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編研成果形式

回顧歷史，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中國古代社會沒有創造出“編研”這樣一個詞匯，卻已經擁有了門類大致齊備的編研成果，上述抄纂、編述、著作三類成果可以說古已有之。

不少中國檔案史和檔案編研學的著作都認為，孔子編訂六經開創了中國檔案文獻編纂的先河。特別是《尚書》，更被公認為典型的抄纂型成果。自漢之后的歷朝歷代，編修各皇帝圣訓、王朝律令、大臣奏議等等，堪稱綿延不絕。它們都可以歸入抄纂型編研成果之列。

孔子對編研工作的另一大貢獻是開創了編述型成果的編撰。《春秋》的內容出自檔案，但經過孔子的筆削加工，不可能是原文照錄，故而有所謂“春秋筆法”一說，大可視同今日檔案人員十分熟悉的大事記。縱觀中國歷史，與《春秋》相仿，源于檔案的史籍，如帝王實錄，王朝的政記、會要、典章，還有成千上萬的各種方志，所在多多。它們莫不是源于檔案，而又以不同于檔案的面目出現在讀者面前，都可以將之歸入編述型成果的龐大家族之中。

著作型成果也代有所出。一部《春秋》，被人嘲作“爛斷朝報”，沒有《左傳》為它作注解說明原委，一般人無法卒讀。《左傳》作者左丘明是一位史官，他有條件接觸檔案，故能為《春秋》作注解。《左傳》完全有資格被稱為著作型編研成果。人們所熟知的司馬遷和他的《史記》，與《左傳》相比還只是后學。延至后世的官修史書，無不借重于檔案，無不含有檔案人員的辛勞，因此，把它們看作著作型編研成果，也有一定的理由。

中國古代以檔案為主要來源的抄纂、編述、著作等多種形式的編研成果，可以說相當豐富。它們至今對豐富編研形式，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進入近代社會之后情況有所變化。特別從２０世紀初到五六十年代，檔案編研工作中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各種檔案文獻匯編層出不窮，而其他形式的編研成果相對較少。從學界前輩，如劉鶚編《鐵云藏龜》，羅振玉編《殷墟書契》，王國維編《流沙墜簡》，到一些學者從國外抄錄檔案資料，如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王重民編《敦煌曲子詞集》和《敦煌變文集》，盡管各書內容不同，編者的目的、價值觀等也有明顯區別，但形式上都可歸之于抄纂一類。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史學會編了包括１１個專題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前身南京史料整理處開始編纂《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一個是聚集了眾多史學大師的全國性學術團體，一個是后來在檔案界有著廣泛影響的權威機構，都加入了匯編檔案的行列。現在回顧這六十來年許多人稱之為編研成果的那些作品，給人以一個相當強烈印象的，似乎編研就是抄纂，就是檔案匯編的代名詞。

這個現象，不能用“好”還是“不好”作絕對的評價。它有貢獻，確實讓人們感到檔案是十分重要的材料，引導人們重視檔案。它還形成了一批豐碩的成果，實實在在地嘉惠后人，證明了“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單從檔案編研學的角度來看，它也帶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匯編檔案文獻的高潮，所蘊含的經驗也是豐富的，值得認真加以總結。然而，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這個高潮讓人感到興奮之余，不能不想到歷史上形式多樣的編研成果這時候到哪里去了，這些作品雖然大量來源于檔案，但檔案工作者的身影卻很少見到。

在近代中國，大概只有１９２５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可以具有檔案館的資格，繼起的檔案館要一直到５０年代才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檔案工作者的缺位自然是不難理解的。如果再來考察一下中國檔案工作的歷史，更能看到這種情況同長期以來檔案人員地位低下有關。殷周以降，檔案工作和檔案工作者日趨邊緣化。殷商掌管檔案的巫和史，就是參與或者說是決定軍國機要的重臣。但以后每況愈下，至有清一代，檔案實際上被不入流的書吏掌控。所以到２０世紀開始之際，檔案人員已經沒有能力來發揮檔案所應具有的資政、存史、教化諸功能。這副擔子不能不讓別人來挑，讓本來沒有檔案工作背景的一些學者來完成。

羅振玉以下各人能夠在抄纂方面異軍突起，也不是偶然的。他們是學者，懂得資料對于學術研究的價值，懂得檔案的價值，也有能力體現檔案的價值。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作為學者的他們，只可能從自身的學術背景出發，利用檔案來推進自身的學術研究。因此，不能希望他們能提供形式多樣的編研成果，那不是他們的工作。而現在把他們的抄纂成果算在檔案編研的頭上，多少有點“掠人之美”的意味。還應該看到，他們大多為一代宗師，影響極大。宗師倡導于前，景從者響應于后，必然蔚成風氣，２０世紀的大半時間里抄纂盛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個因素可能也有影響。新中國建立后，蘇聯專家來華教授檔案學的課程里包括文獻公布學，這門課程成為日后檔案文獻編纂學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且，一批抄纂工作者也加入了研究抄纂理論的隊伍，以至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既有成果顯赫的實踐，又有來頭頗大的理論，抄纂的地位自然得到加強。在這種形勢下，提出“編研”這個概念，實在是需要勇氣的。而且這樣的探索，一直到８０年代才在全國范圍內得到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