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歷史和政治原因，中歐地區各國的疆界不斷變更，加上戰事頻繁，流亡難民眾多，造成大量歷史檔案散失。本文作者丹尼爾森（Elena S. Danielson）通過列舉典型案例，從散失檔案的來源、法律、道德、語言、民族等角度對散失檔案進行了具體分析，闡述了利用是判斷散失檔案歸屬問題的重要標準，以及如何管理聯合文化遺產的一般性原則。
擁有大量的政治難民已成為現代歷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流亡者”的英文縮寫“DP”因此也被廣泛地傳播和認知。戰爭中，“流亡者”攜帶著不完整的檔案，背井離鄉，來到遙遠的地方。當苦心建立的家園無處藏身，生活受到威脅，這些記錄著歷史的檔案碎片只能被藏在口袋里，或是縫在大衣襯里中。因此，與流亡者一起流失的除了流亡者本人，還有散失的文化和散失的檔案。
關于中歐檔案的散失問題比較復雜，有其深厚的歷史和政治原因。近150多年以來，除了人口和檔案的流動，中歐地理疆域的法律界定也頻繁地變更著，德國、波蘭和奧地利彼此之間國界的劃分非常不明確。事實上，自1900年機械化武器成為戰爭工具以來，這些中歐古老民族的政治沖突就一直在加劇。隨著國家的分裂和重建，檔案的標記和身份也隨著流亡者身份的消失而變得模糊。散失檔案訴求的逐年增多，使我們有必要關注它們散失的過程，并對每個案例留下的蛛絲馬跡作進一步的分析和鑒定，特別是這些檔案文件的來源、歸屬、利用問題確實值得我們仔細地研究。
中歐民族眾多，各國疆界頻繁變更，這些都為檔案的散失提供了客觀條件和環境。散失的檔案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記憶，而這些記憶正是政府檔案中遺漏的記錄。檔案對勝利者來說可以作為戰利品或是戰爭賠償，但對于失敗者來說，它們卻是那個失去的世界的遺物和證明。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被譽為“銀色法典”的世界著名“銀色圣經”的復雜來源。這部誕生于公元520年拉文納（現意大利東北部港口小鎮）的手稿，用金色和銀色的字體，將《圣經》中福音的四個篇章抄寫在紫色的羊皮紙上，所使用的是一種已經消失的古代歐洲語言----哥特語。“銀色圣經”裝在一個做工考究、設計精美的純銀盒子里，原本共有336頁，現尚存188頁，除1頁在德國被發現外，其余現均保存于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內，是世界珍貴的文化遺產。
“銀色圣經”最早被發現于16世紀德國西部魯爾的一個修道院圖書館，后來成為魯道夫二世的私有財產，存放于原本歸屬德國的布拉格（現捷克首都）圖書館。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的最后一年，瑞典占領了布拉格，“銀色圣經”被作為戰利品落入瑞典王朝手中，并藏于位于斯德哥爾摩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圖書館中。1654年女王退位后，被荷蘭籍學者、圖書管理員艾薩克得到，并帶回荷蘭。1662年，瑞典馬格納斯伯爵又從艾薩克手中買回“銀色圣經”，并于1669年贈送給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1995年，“銀色圣經”的其中一部分被偷走，但幸運的是一個月后它們又失而復得了。偷竊事件促使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采用了更先進的安全保護設備和措施。如今，在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里有關于“銀色圣經”的詳細介紹，它的數字化全文目錄可供利用者在網上查閱。
認真審視這部手稿的復雜來源，我們可以發現它曾經被偷盜過，被運輸過，被買賣過，甚至險些遭遇海難，但是它依然頑強地存在了1500年，被稱為最古老的活著的手稿。有趣的是，在這個案例中，“銀色圣經”的創始人----當時居住在拉文納的哥特人是史前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現瑞典等北歐國家所在地）移居到黑海的一支部落。因此，從道德的角度看，“銀色圣經”收藏于瑞典應該是最終回到了民族之根的故鄉。魯道夫二世當時得到它時是支付了費用的還是別人捐贈的我們不得而知。“銀色圣經”在拉文納誕生后的1000年中，其中許多書頁丟失了，他們究竟是被買走了，遺失了還是被偷走了，我們也不能確定。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最終它是被購買后作為禮物贈送給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的。因此，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是這部手稿目前最具有法律依據的所有人。
