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檔案的編研工作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二史館)是專門收藏民國檔案的國家級歷史檔案館,在收集、保管、整理及對外提供利用民國檔案的同時,二史館還十分重視編研工作。自1951年2月二史館的前身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成立至今,除成立初期將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散存在全國各地的民國檔案并加以整理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外,二史館歷屆領導都將編研出版工作作為館里的一項重要工作。55年來,二史館編輯出版了一大批民國檔案史料及學術著作,贏得了國內外檔案學界和歷史學界的廣泛好評。
一
1951年2月1日,在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的指導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正式成立,其任務是“將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的檔案和國民黨政府遺棄的檔案收集集中起來,加以整理,除提供現在的人民政府各部門調用外,進一步將其中有用的歷史資料整理出來,作為研究中國近代歷史之用”,即承擔民國檔案的收集整理和編纂利用的雙重任務。
南京史料整理處成立伊始,即將其全部精力放在了民國檔案的收集和整理方面,至1955年底,已從全國各地接收了民國檔案150余萬宗,并對其中的100余萬宗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從1956年開始,在繼續接收和整理民國歷史檔案的同時,將編輯民國檔案史料的工作列入了議事日程。1956年3月通過的《關于南京史料整理處12年遠景規劃的意見》,即將開展文獻公布工作和編纂出版業務書籍列入工作計劃之中,計劃從三個方面公布所藏民國歷史文獻:(一)出版定期的文獻叢刊,試辦期間內部發行;(二)不定期的專題長編,即關于一個問題的大型的歷史文獻匯集,可公開發行;(三)不定期的史料叢書,即許多個較小問題的史料單冊,匯成叢書,可公開發行。1956年7月,根據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指示,南京史料整理處根據所藏舊政權檔案開始編輯中國現代政治史檔案資料匯編,并專門成立了現代政治史資料組,下設資料匯編組和大事月表組,分別負責《中國現代政治史檔案資料匯編》和《中國現代史大事月表》的編纂。
《中國現代政治史檔案資料匯編》的選編工作從1956年7月開始,至1960年底全部編選完畢,并打印成油印本。該《匯編》共分四輯:1919—1927年為第一輯,共選編文件1400篇,計300萬字;1927—1937年為第二輯,共選編文件1500篇,計600萬字;1937—1945年為第三輯,共選編文件3200余篇,計900多萬字;1945—1949年為第四輯,共選編檔案文件1000余篇,計400萬字,四輯共收錄檔案文件7000余篇,計約2100萬字,200冊。
《中國現代史大事月表》從1956年開始編寫,至1959年9月完成了報刊資料的編寫,計約520萬字。其后,編寫組又花費了半年時間,對已編寫的大事月表補充檔案資料200余萬字,共計800萬字。
在《中國現代政治史料檔案室資料匯編》初稿完成后,南京史料整理處又著手編輯一套中國現代史史料叢書,即專題資料叢書,計劃選編100—150個專題。該專題資料叢書從1960年開始選編,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已選編的專題檔案資料計有《辛亥革命史料》、《十月革命影響及中蘇關系史料》、《帝國主義盜竊我國文物史料》、《北洋軍閥直皖兩系混戰史料》、《白朗起義史料》、《五四運動史料》、《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華史料》、《濟南慘案史料》、《日寇侵華暴行史料》、《東北抗日義勇軍史料》、《十年內戰時期的民族工業危機史料》、《臺灣“二·二八”運動史料》等40種,還有有關西藏的專題資料。
上述《匯編》、《大事月表》及各專題史料編輯成油印本后,即送交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科學處、國家檔案局審閱,并贈送給部分綜合性高校歷史系,作為中國現代史教學和研究的內部參考。
《中國現代政治史檔案資料匯編》等受到了學術界的熱烈歡迎,但因油印份數太少,不能適應客觀需要,各方面都催促盡快公開出版。為了使這些史料發揮更多的作用,使近代歷史研究工作者得到這些資料,南京史料整理處計劃對上述史料陸續修訂正式出版。為此,史料整理處制定了詳細的修訂原則和出版步驟。
遺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二史館的編研出版工作陷于停頓,上述各項修訂出版計劃未能付諸實施。
二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二史館的各項工作重新走向正軌,中斷長達10年之久的編研工作也開始全面恢復。在編研部門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和全館同志的大力協助下,編研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不完全統計,自1978年起至2005年底止,二史館共編輯出版檔案資料1億余字,影印出版民國檔案圖書資料超過了10億字。
