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檔案學研究的社會化，是指檔案學研究要立足于社會實踐，而不是遠離社會實踐；檔案學研究應該具有社會效益，而不應該是有投入沒有產出的無效勞動；檔案學研究的成果應當為社會所接受、所需要，而不是為社會所漠視、所排斥。“社會化”在本質上是檔案學理論的實踐化，是檔案學理論在實踐中所獲得的意義和價值。檔案學研究的社會化表現在檔案學研究主體、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等多個層面。
一、檔案學研究主體的社會化
檔案學研究主體的“社會化”，指所有的檔案工作者及有關人士關注檔案學、研究檔案學，使檔案學研究實現大眾化。具體要求注重研究者的個體勞動與團隊協同攻關的結合，注重理論工作者同實際工作者的互動作用。
檔案學首先應該是群眾科學，只有這樣才能夯實發展的根基。我國現有專職研究人員估計在150人以上，院校檔案專業中教授、副教授、講師有400余人，檔案專業實際從事一定業務研究的人員約4500人以上。以上三項人員合計，檔案學專兼職研究人員約在5000人左右。⑴按1999年底全國3733個檔案館平均計算，每個館從事檔案學研究的人員只有一個多一點。可見，檔案學研究的群眾性、普及化明顯不足。并且，實踐工作者往往只是對本地區、本部門檔案工作的總結或“解釋自己已經確定和實施的實際主張”⑵，很少做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相反，專職研究人員容易走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理論的研究之路，為保持理論的相對獨立性而滑向脫離實際的岔道。只有當實踐工作者真正進入檔案學研究的“殿堂”，和專職理論工作者?起都來關注、研究檔案學時，才能揚其所長、避其所短，實現二者優勢互補。這樣形成的理論才會與實踐緊密相聯，能夠真正解釋實踐中的現象，解決實踐中的問題。因此，應當鼓勵盡可能多的檔案界人土參與檔案學研究，為檔案學的發展貢獻力量，在更大范圍內開展不同學術觀點的交流、碰撞、批評與爭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異，最終形成科學的檔案學理論。
二、檔案學研究方式的社會化
檔案學研究方式的“社會化”，包含多方面的內容，主要指實現檔案學的開放式、集約化和綜合性研究。首先，檔案學研究要向開放式發展。檔案學研究需要一個繼承與創新的過程，這個過程的連續必然要與外界保持交流，必須要開放。沒有開放，過程將因封閉而中斷，從而停頓于一個較低的水平上。美國社會學教授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一書中呼吁，要“打破現有的學科結構”，開展對“社會科學的目前狀況和未來前景的思考”⑶。面對這一呼吁，檔案人是否應當思考，我們構建的學科結構、學科體系和研究方法，是否制約了檔案學的開放?是否影響了檔案學與其他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之間的相互開放?正如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所說：“科學的理論結構是永遠不會完全封閉的，科學上各方面總是開放的，并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只有用動態和發展的觀點來看待科學發展的思想基礎，才能不斷提出新的理論，推動科學不斷前進。”⑷中國的檔案學不應限于教室里和書齋中，不應受制于已有的理論框架與體系，而應大膽采取吸收、引進、消化、滲透、移植等手段，充實與強化檔案學學科自身的內涵，實現“變內向性的學科成為內外兼向性的學科”⑸。T?庫克也深刻指出，“檔案人員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封閉在專業的狹小圈子里，有時檔案人員必須超越‘世俗’和現實，探討檔案規則，拋棄已公認的常識，打破人為障礙和界限。”⑹檔案學研究應力求打破專業界限，致力于讓社會各界都能理解、接受和承認檔案學，使檔案學在學科林中找到自己應有的位置。如，合理運用哲學、社會學、創造學、數學以及新舊“三論”等科學成果，加強檔案學學科的自身建設，解決檔案學理論的熱點、難點與新課題；引進先進的科學理論與手段，解決新型載體材料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鑒定與利用等問題。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科學的檔案學理論及其體系。
其次，檔案學研究要向集約化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檔案學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課題的計劃、組織方面，總體來講，還處在較為分散和自發的狀態。由于缺乏有效的組織和集中研究力量攻關，一些重大課題的研究顯得薄弱和后勁不足，而?些‘時髦’課題，往往出現重復現象，或一些課題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約和影響了檔案學術的水平和質量。”⑺可見，單兵作戰、家庭作坊式的粗放型、分散式研究模式對檔案學研究造成了諸多的負面影響。為了改變這一落后的狀況，檔案學研究必須走集約化的研究之路，探求具有規模效率的集約化研究模式。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實質是“充分開發和利用檔案科研資源，減少各種人、財、物投入的損耗，增加檔案科研成果的產出，在國家和社會等方面對檔案科研資源投放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實現其最佳配置。”⑻集約化對檔案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各科研部門及研究者樹立全局觀念，打破地區、部門、行業甚至專業界限，廣泛開展學術交流與科研。其二，以實踐的需求和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為價值取向對檔案科研資源進行人為理性配置。其三，對檔案科研實行宏觀控制、微觀搞活的管理體制，以實現宏觀科研資源配置最佳化與微觀科研開發創新的效率化。