圍繞著“銀色圣經”的歸屬問題存在著許多爭論。比如：手稿是否應該屬于今天的羅馬尼亞，因為哥特文的翻譯原本誕生于羅馬尼亞；手稿是否應該屬于今天的意大利，因為只有在意大利才使用羊皮紙抄寫；手稿是否屬于今天的德國，因為手稿最初是由德國修道士保存的；或者手稿本就應該屬于現在的主人瑞典，因為哥特語是古代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人的語言。每一種意見似乎都有對自己有利的依據。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不僅采用了先進的安保設備將此稀世珍寶陳列展覽，而且為廣大學者和公眾提供利用，也許這才是保存這部珍貴手稿的最好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銀色圣經”是整個歐洲的文化遺產，而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滿足了眾所周知的要求----提供利用。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柏林文件中心。關于德國納粹組織的檔案一直保存在柏林文件中心，但在1990年聯邦德國成立以前它們一直由美國掌控。就是說，檔案雖然保存在原地，但所有權變更了。而美國人的監管顯然很糟糕，一些敏感檔案被偷走了，落入了個人手中。冷戰使檔案的轉讓受到限制，冷戰過后，當聯邦德國找到這些檔案的目錄時，它們的縮微膠片及其復制品也出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里。但在德國，由于受私人財產法的嚴格限制，私人檔案可以委托政府管理，但所有權屬于檔案所有人或繼承人，因此公眾還是很難看到這些檔案。
散失的檔案總帶著檔案形成國家的文化印記，特別是它使用的語言。由于歷史上的原因，愛沙尼亞在17世紀中葉被瑞典占領長達60多年。近年來，一些在瑞典形成、流失在外的愛沙尼亞文化名流的各種檔案都“回到”了愛沙尼亞國家檔案館。這些檔案雖然是在瑞典形成的，但卻被國家檔案館認為是愛沙尼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今天，愛沙尼亞的一個州仍然深深地保留著這位鄰邦國家的文化影子和文化韻味，這些檔案反映了愛沙尼亞人的軌跡。和德語、法語不同的是，很少有除了愛沙尼亞人以外的人掌握這門語言，這些檔案的大部分利用者都在國內。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檔案是回到了真正的故鄉，它們的回歸是愛沙尼亞國家檔案館和旅居國外的愛沙尼亞人達成的廣泛共識。
這里還有一個相反的例子。對于德國和波蘭猶太人的私人檔案，有些人一直反對還給自己的母語國家。他們寧可委托一些專門收集猶太人檔案的機構保管這些檔案，例如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或以色列的VadYashem博物館。
在關注私人檔案時，以上這兩個看似結果不同的例子，其實都說明了一個普遍趨勢：二戰以后，許多私人檔案的所有權已經變更，但它們真正的主人對它們的興趣卻與日俱增，不管它們是否保存在自己的母語國家。
在中歐地區散失的檔案中，有許多檔案涉及到多個國家或多個單體，我們稱它們“聯合文化遺產”。在“聯合文化遺產”的管理問題上，誰是最適當的保管人是爭論的關鍵。讓我們來看一個案例----眾所周知的“自由歐洲電臺”。“自由歐洲電臺”1949年建立于德國慕尼黑，冷戰期間曾對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進行廣播。它的廣播稿由當地的流亡僑民用不同國家的語言撰寫，以達到通過廣播讓中歐和東歐國家建立對話的目的。冷戰結束后，廣播日漸減少，怎樣保管數量巨大的卡帶和廣播稿成為一個討論的話題。有人建議將這些卡帶和文件“還”給各廣播目標國。比如，對匈牙利臺廣播的稿件就請布達佩斯拿走。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必定使國際電臺的角色變得支離破碎。保存完整的電臺檔案有利于今后研究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政策導向對電臺的影響。從最初在慕尼黑建臺，到后來遷至布拉格，曾經有來自12個國家數以千計的人為這個美國建立的電臺工作過，他們處理過的稿件和做過的采訪都是電臺最原始的工作軌跡。如果把這些不同國家的記錄放在一起保管，將為更好地收集冷戰期間的散失檔案積累寶貴的經驗。這應該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工作。
我們再來看一個關于“聯合文化遺產”的案例。20世紀，難以計數的難民和移民對所在國家的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雖然他們都是個體，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使他們產生的檔案有著共同點。這里有三個偉大的思想者：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1899年生于奧地利維也納----1992年死于德國弗萊堡），哲學家沃格林（1901年生于德國科隆----1985年死于美國斯坦福），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1902年生于奧地利維也納----1994年死于英國克羅伊登）。