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認為 “回溯”和“預測”在檔案價值鑒定中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是馬克思主
義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在檔案價值鑒定中的具體運用。
    關鍵詞：檔案鑒定  回溯  預測  辯證統一

 　　檔案價值鑒定（以下簡稱“檔案鑒定”）的“回溯”觀和“預測”觀，從形式和字面上來看，兩者好像一條線段上的兩個端點，是完全對立的。但是從檔案鑒定的歷史與實踐來看，它們卻正如一個圓上的起點和終點，是完全能夠統一起來的。對此，本文再作深入探討。
　　一、兩種觀點形成的歷史過程是檔案鑒定實踐和理念繼承發展的創新過程
　　辯證唯物史觀認為，一定社會觀念是一定社會實踐的產物并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一方面不同的社會實踐為不同的社會觀念的產生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氣候，另一方面不同的社會實踐和社會觀念之間又存在著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因此，一種理念的形成不僅體現了一定時代的價值觀、認識觀和實踐觀，而且反映了不同時代價值觀、認識觀和實踐觀的區別與聯系。檔案鑒定回溯觀和預測觀的出現與論爭，既是不同檔案實踐作用于檔案學者認識的結果，也是檔案實踐和理論發展過程中新舊理念的必然碰撞。
　　首先，兩種觀點是對兩個不同歷史時期檔案實踐的理論創新，反映了檔案學人在檔案價值取向上兩種不同的認識理念。從世界范圍來看，近、現代檔案學史大致經歷了古典檔案學、現代檔案學、后現代檔案學三個發展時期。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為古典檔案學時期，該理論建立在封閉式的登記室檔案工作實踐基礎之上，因此，他們面向過去，從維護文件形成者利益的立場出發，認為檔案為文件形成者服務是天經地義的，“證據價值”是檔案的唯一價值，這樣就形成了檔案鑒定的“回溯”觀。如20世紀20年代著名古典檔案學者希拉里·詹金遜就竭力捍衛“證據的神圣性”，認為檔案最本質的作用是充當其形成者職能、組織、計劃、政策、決策過程和活動等方面的證據。杰拉爾德·漢姆也極力反對預測觀，認為檔案人員不可能成為試圖預測未來的研究趨勢的先知，并堅決反對檔案人員成為“隨編史工作風向變化而改變的‘風向標’”。20世紀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為現代檔案學時期，該理論建立在開放式的檔案館工作實踐基礎之上，因此，他們主要面向未來，著眼于未來的社會利用者，更加關注的是檔案的潛在價值——情報作用，從而建立了檔案鑒定的“預測”觀。如20世紀50年代中期著名現代檔案學家謝倫伯格在《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一書中就提出并論述了文件雙重價值的新觀點，他認為文件具有原始價值和從屬價值，原始價值是形成者的利用價值，從屬價值是后來研究者的利用價值，包括了證據價值和情報價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報價值。其后，美國檔案學者進一步發展為“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的實際利用或預期利用，是鑒定什么是檔案的最重要標準”。
　　其次，兩種觀點是對兩個不同歷史時期檔案鑒定工作的實踐創新，表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實踐理念。持回溯觀者認為文件形成者為備以查考而保存檔案，文件形成者才是唯一的檔案利用者，因此只有他們才能充當檔案價值的法定裁判以決定檔案的存毀。希拉里·詹金遜就一直堅持“讓行政官員成為選留和銷毀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堅決反對檔案人員參與文件的鑒定和挑選工作。持預測觀者則相反，他們認為檔案最主要的需求者是未來社會利用者，只有具備豐富的檔案工作經驗和檔案專業知識的專門檔案人員，才是鑒定檔案價值和決定檔案存毀的最佳人選。如謝倫伯格就主張文件價值鑒定由機關官員負責，檔案價值鑒定由檔案人員負責，他不僅堅持認為檔案的價值主要取決于未來利用者的利用需求，而且肯定了情報價值將“促使檔案人員關注的焦點從文件轉移到其潛在用途上，特別是文件對于歷史學家的用處”。
