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理論與實踐的對話

攀枝花學院 鄒吉輝 何永斌

摘要 本文從實踐是檔案理論之源、理論是檔案實踐之魂、檔案實踐是量天尺、檔案理論是指南針、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的科學發展五個方面作了交流探討。

關鍵詞 檔案理論 檔案實踐 作用 關系 發展

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哲學元命題，也是社會科學永恒話題。檔案學作為一門應用性社會學科，其理論與實踐的探討一直沒有停止過，并將不斷繼續下去。

一、實踐是檔案理論之源

鄒吉輝：檔案理論來源于實踐應是不容置疑的科學結論。這一命題的真實性，可從近現代檔案學史中得到充分的證明，我將其歸納為兩個方面六種情況。

首先，檔案理論直接來源于檔案實踐。具體表現為三種情況，一種是通過總結檔案工作實踐，把檔案實踐經驗抽象為檔案科學理論，使之從感性認識層面提升到理性認識層面，如誕生于西方國家的全宗理論、來源原則、自由來源原則、文件生命周期、文件雙重價值等，再如我國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文件運動理論等，這些檔案科學理論無一不是從檔案工作經驗中抽象出來的。再一種是在研究檔案實踐過程中受到一定啟發，于是在檔案理論上有所發現或發明，并以之解決困惑檔案實踐的新問題，如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檔案學者何嘉蓀和馮惠玲首先提出并加以研究的“主客體全宗理論”【1】，就是在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和社會變革沖擊下，傳統檔案全宗理論不能科學指導工程、技術等檔案分類、管理和利用實踐時所進行的理論創新；盡管有學者不認同構建這一理論的“廣義來源觀”，但也不得不承認該論述是有獨創性的【2】。另一種是從檔案實踐發展歷史研究中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理論預見或先進性的行業理念，如1985年成都會議上正式提出的“文件管理與檔案管理一體化”，這一新型管理理念與模式，與澳大利亞檔案學者差不多同一時期提出的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核心思想不謀而合【3】，雖然當時我國檔案工作實踐并不具備相應的條件，但后來的文檔管理實踐證明了“文檔一體化管理”的合理性，現已成為我國文檔管理模式構建的指導性原則。

其次，檔案理論間接來源于實踐。也具體表現為三種情況，一種是來源于已有檔案理論（包括補充、完善、修正、發展、創新現有檔案理論；或重新提煉現有檔案理論，賦予新的表達方式），如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文件特殊運動理論（包括何嘉蓀等的文件運動“跳躍”和“回流”理論、吳品才的文件橫向運動理論、鄒吉輝的文件螺旋式運動理論）等。一種是借鑒別的學科理論來思考檔案實踐問題和豐富檔案學理論，即通過合理移植或利用其他學科理論思想來研究檔案理論和實踐，以填補檔案學理論之不足，常借鑒的學科有管理學、圖書館學、情報學、信息學等。一種是綜合檔案學理論與別的學科理論來創新檔案學學科體系，即通過嫁接檔案學理論與別的學科理論來開拓檔案學理論研究新領域，生發出新的檔案學分支學科，如檔案統計學、檔案經濟學、檔案哲學等。已有檔案理論與別的學科理論均為實踐的科學抽象，因此，在它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的檔案理論，說到底，其源頭仍是實踐。

何永斌：在論述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時，人們常說實踐之樹常青，理論總是灰色的。至于“理論總是灰色的”的科學性，學術界已有人發聲質疑。如果從鮮活的社會實踐活動是理論產生的淵源這一方面來看，實踐之樹常青則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世界在變化，社會在發展，時代在更替，奠基于其上的人類社會實踐活動，始終以千姿百態、流光溢彩的現象讓人應接不暇，其斑斕多彩的生活、日新月異的變化不僅體現著旺盛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機，而且呈現出推陳出新、神采飛揚的無盡姿態，既給人以變幻莫測、難以把握的神秘，又給人以意氣風發、競展風流的豪情，正如毛澤東慷慨高歌“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因此，實踐是理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檔案理論直接來源于檔案實踐的觀點是無可非議的，但檔案理論間接來源于實踐的觀點卻似乎有些牽強，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理解和認識理論研究的話，豈非否定了理論的繼承性和發展性，那么，還有必要深化檔案理論研究，使檔案理論不斷豐富、系統和完善嗎？