這三位著名人物都來自維也納，后都因“二戰”離開奧地利；他們的著作都在奧地利以外的國家完成；他們都不背叛自己的國家，但在去世前都再也沒有回歸祖國；哈耶克和波普爾都加入了英國國籍，沃格林加入了美國國籍；哈耶克出生于維也納的貴族家庭，但死于貧民社會。波普爾出生于貧困的猶太家庭，死時已是英國爵士；最有政治影響力的是哈耶克，他的經濟政策一直左右著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他的觀點產生于維也納大學但卻在倫敦大學開花結果，最后在芝家哥大學建立了自己的經濟理論。這三位學者都任教于大學，都在德國出版了英語著作，這些著作最后都被翻譯成了各種語言。以上這些使我們有理由將他們的檔案組成一個聯合文化遺產。
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以征集個人檔案的名義，與三位哲學家簽訂了協議，并把他們的檔案放在同一個閱覽室中供學者研究，因為檔案館認為這些檔案是一個整體，把它們分開是不合理的。例如，波普爾和哈耶克從還都是無名小卒時就開始通信，直到成為名人共通信50多年。雙方的信件從一開始就被放在一起，無法拆開。我們也發現，這三位奧地利名人都堅持要在協議中注明，他們的個人檔案交由檔案館寄存并管理，檔案的縮微膠片和復制品可提供利用。如今這些都做到了。哈耶克還授權北卡羅利納州大學為他著作縮微膠片的版權所有人。波普爾的個人檔案有三套縮微膠片，分別存放在奧地利克拉根福大學、新西蘭坎特伯累教會大學和倫敦經濟大學圖書館。沃格林把他的檔案縮微膠片拷貝成7套，2套贈送給歐洲（分別存放在英國2所大學），還有5套贈送給美國（分別存放在5所大學），以供更多的人利用。此外，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在贊助人的支持下，將三位哲學家的館藏放在加利福尼亞州檔案館的網站上，并與一些國際相關網站鏈接。私人檔案所有權的內涵在這三位歐洲哲人身上得到了補充。他們在強調個人權利的同時，也認識到應該通過縮微膠片的形式與他人分享他們的成果。
目前，檔案原件的散失仍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以上這些案例都說明了中歐地區檔案原件身份的復雜性，它們引起我們的思考。解決檔案散失的問題除了要從法律的角度去考慮，還要兼顧道德和民族利益的因素。在對散失檔案的歸屬問題進行評判時，我們應對每一件檔案進行獨立判斷，重新鑒定和權衡所有與之相關的事實。而對于“聯合文化遺產”，是否能被更多人利用是一個重要的標準。散失的檔案和流亡的人一樣，都具有獨立的身份，它們需要有一個最適合它們的地方來對它們進行管理。有效的管理是防止檔案散失的根本方法。
（忻思佳編譯自《逗號》2004年3、4期）
擁有大量的政治難民已成為現代歷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流亡者”的英文縮寫“DP”因此也被廣泛地傳播和認知。戰爭中，“流亡者”攜帶著不完整的檔案，背井離鄉，來到遙遠的地方。當苦心建立的家園無處藏身，生活受到威脅，這些記錄著歷史的檔案碎片只能被藏在口袋里，或是縫在大衣襯里中。因此，與流亡者一起流失的除了流亡者本人，還有散失的文化和散失的檔案。
關于中歐檔案的散失問題比較復雜，有其深厚的歷史和政治原因。近150多年以來，除了人口和檔案的流動，中歐地理疆域的法律界定也頻繁地變更著，德國、波蘭和奧地利彼此之間國界的劃分非常不明確。事實上，自1900年機械化武器成為戰爭工具以來，這些中歐古老民族的政治沖突就一直在加劇。隨著國家的分裂和重建，檔案的標記和身份也隨著流亡者身份的消失而變得模糊。散失檔案訴求的逐年增多，使我們有必要關注它們散失的過程，并對每個案例留下的蛛絲馬跡作進一步的分析和鑒定，特別是這些檔案文件的來源、歸屬、利用問題確實值得我們仔細地研究。
中歐民族眾多，各國疆界頻繁變更，這些都為檔案的散失提供了客觀條件和環境。散失的檔案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記憶，而這些記憶正是政府檔案中遺漏的記錄。檔案對勝利者來說可以作為戰利品或是戰爭賠償，但對于失敗者來說，它們卻是那個失去的世界的遺物和證明。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被譽為“銀色法典”的世界著名“銀色圣經”的復雜來源。這部誕生于公元520年拉文納（現意大利東北部港口小鎮）的手稿，用金色和銀色的字體，將《圣經》中福音的四個篇章抄寫在紫色的羊皮紙上，所使用的是一種已經消失的古代歐洲語言----哥特語。“銀色圣經”裝在一個做工考究、設計精美的純銀盒子里，原本共有336頁，現尚存188頁，除1頁在德國被發現外，其余現均保存于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內，是世界珍貴的文化遺產。