　　其三，兩種觀點的創新性在實踐和理論上具有繼承發展的歷史聯系。如前所述，“回溯”觀源于登記室時期封閉式的檔案工作實踐。那時檔案工作還是機關工作的一部分，尚未成為一項獨立的社會事業，它與文件工作同處于一個機關之中，雖然職能分工是明確的，但只為本機關服務。因此，“回溯”觀者把檔案鑒定的著眼點投向文件形成者，這不僅是那個時代檔案利用的需要，而且也是那個時代檔案實踐和理論的創新，它首次提出并回答了檔案價值及其鑒定的目的、主體、原則等理論問題，為檔案鑒定理論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認識基礎。“預測”觀既源于檔案館時期開放式的檔案工作實踐，又是在“回溯”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方面，此時檔案工作已經發展成為一項獨立的社會事業，它的服務對象已變為包括文件形成者在內的未來社會利用者，檔案鑒定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檔案鑒定的創新也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它是在“回溯”觀思想的啟發下，根據社會對檔案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結合檔案開放后利用者社會化的新特點，通過調整檔案鑒定視覺，把目光投向了未來社會利用者的。由此可見，從封閉的登記室到開放的檔案館、從為文件形成者服務到為未來社會利用者服務，在這檔案伴隨著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如果沒有“回溯”觀作先導和基礎，那么“預測”觀創建以至整個檔案鑒定的歷史都將重新改寫。
　　二、檔案鑒定實踐和理論的發展史實質上就是兩種觀點對立統一的辯證史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物質運動總是不斷在矛盾的對立統一中進行的。
　　從1901年邁斯奈爾首次提出“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的鑒定思想，開創檔案鑒定理論先河開始，到1989年以后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實行 “新宏觀鑒定接收戰略”，賦予檔案鑒定理論以創新內容為止， 檔案鑒定作為人類社會一種自覺的、理性的、必要的實踐活動，為時不到百年。面對這一新生事物，檔案界人士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其規律和特點，尤其是在檔案鑒定的觀點、理念、原則和方法上，都試圖開拓出一條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的科學道路。筆者認為，翻開百年世界檔案鑒定發展史，只要認真細致地比較研究一下，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哪一種檔案鑒定理論和方法，也不管其創立者站在哪個角度上，其基本思想都有十分驚人的相似之處，即無不包含了回溯和預測辯證統一的因素。如普魯士國家機密檔案館館長邁斯奈爾的“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的鑒定思想（通常稱作年齡鑒定理論），其可貴之處，就在于邁斯奈爾能站在為歷史和未來負責的高度，對珍稀檔案的價值鑒定提出了應該“瞻前顧后”的忠告。20世紀2、30年代波蘭檔案學者卡林斯基在借鑒邁斯奈爾和布倫內克鑒定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職能鑒定論”，其要義顯然就是以文件形成者已知的行政作用（回溯）來推定其未知的檔案價值（預測）。即使是“預測”觀的創立者、美國檔案學者謝倫伯格，在他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文件雙重價值論”中，也不得不在強調檔案的情報價值的同時，承認檔案的證據價值，謝倫伯格這種自相矛盾的思想，正是檔案鑒定中“回溯”和“預測”對立統一的客觀反映。1989年以后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實行的“新宏觀鑒定接收戰略”，對檔案鑒定采取了一種“職能結構研究模式”，從社會職能的宏觀上對檔案價值進行群體性鑒定（稱作“塊式鑒定”），這一新的檔案鑒定思想，實際上也是以文件形成者已知的社會作用（回溯）來推定其未知的檔案價值（預測）。至于我國檔案學者提出的檔案鑒定原則 “必須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用全面的、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判定檔案的價值”（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和現行的檔案價值直接鑒定法，就更加清楚地體現了檔案鑒定中回溯和預測對立統一的辯證思想了。
　　另外，現行由檔案部門、文件形成部門與檔案行政部門三結合的檔案鑒定組織，就是為檔案鑒定三要素——檔案的形成歷史、現實利用與未來利用所決定的，它直接反映和集中體現了檔案鑒定中回溯和預測辯證統一的理性思維。
