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防止把檔案館的資源變為個人資源”。其一，無庸諱言，拍照復制者大多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學生，史志研究編撰者，以及文史愛好者。而搞學術研究，充分占有與自己研究領域相關資料是必備的條件，利用各種手段收集、保存資料是基礎性工作。真正的學者、研究者、愛好者，一般是不會收集保存與自己學習、工作、興趣無關的資料的。雖然很方便，成本也很低，但畢竟還是需要時間、條件和一定的金錢，如果不是很需要，誰會干于自己無益的事情呢？！如果比一般的復印多復制一些資料，完全正常而且合理，沒有必要大驚小怪；其二，檔案館的資源大多是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為更多的人廣泛使用，合情合理、順理成章。如果檔案館的資源就因此被搬空了，只能說明該館的資源太過貧乏，檔案館面臨著生死存亡；其三，如果真是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允許拍照復制的規定巨量復制檔案，企圖靠全文獨家發布或出賣而牟利，檔案館方面不可能一點都不察覺，完全可以根據國家〈檔案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等規定，追究其法律責任。

    三、“歷來如此，很多館都是這樣”。過去的規定未必就是對的。改革開放不正是要改掉不適應時代發展、不符合群眾需求的制度性障礙么？像這樣缺乏法律依據，道理又講不通，與時代潮流又明顯背離的老規定，早就應該堅決地改掉了。改革總要有人先行，總想等別人先行，本身就存在思想不解放的問題。至于該不該改，重要的是站在信息化的時代，以執政為民、公共服務的理念去審視、去評判，而不是看過去怎么做、人家怎么做。

    檔案不準拍照的規定最早究竟起于何時，恐怕已經很難考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檔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還處于神秘和保密階段，拍攝這種手段還很不普及，公共服務的理念還遠沒有出現。檔案在很大程度上還服務于領導和領導機關，工作查考存史資政是檔案的主要目的。然而，今天的時代已經是信息時代，為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主要職能，政府信息公開是各級政府的責任，關心公共事務、了解公共信息、參與公共管理已經成為時代潮流。特別是隨著數碼相機的普及，復制資料、保存證據已經成為人民群眾日常利用檔案的重要手段。如果我們檔案人仍然堅持不準拍照復制利用檔案的規定，豈不是觀念陳舊、抱殘守缺？！

    總之，禁止拍照復制利用檔案于法無據、于理不合、與時相悖，應該開放了！順便說一句，成都市檔案館已經這樣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