鄒吉輝：你對實踐是理論之源的認識不僅相當到位，而且論述非常精彩，同時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要和尖銳。其實，檔案理論間接來源于實踐的觀點，我已經作了簡要而全面的分析，為了論述得更明白一些，再談幾點看法。首先，從現象上看，雖然有些檔案理論直接來源于現存理論，但從根本上看，任何理論都只能來源于實踐，即實踐是理論的唯一源頭，因此，表面上來源于現存理論的檔案理論而實質上仍來源于實踐。其次，任何理論的繼承、發展、深化、完善等都離不開實踐，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回到實踐中去，再從實踐中來，又回到實踐中去，直至形成完全符合實際又為實際完全需要的科學認識，這樣的檔案理論才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才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換言之，離開實踐的“檔案理論”要么因其沒有根基變得荒誕無稽，要么因其純粹的思辯漸成曲高和寡，就只能“總是灰色的”了。再次，如果肯定社科領域理論可以來源于理論的話，將會助長學術界的不正之風。恕我直言，檔案理論研究就存在著一種“坐而論道”之風，近些年來此風有增無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諸如難耐調研之苦、利益驅動、浮躁心理等，這實際上是一種“學僚”作風的表現，我姑且謂之檔案學研究虛擬化傾向。有檔案界網友把高校檔案學教授分為“學院派”和“草根派”，雖然這種分類的觀點和標準有待商榷，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對檔案理論研究中坐而論道之風的某些不滿。“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因此，我們討論并強調“實踐是檔案理論之源”，旨在引起檔案學人重視檔案實踐的基礎性、重要性與必要性，增強深入檔案實踐開展檔案理論研究的使命感和自覺性，腳踏實地地研究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事業科學發展的基本規律與特點，實現檔案理論研究從虛擬化向科學化的根本轉變，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檔案理論精品。

二、理論是檔案實踐之魂

鄒吉輝：毛澤東曾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4】，這是毛澤東對科學實踐觀的精辟而形象的論述，由此，愚以為“沒有科學理論武裝的實踐是沒有靈魂的實踐，而沒有靈魂的實踐是沒有生命力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理論是檔案實踐之魂”。

前述“實踐是檔案理論之源”，是從實踐第一性的角度得出的科學認識。但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來看，堅持實踐第一性并非主張“實踐唯一性”和“實踐隨意性”，更非主張只要實踐而不要理論，只是肯定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認識是實踐的產物，事實證明，只有當實踐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并使兩種認識有機結合形成一致時，才能使實踐從不自覺走向自覺、從隨意走向合理、從愚昧走向科學，從而優化實踐的品質、提高實踐的質量，這就是檔案理論對于檔案實踐的重要意義。因此，“實踐是檔案理論之源”是科學認識的一個方面，“理論是檔案實踐之魂”則是科學認識的另一個方面，兩者結合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科學命題。怎樣全面理解這一科學命題呢？我認為它包含了三層意義，第一層是哲學意義，反映了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正確觀念，即檔案學理論研究必須始終堅持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與客觀實際相結合；第二層是社會學意義，反映了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正確方向，即檔案學理論研究必須始終堅持面向社會緊跟時代，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時代的的進步而進步，順應社會潮流與時俱進；第三層是檔案學意義，反映了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正確道路，即檔案學理論研究必須始終堅持聯系檔案實踐，深入工作實際，跟蹤實踐動向，探索檔案事業建設和發展的基本規律、特點與趨勢，為回答和解決實踐問題服務，不斷推動檔案事業健康發展。這三層含義密切聯系，共同構成一個完整命題的理論內蘊，并通過對它的認識和解讀，我們不僅看到實踐對于檔案理論生發所具有的根本性和必然性，而且看到理論對于檔案實踐前行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前者已為近現代檔案學史所證明，不再贅述；后者亦為中外檔案事業史所證明，并且還將繼續證明下去。君不見，檔案學理論研究每前進一步（即每一次重大理論發現和取得的每一項重要理論成果），都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檔案實踐建設的科學水平，增強了檔案工作的合理性、規范性和標準性，加速了檔案事業發展的科學化進程，優化了檔案工作服務質量，強化了檔案社會功能。如來源原則下的全宗分類，大大提高了檔案收集質量、管理效能和利用效率；文件雙重價值理論增強了檔案管理部門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自覺性和責任感；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使人們更加關注文件價值的存在類型、運動形態、管理流程、實現方式的有機聯系、合理組織、全程控制與整體效能等。

