策”，與之相似，我們可以，也必須號召建立一種關于某個領域的同樣有力的同等政策，這個領域應是在一段時期以來一直被人們看作歐洲歷史資料在國際范圍上最完全的資源之一。
（陳慧涵摘自《外國檔案工作動態》 李紅/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