再次，檔案學研究要向綜合性發展。當前，社會科學一方面高度分化，許多分支學科不斷分解、分化出來；另一方面又高度綜合，許多橫向學科、交叉學科大量涌現。具體到檔案學，就分化而言，在原有“檔案管理學”的基礎上分化出檔案分類學、檔案鑒定學、檔案統計學及檔案利用學等分支學科；就綜合而言，檔案哲學、檔案社會學、檔案法學、檔案行政管理學相繼產生；實踐的發展使得檔案心理學、檔案經濟學、電子檔案工程學也初露端倪。分化與綜合產生的分支學科反映了檔案學研究對象(或問題)的復雜性與多變性，面對復雜多變的對象(或問題)，單靠傳統的單一學科或幾個學科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檔案學諸分支學科和相關學科形成的學科群聯合攻關。如InterPARES就“涉及檔案科學、古文書學、憑證及版權法、計算機科學、計算機工程技術、歷史、存儲介質的化學性質、法律制裁”⑼等學科領域。從檔案學發展的歷史來看，檔案學的理論基礎產生時就不同程度地構架于政治學、行政學、組織學、管理學等基礎學科的原理之上。”⑽21世紀的檔案學研究則更需要突破學科的限制，開展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主動吸收相關學科中有益的理論、原則、方法和手段，以促進檔案學的發展。
三、檔案學研究成果的社會化
檔案學有著很強的實踐性，檔案學研究人員需要有一個深入、了解、認識檔案工作實踐的過程。只有到社會檔案工作實踐中去，運用自己的理論研究成果去指導檔案工作實踐并受其檢驗，才能真正實現研究成果為社會服務，從而實現檔案學理論研究與檔案工作實踐的緊密結合。
長期以來，由于檔案學理論研究的價值是通過研究者的專著出版、論文發表來體現的，造成許多情況下都是遵循著“寫文章?發文章?拿稿費?計成果?評職稱”的軌跡運行，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這是一種認識誤區，從而造成行為的誤區。檔案學研究的根本目的不能單純理解為在國家一級刊物上發表論文，或出版專著。檔案學理論研究的真正價值在于對社會檔案現象及規律的揭示，運用它開拓創新的研究成果，對檔案工作實踐乃至人類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如果忽略了檔案學研究成果的社會性、實踐性，就會出現理論成果與實踐分離的“兩張皮”現象。要實現檔案學研究成果的社會化，必須做好以下三點：
第一，檔案學研究的課題要為社會所需要。為社會所需的研究成果不僅要以論文、專著的形式與社會“見面”，也通過咨詢服務、講演、培訓等途徑成為檔案工作者與社會公眾的思想概念與行為習慣。
第二，檔案學研究成果不僅要包含豐富的學術思想，具備深厚的學術價值，還應該具有明顯的應用價值，能為檔案工作實踐的發展服務。觀檔案學已有的理論成果。其中不少成果在實踐意義上是“虛”的，而所謂學術上的“高”、思想上的“深”是“實”的。筆者認為，這是檔案學研究成果的一種“錯位”現象。如欲改變這種“錯位”現象。就必須要在檔案學研究方法與價值評價上有一個根本的變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檔案學界深刻的思考。
第三，檔案學研究成果要讓廣大檔案工作者了解、認識并掌握。當前的檔案學研究中，由于許多成果的理論術語未能轉化為“公眾語言”，致使理論難以為公眾所接受，諸如“文件連續體”、“元數據”、“背景信息”等術語，就很難被一線廣大的檔案工作者所理解，這是需要引起學界重視的。
注釋：
[1]陳兆?：《我國檔案學研究的規模、條件和成就》，《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5期
[2]劉吉祥《對區縣檔案館開展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思考》，《蘭臺世界》1999年第2期
[3]華勒斯坦等編：《開放社會科學》，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31頁
[4]布魯克斯：《情報學基礎(一)》，《情報科學》1983年第4期
[5]吳寶康：《檔案學未來發展問題的思考》，《檔案學探索》1988年第2期
[6]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編：《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文件報告集》，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頁
[7]方鳴：《論我國檔案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與對策》，《北京檔案》1999年第4期
[8]李財富：《檔案學研究集約化會議》，《檔案》1997年第5期
[9]露西安娜?杜蘭蒂：《永久保護真實的電子文件國際研究項目(InterPARES)》李英（譯），《蘭臺世界》2002年第5期