1978年開始恢復編研工作后,二史館領導及編研部門根據館藏歷史檔案的特點和當時史學界的實際需求,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前選編完成的《中國現代政治史檔案資料匯編》和專題檔案史料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1911—1949)、《中華民國史專題檔案資料叢刊》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書》。
為編好《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編者首先依據中華民國史的發展脈絡,制定了編輯大綱,作為選材的線索和編輯分工的依據,同時“依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權按總類結合時間順序分類編排”,將全書分為五輯。而第三輯《北洋政府》、第五輯《南京國民政府》則又各按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經濟、文化、教育等分為若干冊。在檔案文件匯編形成方面,“為保持歷史檔案文件的原來面貌,采用原件匯編的形式,唯將其豎排改為橫排。其所輯錄的檔案文件,除對錯漏的文字加以必要校勘注明外,均按原文照錄,并加以標點;而對一些往來承辦的文件,在‘等因奉此’前復述的文字內容過多重復者,則加以刪略。這樣,既避免了官樣文書的重復內容,又保持了原來文書的形式,以示《匯編》資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經過先后30余位編研人員歷時20余年的辛勤勞動,全書由江蘇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春全部出齊,共90冊,計5000余萬字。《匯編》共分五輯:第一輯《辛亥革命》,共收錄檔案資料192件;第二輯《南京臨時政府》,共收錄檔案文件共有439件;第三輯《北洋政府》,共17冊,1000萬字。第四輯《從廣州軍政府至武漢國民政府》,共有2冊,130余萬字;第五輯《南京國民政府》。該輯又按歷史時期分為第一、二、三編。第一編《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與十年內戰》(1927.4—1937.7),第二編《第二次國共合作與八年抗戰》(1937.7—1945.8),第三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與南京國民政府的覆滅》(1945.8—1949.9),全輯共70冊,4000余萬字。
《中華民國史專題檔案資料叢刊》是為了彌補《匯編》因體例限制而無法將反映某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檔案史料都選編進去,而以專輯的形式出版的專題檔案史料系列叢書,計劃出100種。該叢刊從1978年開始編輯,至2000年已出版有《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善后會議》、《五卅運動和省港罷工》、《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兵變》、《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的民變》、《護國運動》、《直皖戰爭》、《張謇農商總長任職經濟資料選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后五年省情》、《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民國外債檔案史料》、《五二○運動資料》、《五四運動在江蘇》、《北洋陸軍史料》、《中德外交密檔(1927—1947)》、《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等。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書》主要是將館藏檔案資料中獨立成帙的日記、史稿、報告書、調查統計等編輯成書,供研究者利用。原計劃出版百種。20世紀80—90年代,已陸續出版了《馮玉祥日記》、《周佛海日記》、《抗戰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北伐陣中日記》、《蔣介石年譜初稿》等。
上述《匯編》、《叢刊》、《叢書》雖編輯體例、內容不太相同,但又互相補充,共同構成了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的基本內容。
在編輯《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的過程中,鑒于館藏民國時期黨派社團的資料十分豐富,而學術界對此部分資料的需要又十分迫切,因此又增加了一套《民國黨派社團檔案史料叢稿》的編輯計劃,已先后出版了《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民國幫會要錄》等。
在編輯館藏檔案資料的過程中,二史館還根據學術界的需要,以影印的形式,重印了部分民國時期出版的政府公報、報刊及部分較為系統的專題檔案資料,主要有:南京《臨時政府公報》、北洋《政府公報》、《立法院公報》、《國民政府暨總統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報》、《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公報》、《汪偽國民政府公報》、《汪偽政府行政院會議錄》、《中央日報》、《黃埔軍校史稿》、《中央周刊》、《經濟部公報》、《中央時報》、《民國法規集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170冊)、《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立法院會議錄》等等。