何永斌：我一向認為檔案理論之于檔案實踐的重要性，與檔案實踐之于檔案理論的重要性是等同的。遺憾的是，這一觀點卻不見諸理論家的著述，通常是在論述實踐時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在論述理論時又強調理論的重要性，但是，到底實踐重要性與理論重要性有何關系，或孰輕孰重，或不分輕重，或同樣輕重，往往含糊其詞，甚至毫無其詞，讓人云里霧里。其原因可能有三點，一是本本主義的影響，因為經典理論中沒有明確的說詞，故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講也罷；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為自己尚未思考，故無話可說；三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為本人尚未通透，講不清道不明，但又攸關身份，欲罷不能，只好勉為其難，含糊其辭，正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于這個問題沒有講清楚，許多人的思想是模糊的，只好跟著感覺走，任隨各自去認識和理解，因此，一些實際工作者根據“實踐是第一性”而主張實踐最重要，一些理論工作者根據“認識是先導”則主張理論最重要，各執己見，誰也不服誰。其實，在實踐重要性與理論重要性等同的前提下，因時因事因地制宜，其關系也就不難認識清楚了，例如就增強實踐的科學性，提高實踐水平和質量而言，理論最重要；就創新、發展和豐富理論而言，實踐最重要。如果明白了這一點，理論者就當自覺增強實踐參與意識，實踐者亦應自覺增強理論修養意識。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隨著檔案管理隊伍學歷層次提高和專業人員增多，群眾性學術研究日益活躍起來，這種局面令人欣喜；但大多數仍屬經驗之談，理論含量較低，這種狀況又亟需改變，因此，增強實踐者理論修養意識就顯得格外重要。

鄒吉輝：檔案理論與檔案實踐本來就是一體兩面，誰也離不開誰，如果離開了具體環境來評判孰輕孰重，那是永遠扯不清的問題。就西方國家理論發展來看，其理論發現者和創新者均為實踐經驗豐富的管理者，當然其理論也就直接服務于檔案工作實踐了。而我國檔案管理隊伍至今尚未形成理論研究的良好風氣，除了綜合素質不盡人意外，理論修養意識不強和輕視理論建設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這對提高我國檔案理論建設和實踐發展的整體水平與綜合實力是極為不利的，如此狀況令人十分遺憾和非常擔憂。因此，我認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檔案事業建設的一項十分重要而又非常艱巨的工作，就是完成從經驗管理向科學管理轉型的歷史任務。這次轉型具有革命性意義，能否順利實現，關鍵且根本在于能否提高檔案管理隊伍的整體科學素質。我們今天討論并強調“理論是檔案實踐之魂”，就是希望能夠引起檔案管理者對檔案理論建設的重視，實現從實踐型向復合型（即具有豐富實踐工作經驗和較高理論研究水平）的重要轉換，具體來說，就是在重視檔案實踐經驗積累的同時，真正并充分認識到檔案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強研究檔案實踐基本規律、特點的職業責任感，努力提高自身科學理論素養，自覺培養學術研究和理論思考的良好習慣，善于把感性認識優勢向理性認識優勢轉化，逐步從經驗型管理者轉變為科學型管理者，為檔案事業科學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三、檔案實踐是量天尺

