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檔案史料的編纂出版為編修清史打下厚實的資料基礎

在我國歷史上，一直有著保存、收集和整理檔案史料的傳統，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留下了為數甚多的檔案史料文獻。包括詔令、奏議、圣訓、實錄、起居注、會典、則例、電報等，有的直接取材于檔案而纂輯，有的是檔案文獻的匯編，原始且可靠，其史料價值同樣是其他文獻資料所無法比擬的。

檔案史料編纂以檔案為依托，對檔案的開發和利用起著重要的作用。檔案史料編纂是對檔案史料內容進行查選、編纂，以出版的形式公布史料。因為檔案史料涉及的范圍很廣，包括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內容，各種典章制度，均括其中。此外，檔案史料目前保存狀況比較分散，需要經過編輯人員辛勤的查找、甄別、整理、考證，之后，將分散在許多全宗案卷內的有關史料集中匯編、選編，由此編纂出版的檔案史料，主題明確，史料翔實，便于查閱，從而有效地為歷史研究和編史修志提供更多有價值的檔案利用。編纂出版的另一重要作用是直接減少檔案原件的磨損，有利于延長檔案的壽命，起到保護檔案的作用，也有利于長期保存，不至失傳。我國古代從唐朝就開始編纂《實錄》，從漢代起就有《起居注》，以后歷代都修，這些檔案資料成為官修正史的主要史料依據。但是它們流傳下來的甚少，只有明、清兩代的尚存于世。這些文獻史料的失傳，主要是被歷代統治者藏于深宮秘而不宣，未加刻印。事實證明，一些檔案文獻史料因編輯成書，刻印出版，像《尚書》、《東西漢詔令》、《唐大詔令》、《宋大詔令》以及各種奏議，而得以流傳，并且為后世編史修志提供了史料參考和憑證。因此，檔案史料的編纂出版與檔案的保管和整理同樣是檔案基礎工作的組成部分，是對檔案精細化的整理，對檔案內在價值的開發，也是長期保護檔案、提供利用的一種有效的方式。

清代檔案史料的編纂出版，是直接服務清史工程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從１９２５年至今，累計出版各類檔案史料１６５部，約４億字，公布檔案史料達６４萬余件，總計１２４０冊。編纂的形式從最早的《掌故叢編》、《史料旬刊》等叢書類型，拓展到系統出版檔案文種類型《中國明代檔案總匯》、《軍機處上諭檔》、《起居注冊》、《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內閣《史書》等。專題史料出版選題更加廣泛，有以反映近代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主題的《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清代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福建上海小刀會檔案史料匯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二次鴉片戰爭》、《義和團檔案匯編》、《辛亥革命》等。

改革開放給檔案史料編纂出版提供了更加廣闊的途徑。從選題到內容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整理方法不斷拓寬，出版形式豐富多樣。不僅有專題史料和系列叢書的出版，也有重要文種檔案史料的系統公布，如配合香港、澳門回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出版了《香港歷史問題檔案圖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近些年來出版了《清代中琉關系檔案》、《英使馬嘠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清代中朝關系檔案匯編》、《清代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明清地震檔案》、《清代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清代媽祖檔案史料匯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清代黑龍江歷史檔案選編》、《清宮秘檔珍集》、《御批真跡選編》等等。滿蒙文檔案也翻譯出版了《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十七世紀蒙文文獻》等史料。這些檔案史料的出版，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清政府在處理國家統一、對外交涉、經濟文化、民族事務、宮廷事務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清代檔案由于歷史的原因，分存大陸、臺灣兩地，臺灣學者陸續整理出版的檔案史料數量也不少。如康雍乾及光緒四朝《宮中檔奏折》，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皇帝的《起居注冊》；專題檔案《海防檔》、《礦物檔》、《中美關系史料》、《清季教務教案檔》、《清代準噶爾史料》、《劉銘傳撫臺前后檔案》、《年羹堯奏折》、《袁世凱奏折專輯》等。

國內一些地方檔案館、圖書館、研究機構也相繼編輯出版了不少清代檔案史料，所有這些已出版和正在編輯中的檔案史料，從不同的方面有效和系統地提供和公布了檔案史料，大大豐富了清史研究的資料，為清史工程的纂修奠定了厚實的資料基礎。但是，這些與清史工程的需要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清代檔案數量巨大，內容豐富，其中許多重要史料尚未深入開發，還遠遠不能滿足纂修清史的需求。圍繞清史編修工程，展開大規模的檔案整理編纂成為保證清史纂修質量的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