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世紀末的來臨,人們的懷舊情愫日益強烈,同時,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對大多數非專業研究人員來說,洋洋數十萬言的純文字著作根本無暇翻閱,人們迫切希望能在最快最短的時間內,以更直觀的形式,獲取知識的營養,于是各種以老照片為題材的出版物應運而生并很快獲得了讀者的青睞,二史館典藏的10余萬幅有關民國歷史的照片和圖片,自然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二史館編研人員也順應社會需求,先后編輯出版了《中國近代珍藏圖片庫》(7冊)、《老照片》等圖片集。規模宏大,第一次以歷史圖片形式多方位、全面系統地展示中華民國38年歷史變遷的大型圖片集《中華民國圖錄》,經二史館近30位專業人員歷時三年多的努力,也由團結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該《圖錄》共收錄反映民國時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經濟、中外關系、社會等內容的歷史照片和圖片近30000幅。為了向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及時提供民國檔案資料,1981年春,二史館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聯合創辦了《歷史檔案》雜志,并在雜志上公布兩館所藏檔案文獻。1985年,經國家檔案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二史館獨自創辦了《民國檔案》季刊,專門刊載民國檔案資料及民國史研究論文。該刊現已出版84期,并被確認為全國歷史核心期刊。該刊上已公布了民國檔案資料800萬字,其中絕大部分為二史館館藏檔案資料。
三
在編輯出版檔案史料的同時,二史館同志還充分利用館藏檔案豐富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積極參與歷史特別是民國史的研究,承擔了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參與或獨自撰寫了多部史學論著,發表史學論文數百篇,形成了在國內外具有一定影響的民國史研究群體,為促進民國史研究的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一,承擔了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據統計,從1991年起,由本館研究人員申報的《中國抗戰損失》、《日軍戰犯暴行研究》、《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社會》、《盛世才在新疆》、《民國時期的中德關系》、《民國時期西藏及藏區經濟研究》等項目(由外單位專家領銜、本館部分人員參加的項目不包括在內)經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組織的專家評審,先后被確認為國家社科項目,并獲社科基金資助。這些項目都已完成,并通過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組織的專家的驗收。此外,還有一些項目如《民國檔案與西部開發》被列為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資助項目,《汪偽統治區奴化教育研究》被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列為資助項目。
其二,參與或獨自編撰出版了一批民國史學術專著和工具書。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二史館部分研究人員即與南京大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史學專家合作,撰寫了大陸地區第一部民國通史著作《中華民國史綱》和第一部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殺真相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合作編寫的民國史著作還有《民國社會經濟史》、《蔣介石全傳》、《段祺瑞與皖系軍閥》、《愛國將領馮玉祥》、《南京大屠殺》、《張學良年譜》、《中華民國實錄》、《中外教育交流史》等。由二史館研究人員獨自編著的民國史學術專著則有:《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史》、《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民國黨派社團出版史叢》、《青紅幫秘史》、《友乎?敵乎———德國與中國抗戰》、《抗戰江河掘口秘史》、《中外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盛世才在新疆》、《日本侵華教育全史(華東華中華南卷)》等等。此外,二史館編研人員還利用館藏第一手資料編寫了《民國職官年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史詞典》等民國史工具書。
其三,舉辦、協辦或參加國際國內有關學術研討會,撰寫發表學術論文。1984年,二史館與南京大學等在南京舉辦了首屆中華民國史學術研討會。1987年,二史館主辦并具體承辦了“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內外百余名著名專家學者匯聚南京,進行民國檔案與民國史的學術交流。其后,又協辦了第三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二史館還有數位專家學者應邀赴美、日等國和港臺地區參加有關民國史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在大會上宣讀論文。此外,在國內召開的歷次國際國內有關近代史或民國史研究的重要學術研討會,二史館一般均派學者與會。1978年以來,二史館的編研人員還先后撰寫并發表了數百篇有關民國史的學術論文,并有數十篇文章被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復印資料《中國現代史》全文轉載。