鄒吉輝：檔案理論是否準確地揭示了檔案的形成、演變、定義、性質、特征、價值、類型、結構、運動等及其規律、特點，是否恰當地描述了檔案工作的體制、原則、內容、形式、性質、作用、任務、環境、條件、組織、程序等及其規律、特點，是否正確地反映了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的基本規律及其特征，一言以蔽之，檔案理論是否科學、合理、系統，用什么標準來檢驗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檔案實踐，即檔案實踐是檢驗檔案理論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檔案實踐是一個開放系統，其內容和形式是紛繁復雜、發展變化的，作為檔案實踐的理性認識和科學抽象的檔案理論，其內容和形式也是相應豐富多彩的，因此，如果僅從現象上或簡單認識上來看，用紛繁復雜、發展變化的檔案實踐檢驗豐富多彩的檔案理論，操作起來似乎非常困難。其實，（檔案）實踐是檢驗（檔案）理論的唯一標準，不僅是一個哲學命題，更是一個從認識到評判的多層次、全方位的完整的理性思維活動過程（即完整的思想反省過程），換言之，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包括了為什么檢驗、用什么檢驗、怎樣建立標準、建立什么標準、怎樣進行檢驗等一系列互相關聯和有機聯系的思想問題與技術問題的組合。對此，可從以下三個層面來理解其蘊義：

首先是認識論意義，檔案實踐是檢驗檔案理論的唯一標準，這是唯物主義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基本立場與觀點，即解決為什么檢驗和用什么檢驗的問題。具體而言，一則檔案理論來源于檔案實踐，是對檔案實踐的理性認識和科學抽象，其認識和抽象正確與否，應該而且必須接受其來源——檔案實踐的檢驗；二則只有將檔案理論返回檔案實踐，由檔案實踐對其進行檢驗，其正確與否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和答案，舍此別無標準。其次是方法論意義，檔案實踐是檢驗檔案理論的唯一標準，也是唯物主義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即解決怎樣建立標準和建立什么標準的問題。具體而言，當檢驗檔案理論的實踐標準確立后，接著就要根據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事業建設和發展的歷史與現實的實際情況，印證檔案學理論是否真實、準確、系統、完整的反映了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事業建設和發展的規律與特點，是否從根本上正確回答了現存實踐與未來走向問題。再次是應用性意義，就是在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指導下，具體運用檔案實踐事實系統檢驗檔案理論認識系統的評判過程，即解決怎樣進行檢驗的問題。具體而言，就是根據主觀與客觀、內部與外部、整體與局部、宏觀與微觀、原因與結果、手段與目的、條件與效果等構建的評價體系，驗證相關理論內容（包括認識、方法、技術、過程、組織等）的科學性、合理性、系統性、邏輯性。總之，凡是正確地反映了檔案實踐發展規律、回答了檔案實踐問題并有利于促進檔案實踐健康發展的理論，就是科學合理的檔案理論。因此，只要真正理解了以上意義，完全把握了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技術及其要領，無論檔案實踐和檔案理論如何復雜、變化，都可以透過現象抓住本質，通過定量和定性的有機結合，將檢驗化繁為簡，收到以簡馭繁的效果。

何永斌：檔案理論來源于實踐并接受實踐的檢驗，這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與原則，凡是唯物主義者都必須這樣認識檔案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但是，在具體運用時，我認為還得根據實際情況把握好原則性與靈活性，不宜搞一刀切。一是從世界范圍來看，由于各國國體、政體的不同，沒有完全相同的檔案實踐模式，也就不可能形成大一統的檔案理論體系，因此，必然出現一些反應不同實踐特點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檔案理論，如我國學者所謂西方檔案學理論、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建設中國特色檔案理論等；二是從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時段效應來看，由于實踐和理論長期建設的需要，必然出現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創新理論或理念，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提出的“文檔一體化管理體制”，建立中國“文件中心”管理模式的設想等。對于以上具有區域特色和前瞻性的檔案理論，在運用實踐標準進行檢驗時，必須以科學的態度謹慎從事，注意把握好合理的“適度”；否則，生搬硬套，就會適得其反，有違檢驗的初衷和科學精神，造成一定的傷害，不利于理論的建設和發展。先生以為然否？