　　總之，以上列舉的這些重要的檔案鑒定理論、方法與組織形式，無論是著眼于檔案形成的時間或機關的宏觀認識，還是著眼于檔案本身的微觀認識，就其實質而言，其價值評判理念無不建立在檔案形成歷史背景、現實利用者需求與未來利用者需求相結合的客觀基礎上，因此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回溯和預測辯證統一的因素。
　　三、回溯和預測的辯證統一是檔案鑒定中應該堅持的科學觀
　　何謂檔案鑒定？筆者認為檔案鑒定就是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認識并揭示檔案客體與社會主體之間在歷史信息方面已經形成、正在形成和將要形成的不同性質的必然與或然的利用價值關系。它具有一定的規律和特點，即一方面根據檔案的本質屬性、形成特點、信息質量、社會作用及其發揮的基本規律，另一方面根據社會的現實要求和未來發展的基本趨勢，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揭示和描述檔案信息與利用主體之間各種層面的價值構成。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溶檔案客觀價值、利用者價值觀和鑒定者價值觀為一體的交互作用的活動過程。因此，在檔案鑒定中應該堅持回溯和預測辯證統一的科學觀。
　　首先，檔案利用實踐要求檔案鑒定應該堅持回溯和預測辯證統一的科學觀。 大量的檔案利用事實說明，利用者對檔案價值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無論是歷史研究者，還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普通人民群眾，在利用檔案時，既需要檔案中所記載的證據性材料，特別是其中有關財產、經歷、沿革、資源、公案、親緣等等公私利益和利害關系的法律憑證，也需要檔案中所記錄的各種各樣的情報性資料。因此，在鑒定檔案價值時，就要求鑒定者把回溯和預測有機結合起來，統籌兼顧檔案的證據價值和情報價值，以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各方面的各種利用需求。
其次，檔案價值的非唯一性和待證明性也要求鑒定工作應該堅持回溯和預測辯證統一的科學觀。百年檔案鑒定史表明，檔案價值的顯示和確定是一個不斷發現與被發現的主、客觀交互作用的歷史發展過程，其原因有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的，客觀上一是因為檔案具有證據、情報等多種價值，二是因為檔案的價值又是隱含在其內容、文字、格式、載體、時間等諸多因素中；主觀上一是因為價值判斷的標準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二是因為鑒定者的認識觀念、學識素養、專業水平、工作經驗、責任態度、思想情緒等參差不齊，等等。這就給檔案鑒定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其價值難以做到一次性準確定位，也就需要在相當長的歲月中根據一定時期的社會要求對其做出新的價值定位，只有通過這種多次的長時間的證明過程 ，才能確保檔案鑒定的科學性。因此，檔案價值的客觀性、隱蔽性和時效性，利用者需求的客觀性、多元性和不確定性，就決定了檔案鑒定應該堅持回溯和預測辯證統一的科學觀，一方面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尊重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運用系統分析方法，科學地評估檔案各階段的客觀價值；另一方面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抓住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運用辯證的分析方法，根據檔案價值實現的特點和利用者需求變化的特點，全面、歷史、發展地分析并揭示檔案的各種價值。

參考文獻：
1、 吳寶康主編：《檔案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2、 陳兆祦、和寶榮主編：《檔案管理學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第2版。
3、 鄒吉輝：《百年“檔案”定義論略》，《攀枝花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4、 李春霞：《檔案鑒定：預測還是回溯？》，《檔案學通訊》2001年第6期。
5、張  斌：《檔案價值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鄒吉輝，攀枝花學院檔案館館長、副教授，中國檔案學會會員，已發表檔案學論文26篇。電話：0812—3370668 、3333576。 郵編：61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