四
綜觀二史館50多年的編研工作,概括起來,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以館藏檔案史料為主,根據社會需求,編輯出版檔案史料,為政治和學術研究服務,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
二史館領導和編研人員深知,作為歷史檔案館,不同于一般歷史研究機構,其編研工作應立足于館藏檔案,充分利用館藏檔案的優勢,根據黨和國家及學術研究的需要,適時選編檔案史料,并開展學術研究。因此除部分合編資料集外,二史館所編資料集的內容均為館藏第一手檔案資料。
同時,在檔案史料的選編上,也堅持為黨和國家大局和學術研究服務的原則。《民國現代政治史檔案資料匯編》即是為了給中央編中共黨史提供反面資料的,其選編的原則是:“(1)揭露舊政權的反動、黑暗、腐敗和倒行逆施的材料;(2)揭露反動統治者內部的派系斗爭和互相攻擊的資料;(3)揭露反動統治者和帝國主義勾結賣國的資料;(4)揭露反動統治者壓榨人民以發展官僚資本的資料;(5)反映人民革命力量的生長與反革命斗爭的資料。”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則是“為了適應中國近現代史的科學研究與教學需要”,同時也是為了響應國家檔案局“工作基礎較好的檔案館,要著手進行檔案史料的編研工作,研究檔案內容,匯編檔案史料,參加編史修志,為歷史研究服務”的號召。
第二,堅持“編研結合,以編為主,以編帶研,以研促編”的工作方針,將編研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
作為歷史檔案館,不同于一般的綜合性或專業性檔案館,要做好檔案工作,就必須熟悉檔案的內容,開展歷史的研究。南京史料整理處第一任處長王可風本人就是一位歷史學家,在領導征集、整理檔案及編纂出版檔案史料等工作之余,還充分利用檔案史料,撰寫學術論文。其后,二史館歷任領導都保持和發揚了這一優良傳統。在參與歷史研究過程中,廣大編研人員加深了對館藏檔案價值的認識,提高了業務水平和學術研究能力,并進一步促進了檔案資料編纂水平的提高。
第三,積極與社會各界合作,將獨自編纂與合作編纂緊密結合起來,以適應社會不同需求。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國范圍修史編志熱潮的興起,二史館利用館藏優勢,充分抓住契機,在編纂《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等工作的同時,與有關學術機構和修志部門聯合編輯出版了一批館藏檔案資料。主要有: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了《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資料選編》(7冊)、《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匯編》、《九世班禪圓寂致祭和十世班禪坐床檔案選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黃慕松、吳忠信、趙守鈺、戴傳賢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康藏糾紛檔案選編》、《亞東關檔案選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西藏和藏事檔案目錄》(上、下冊)、《民國時期西藏及藏區經濟開發建設檔案選編》等;與財政部財政經濟研究所合作編輯出版了《民國外債檔案史料》(共12冊)、《國民政府財政金融稅收檔案史料》等;與中央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檔案資料選編》,已出版有《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日汪的清鄉》、《華北事變》、《東北經濟掠奪》、《華北歷次大慘案》、《汪偽政權》、《華北經濟掠奪》等;與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編輯出版了《臺灣光復檔案》(分為《歷史圖像》和《文獻史料》兩冊);與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合作編纂出版了《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共28冊);等等。
第四,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結合起來,在考慮經濟效益的同時,始終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歷史檔案資料的讀者面相對較小,編研人員花費數年之力編纂完成后,往往不但不能取得經濟效益,出版還得補貼,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檔案館和編研人員編輯出版檔案史料的積極性。二史館領導深知,編纂檔案史料是保存和傳承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作為國家級歷史檔案館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因此在考慮經濟效益的同時,始終將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受到學術界的熱烈歡迎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