鄒吉輝：堅持實踐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這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原則立場。當然，在具體運用時，還得結合具體國情和社會發展階段，特別是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深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時期，更要從實際出發，既要具有國家觀念和世界視域，也要立足現實需要和著眼長遠發展，做到“風物長宜放眼量”。

一是檢驗外來檔案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眾所周知，我國檔案學理論的主體框架與核心內容最早是從外國進口的，經過新中國幾代檔案學人勵精圖治，根據我國檔案實踐具體情況進行合理改造和大膽探索，并在不斷引進的過程中始終堅持科學論證、去偽存真、合理吸納、有所創新，才逐漸豐富和發展起來，形成了現在的檔案學理論體系和欣欣向榮的學術大觀。例如來源原則、全宗理論、雙重價值理論、價值鑒定理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等，經過我國檔案實踐檢驗是科學合理的，都已納入我國檔案學理論體系，成為指導我國檔案管理實際工作的重要理論。再如“文件中心”這一管理模式，隨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傳入我國20多年來，只有甘肅省永靖縣試建了一個文件中心，并未在我國普及起來，這一現象說明其科學性與合理性尚需我國檔案管理實踐繼續檢驗。又如“文件連續體理論”作為一種新生理論，目前正處于我國檔案學界研討階段，尚未付諸實踐，其科學性與合理性也有待我國檔案管理實踐證明。這些檢驗反映了我國檔案學研究的國際視野。

二是檢驗現有檔案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檔案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體主要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要能正確反映檔案實踐發展規律與特點，另一方面要能引領檔案實踐前行的正確方向，促進檔案實踐可持續發展，這兩方面不是分割的（也不能分割），而是緊密相連融為一體的。因此，落后于或脫離于檔案實踐的檔案理論，都是缺乏科學性與合理性的，換言之，不斷向前發展的檔案實踐，不僅需要檔案理論對其發展的合理性作出科學的解釋，而且需要檔案理論能夠科學地預示其未來發展的合理趨勢。如果檔案實踐已經向前發展了，而檔案理論仍然停留在過去實踐水平上，那么檔案理論就落后于檔案實踐了，如當電子文件逐漸主流化以后，建立在紙質文件基礎上的檔案管理模式及其理論顯然不合時宜，因此，就必然產生電子檔案管理模式及其理論了。反之，如果檔案實踐尚未向前發展（并且今后也未必發展），而檔案理論卻大膽假設、虛擬目標、展望前景并大肆鼓吹，那么就脫離檔案實踐了，前述“文件中心”在我國的尷尬遭遇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證（我也曾預言21世紀我國機關檔案室將為“文件中心”所代替【5】）。這些檢驗反映了我國檔案學研究的自省精神。

三是檢驗創新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就社會科學來看，理論創新的源頭仍是實踐，或來源于實踐創新，或對于實踐規律和特點的重新發現與認識，前者如來源原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檔案自然形成規律、文件連續體理論等，后者如自由來源觀、文件雙重價值、廣義來源觀等。愚以為，理論創新可分兩個層次，一是完全創新，這是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所作出的回答新問題、引導實踐前進的新的理論概括【6】”，是前所未有的發明與創造，具有原始性，即原創理論，它是最重要和最寶貴的知識創新，因此，在學科發展上往往具有標志性、代表性和里程碑式意義，如來源原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文件雙重價值、文檔一體化管理模式等，其科學性與合理性都已經過了實踐檢驗，或已得到國際檔案界認同，或已得到本國檔案界認同。二是部分創新，這是對現有理論的補充或修正，使其豐富、發展和完善，“體現繼承與創新、堅持與發展的辯證統一【7】”，雖非原創理論，但同樣是重要和寶貴的知識創新，因此，在學科發展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如自由來源觀、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文件連續體理論等，其科學性與合理性已經或正在接受實踐檢驗，有的已得到國際檔案界認同（自由來源觀），或已得到本國檔案界認同（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這些檢驗反映了中外檔案學研究的科學態度。