“銀色圣經”最早被發現于16世紀德國西部魯爾的一個修道院圖書館，后來成為魯道夫二世的私有財產，存放于原本歸屬德國的布拉格（現捷克首都）圖書館。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的最后一年，瑞典占領了布拉格，“銀色圣經”被作為戰利品落入瑞典王朝手中，并藏于位于斯德哥爾摩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圖書館中。1654年女王退位后，被荷蘭籍學者、圖書管理員艾薩克得到，并帶回荷蘭。1662年，瑞典馬格納斯伯爵又從艾薩克手中買回“銀色圣經”，并于1669年贈送給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1995年，“銀色圣經”的其中一部分被偷走，但幸運的是一個月后它們又失而復得了。偷竊事件促使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采用了更先進的安全保護設備和措施。如今，在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里有關于“銀色圣經”的詳細介紹，它的數字化全文目錄可供利用者在網上查閱。
認真審視這部手稿的復雜來源，我們可以發現它曾經被偷盜過，被運輸過，被買賣過，甚至險些遭遇海難，但是它依然頑強地存在了1500年，被稱為最古老的活著的手稿。有趣的是，在這個案例中，“銀色圣經”的創始人----當時居住在拉文納的哥特人是史前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現瑞典等北歐國家所在地）移居到黑海的一支部落。因此，從道德的角度看，“銀色圣經”收藏于瑞典應該是最終回到了民族之根的故鄉。魯道夫二世當時得到它時是支付了費用的還是別人捐贈的我們不得而知。“銀色圣經”在拉文納誕生后的1000年中，其中許多書頁丟失了，他們究竟是被買走了，遺失了還是被偷走了，我們也不能確定。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最終它是被購買后作為禮物贈送給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的。因此，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是這部手稿目前最具有法律依據的所有人。
圍繞著“銀色圣經”的歸屬問題存在著許多爭論。比如：手稿是否應該屬于今天的羅馬尼亞，因為哥特文的翻譯原本誕生于羅馬尼亞；手稿是否應該屬于今天的意大利，因為只有在意大利才使用羊皮紙抄寫；手稿是否屬于今天的德國，因為手稿最初是由德國修道士保存的；或者手稿本就應該屬于現在的主人瑞典，因為哥特語是古代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人的語言。每一種意見似乎都有對自己有利的依據。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不僅采用了先進的安保設備將此稀世珍寶陳列展覽，而且為廣大學者和公眾提供利用，也許這才是保存這部珍貴手稿的最好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銀色圣經”是整個歐洲的文化遺產，而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滿足了眾所周知的要求----提供利用。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柏林文件中心。關于德國納粹組織的檔案一直保存在柏林文件中心，但在1990年聯邦德國成立以前它們一直由美國掌控。就是說，檔案雖然保存在原地，但所有權變更了。而美國人的監管顯然很糟糕，一些敏感檔案被偷走了，落入了個人手中。冷戰使檔案的轉讓受到限制，冷戰過后，當聯邦德國找到這些檔案的目錄時，它們的縮微膠片及其復制品也出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里。但在德國，由于受私人財產法的嚴格限制，私人檔案可以委托政府管理，但所有權屬于檔案所有人或繼承人，因此公眾還是很難看到這些檔案。
散失的檔案總帶著檔案形成國家的文化印記，特別是它使用的語言。由于歷史上的原因，愛沙尼亞在17世紀中葉被瑞典占領長達60多年。近年來，一些在瑞典形成、流失在外的愛沙尼亞文化名流的各種檔案都“回到”了愛沙尼亞國家檔案館。這些檔案雖然是在瑞典形成的，但卻被國家檔案館認為是愛沙尼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今天，愛沙尼亞的一個州仍然深深地保留著這位鄰邦國家的文化影子和文化韻味，這些檔案反映了愛沙尼亞人的軌跡。和德語、法語不同的是，很少有除了愛沙尼亞人以外的人掌握這門語言，這些檔案的大部分利用者都在國內。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檔案是回到了真正的故鄉，它們的回歸是愛沙尼亞國家檔案館和旅居國外的愛沙尼亞人達成的廣泛共識。
這里還有一個相反的例子。對于德國和波蘭猶太人的私人檔案，有些人一直反對還給自己的母語國家。他們寧可委托一些專門收集猶太人檔案的機構保管這些檔案，例如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或以色列的VadYashem博物館。
在關注私人檔案時，以上這兩個看似結果不同的例子，其實都說明了一個普遍趨勢：二戰以后，許多私人檔案的所有權已經變更，但它們真正的主人對它們的興趣卻與日俱增，不管它們是否保存在自己的母語國家。