[10]方魯：《檔案學產生、發展的基本因素》，《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4期
（牛角摘自《新上海檔案》2004年第3期）
一、檔案學研究主體的社會化
檔案學研究主體的“社會化”，指所有的檔案工作者及有關人士關注檔案學、研究檔案學，使檔案學研究實現大眾化。具體要求注重研究者的個體勞動與團隊協同攻關的結合，注重理論工作者同實際工作者的互動作用。
檔案學首先應該是群眾科學，只有這樣才能夯實發展的根基。我國現有專職研究人員估計在150人以上，院校檔案專業中教授、副教授、講師有400余人，檔案專業實際從事一定業務研究的人員約4500人以上。以上三項人員合計，檔案學專兼職研究人員約在5000人左右。⑴按1999年底全國3733個檔案館平均計算，每個館從事檔案學研究的人員只有一個多一點。可見，檔案學研究的群眾性、普及化明顯不足。并且，實踐工作者往往只是對本地區、本部門檔案工作的總結或“解釋自己已經確定和實施的實際主張”⑵，很少做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相反，專職研究人員容易走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理論的研究之路，為保持理論的相對獨立性而滑向脫離實際的岔道。只有當實踐工作者真正進入檔案學研究的“殿堂”，和專職理論工作者?起都來關注、研究檔案學時，才能揚其所長、避其所短，實現二者優勢互補。這樣形成的理論才會與實踐緊密相聯，能夠真正解釋實踐中的現象，解決實踐中的問題。因此，應當鼓勵盡可能多的檔案界人土參與檔案學研究，為檔案學的發展貢獻力量，在更大范圍內開展不同學術觀點的交流、碰撞、批評與爭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異，最終形成科學的檔案學理論。
二、檔案學研究方式的社會化
檔案學研究方式的“社會化”，包含多方面的內容，主要指實現檔案學的開放式、集約化和綜合性研究。首先，檔案學研究要向開放式發展。檔案學研究需要一個繼承與創新的過程，這個過程的連續必然要與外界保持交流，必須要開放。沒有開放，過程將因封閉而中斷，從而停頓于一個較低的水平上。美國社會學教授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一書中呼吁，要“打破現有的學科結構”，開展對“社會科學的目前狀況和未來前景的思考”⑶。面對這一呼吁，檔案人是否應當思考，我們構建的學科結構、學科體系和研究方法，是否制約了檔案學的開放?是否影響了檔案學與其他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之間的相互開放?正如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所說：“科學的理論結構是永遠不會完全封閉的，科學上各方面總是開放的，并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只有用動態和發展的觀點來看待科學發展的思想基礎，才能不斷提出新的理論，推動科學不斷前進。”⑷中國的檔案學不應限于教室里和書齋中，不應受制于已有的理論框架與體系，而應大膽采取吸收、引進、消化、滲透、移植等手段，充實與強化檔案學學科自身的內涵，實現“變內向性的學科成為內外兼向性的學科”⑸。T?庫克也深刻指出，“檔案人員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封閉在專業的狹小圈子里，有時檔案人員必須超越‘世俗’和現實，探討檔案規則，拋棄已公認的常識，打破人為障礙和界限。”⑹檔案學研究應力求打破專業界限，致力于讓社會各界都能理解、接受和承認檔案學，使檔案學在學科林中找到自己應有的位置。如，合理運用哲學、社會學、創造學、數學以及新舊“三論”等科學成果，加強檔案學學科的自身建設，解決檔案學理論的熱點、難點與新課題；引進先進的科學理論與手段，解決新型載體材料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鑒定與利用等問題。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科學的檔案學理論及其體系。
其次，檔案學研究要向集約化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檔案學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課題的計劃、組織方面，總體來講，還處在較為分散和自發的狀態。由于缺乏有效的組織和集中研究力量攻關，一些重大課題的研究顯得薄弱和后勁不足，而?些‘時髦’課題，往往出現重復現象，或一些課題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約和影響了檔案學術的水平和質量。”⑺可見，單兵作戰、家庭作坊式的粗放型、分散式研究模式對檔案學研究造成了諸多的負面影響。為了改變這一落后的狀況，檔案學研究必須走集約化的研究之路，探求具有規模效率的集約化研究模式。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實質是“充分開發和利用檔案科研資源，減少各種人、財、物投入的損耗，增加檔案科研成果的產出，在國家和社會等方面對檔案科研資源投放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實現其最佳配置。”⑻集約化對檔案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各科研部門及研究者樹立全局觀念，打破地區、部門、行業甚至專業界限，廣泛開展學術交流與科研。其二，以實踐的需求和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為價值取向對檔案科研資源進行人為理性配置。其三，對檔案科研實行宏觀控制、微觀搞活的管理體制，以實現宏觀科研資源配置最佳化與微觀科研開發創新的效率化。