在中歐地區散失的檔案中，有許多檔案涉及到多個國家或多個單體，我們稱它們“聯合文化遺產”。在“聯合文化遺產”的管理問題上，誰是最適當的保管人是爭論的關鍵。讓我們來看一個案例----眾所周知的“自由歐洲電臺”。“自由歐洲電臺”1949年建立于德國慕尼黑，冷戰期間曾對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進行廣播。它的廣播稿由當地的流亡僑民用不同國家的語言撰寫，以達到通過廣播讓中歐和東歐國家建立對話的目的。冷戰結束后，廣播日漸減少，怎樣保管數量巨大的卡帶和廣播稿成為一個討論的話題。有人建議將這些卡帶和文件“還”給各廣播目標國。比如，對匈牙利臺廣播的稿件就請布達佩斯拿走。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必定使國際電臺的角色變得支離破碎。保存完整的電臺檔案有利于今后研究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政策導向對電臺的影響。從最初在慕尼黑建臺，到后來遷至布拉格，曾經有來自12個國家數以千計的人為這個美國建立的電臺工作過，他們處理過的稿件和做過的采訪都是電臺最原始的工作軌跡。如果把這些不同國家的記錄放在一起保管，將為更好地收集冷戰期間的散失檔案積累寶貴的經驗。這應該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工作。
我們再來看一個關于“聯合文化遺產”的案例。20世紀，難以計數的難民和移民對所在國家的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雖然他們都是個體，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使他們產生的檔案有著共同點。這里有三個偉大的思想者：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1899年生于奧地利維也納----1992年死于德國弗萊堡），哲學家沃格林（1901年生于德國科隆----1985年死于美國斯坦福），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1902年生于奧地利維也納----1994年死于英國克羅伊登）。這三位著名人物都來自維也納，后都因“二戰”離開奧地利；他們的著作都在奧地利以外的國家完成；他們都不背叛自己的國家，但在去世前都再也沒有回歸祖國；哈耶克和波普爾都加入了英國國籍，沃格林加入了美國國籍；哈耶克出生于維也納的貴族家庭，但死于貧民社會。波普爾出生于貧困的猶太家庭，死時已是英國爵士；最有政治影響力的是哈耶克，他的經濟政策一直左右著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他的觀點產生于維也納大學但卻在倫敦大學開花結果，最后在芝家哥大學建立了自己的經濟理論。這三位學者都任教于大學，都在德國出版了英語著作，這些著作最后都被翻譯成了各種語言。以上這些使我們有理由將他們的檔案組成一個聯合文化遺產。
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以征集個人檔案的名義，與三位哲學家簽訂了協議，并把他們的檔案放在同一個閱覽室中供學者研究，因為檔案館認為這些檔案是一個整體，把它們分開是不合理的。例如，波普爾和哈耶克從還都是無名小卒時就開始通信，直到成為名人共通信50多年。雙方的信件從一開始就被放在一起，無法拆開。我們也發現，這三位奧地利名人都堅持要在協議中注明，他們的個人檔案交由檔案館寄存并管理，檔案的縮微膠片和復制品可提供利用。如今這些都做到了。哈耶克還授權北卡羅利納州大學為他著作縮微膠片的版權所有人。波普爾的個人檔案有三套縮微膠片，分別存放在奧地利克拉根福大學、新西蘭坎特伯累教會大學和倫敦經濟大學圖書館。沃格林把他的檔案縮微膠片拷貝成7套，2套贈送給歐洲（分別存放在英國2所大學），還有5套贈送給美國（分別存放在5所大學），以供更多的人利用。此外，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在贊助人的支持下，將三位哲學家的館藏放在加利福尼亞州檔案館的網站上，并與一些國際相關網站鏈接。私人檔案所有權的內涵在這三位歐洲哲人身上得到了補充。他們在強調個人權利的同時，也認識到應該通過縮微膠片的形式與他人分享他們的成果。
目前，檔案原件的散失仍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以上這些案例都說明了中歐地區檔案原件身份的復雜性，它們引起我們的思考。解決檔案散失的問題除了要從法律的角度去考慮，還要兼顧道德和民族利益的因素。在對散失檔案的歸屬問題進行評判時，我們應對每一件檔案進行獨立判斷，重新鑒定和權衡所有與之相關的事實。而對于“聯合文化遺產”，是否能被更多人利用是一個重要的標準。散失的檔案和流亡的人一樣，都具有獨立的身份，它們需要有一個最適合它們的地方來對它們進行管理。有效的管理是防止檔案散失的根本方法。
（忻思佳編譯自《逗號》2004年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