再次，檔案學研究要向綜合性發展。當前，社會科學一方面高度分化，許多分支學科不斷分解、分化出來；另一方面又高度綜合，許多橫向學科、交叉學科大量涌現。具體到檔案學，就分化而言，在原有“檔案管理學”的基礎上分化出檔案分類學、檔案鑒定學、檔案統計學及檔案利用學等分支學科；就綜合而言，檔案哲學、檔案社會學、檔案法學、檔案行政管理學相繼產生；實踐的發展使得檔案心理學、檔案經濟學、電子檔案工程學也初露端倪。分化與綜合產生的分支學科反映了檔案學研究對象(或問題)的復雜性與多變性，面對復雜多變的對象(或問題)，單靠傳統的單一學科或幾個學科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檔案學諸分支學科和相關學科形成的學科群聯合攻關。如InterPARES就“涉及檔案科學、古文書學、憑證及版權法、計算機科學、計算機工程技術、歷史、存儲介質的化學性質、法律制裁”⑼等學科領域。從檔案學發展的歷史來看，檔案學的理論基礎產生時就不同程度地構架于政治學、行政學、組織學、管理學等基礎學科的原理之上。”⑽21世紀的檔案學研究則更需要突破學科的限制，開展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主動吸收相關學科中有益的理論、原則、方法和手段，以促進檔案學的發展。
三、檔案學研究成果的社會化
檔案學有著很強的實踐性，檔案學研究人員需要有一個深入、了解、認識檔案工作實踐的過程。只有到社會檔案工作實踐中去，運用自己的理論研究成果去指導檔案工作實踐并受其檢驗，才能真正實現研究成果為社會服務，從而實現檔案學理論研究與檔案工作實踐的緊密結合。
長期以來，由于檔案學理論研究的價值是通過研究者的專著出版、論文發表來體現的，造成許多情況下都是遵循著“寫文章?發文章?拿稿費?計成果?評職稱”的軌跡運行，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這是一種認識誤區，從而造成行為的誤區。檔案學研究的根本目的不能單純理解為在國家一級刊物上發表論文，或出版專著。檔案學理論研究的真正價值在于對社會檔案現象及規律的揭示，運用它開拓創新的研究成果，對檔案工作實踐乃至人類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如果忽略了檔案學研究成果的社會性、實踐性，就會出現理論成果與實踐分離的“兩張皮”現象。要實現檔案學研究成果的社會化，必須做好以下三點：
第一，檔案學研究的課題要為社會所需要。為社會所需的研究成果不僅要以論文、專著的形式與社會“見面”，也通過咨詢服務、講演、培訓等途徑成為檔案工作者與社會公眾的思想概念與行為習慣。
第二，檔案學研究成果不僅要包含豐富的學術思想，具備深厚的學術價值，還應該具有明顯的應用價值，能為檔案工作實踐的發展服務。觀檔案學已有的理論成果。其中不少成果在實踐意義上是“虛”的，而所謂學術上的“高”、思想上的“深”是“實”的。筆者認為，這是檔案學研究成果的一種“錯位”現象。如欲改變這種“錯位”現象。就必須要在檔案學研究方法與價值評價上有一個根本的變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檔案學界深刻的思考。
第三，檔案學研究成果要讓廣大檔案工作者了解、認識并掌握。當前的檔案學研究中，由于許多成果的理論術語未能轉化為“公眾語言”，致使理論難以為公眾所接受，諸如“文件連續體”、“元數據”、“背景信息”等術語，就很難被一線廣大的檔案工作者所理解，這是需要引起學界重視的。
注釋：
[1]陳兆?：《我國檔案學研究的規模、條件和成就》，《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5期
[2]劉吉祥《對區縣檔案館開展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思考》，《蘭臺世界》1999年第2期
[3]華勒斯坦等編：《開放社會科學》，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31頁
[4]布魯克斯：《情報學基礎(一)》，《情報科學》1983年第4期
[5]吳寶康：《檔案學未來發展問題的思考》，《檔案學探索》1988年第2期
[6]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編：《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文件報告集》，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頁
[7]方鳴：《論我國檔案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與對策》，《北京檔案》1999年第4期
[8]李財富：《檔案學研究集約化會議》，《檔案》1997年第5期
[9]露西安娜?杜蘭蒂：《永久保護真實的電子文件國際研究項目(InterPARES)》李英（譯），《蘭臺世界》2002年第5期
[10]方魯：《檔案學產生、發展的基本因素》，《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4期
（牛角摘自《新上海檔案》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