改革開放、激勵創新、文化多元化、傳媒高度發達等新的歷史條件，在推動并加快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大大開闊了人們接受知識文化影響的空間，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激活了人們的意識，擴展了人們的思維張力，使學術界出現了空前活躍的氣氛。當此之際，檔案理論研討中出現不同的觀點，發出不同的聲音，本是完全正常合理的，也是理論發展和學術進步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檔案理論研討的預期目標不明確和認識基點不一定，那么，研討就會失去根本，理論就會變成快餐文化，學術只不過是時尚標簽。因此，我們討論并強調實踐是檢驗檔案理論的唯一標準，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就在于要堅持實事求是，一是便于明確引進外來理論、研究現有理論、創新理論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為我國檔案實踐科學發展服務，盡可能減少空泛議論；二是便于構筑對外來理論、現有理論、創新理論認識的基礎，有利于形成研討的共識，盡可能避免無謂的爭論。只有這樣，才能凈化和優化學術環境，促進檔案理論健康發展。

四、檔案理論是指南針

鄒吉輝：辯證唯物主義認為，認識來自實踐并反作用于實踐。胡錦濤指出“實踐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8】。在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檔案界人士都深刻認識到“沒有科學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所謂“檔案理論是指南針”中的“檔案理論”，是指經實踐檢驗是正確的檔案理論，即在總結檔案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認識和理論概括，只有正確的檔案理論才能正確反映檔案實踐的規律與特點，正確回答檔案實踐問題，正確引導檔案實踐繼續前進，因此才能成為科學的理論。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僅正確描述了文件功用及其相應的存放和管理的階段性變化，而且正確回答了不同機關應對不同價值階段的文件承擔相應職責的分工及其銜接問題，還客觀地反映了文件運動具有整體性、連續性、各種要素關聯性等特點，為實行文檔一體化管理體制提供了思想基礎。再如“文件雙重價值理論”，不僅正確地描述了“文件”的原始價值（即對形成者的第一價值）和“附加價值”（即對社會的第二價值）的存在形態，而且正確回答了兩種價值界定、價值主體類型劃分等問題，還為開展已公開現行文件利用服務、全面開發文件信息資源、充分實現文件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又如“文件特殊運動理論”，不僅描述了文件非直線運動的各種表現形式、價值形態，而且回答了文件價值運動存在著常規形式和非常規形式兩種類型、非常規運動機理（內因、外因）及規律與特點等問題，還為深入研究文件價值運動形式的多樣性、全面揭示文件運動規律、健全完善文檔管理實踐等提供了新視角。

何永斌：在理論指導實踐中，既要堅持科學理論對實踐的正確指導，也要嚴防非科學理論對實踐的危害。為此，我認為還有三種情況值得認真探討，以引起檔案界人士高度重視，警惕和防止其嚴重危害。一是要善于辨析偽科學理論，拒絕它對檔案實踐的污染；二是要敢于批判錯誤理論，避免它對檔案實踐的傷害；三是要勇于摒棄落后理論，清除它對檔案實踐的負面影響。怎樣識別這些有害理論，歸根結底，還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鄒吉輝：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完全贊同你的看法。其實，在理論指導實踐的歷史進程中，科學與偽科學、正確與錯誤、先進與落后的理論交鋒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今后也還會繼續。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深刻認識到，加強檔案科學理論對檔案實踐的指導，是確保檔案實踐科學化、提高檔案實踐水平和優化檔案實踐質量的需要，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和重視科學發展的歷史新時期顯得格外重要。這方面既有深刻的歷史教訓，也存在諸多的現實問題，的確值得特別關注。例如20世紀50年代末出現的檔案工作大躍進，除政治原因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檔案科學理論的指導。再如現在的地方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如何科學定位、公共檔案館是否構建與怎樣構建、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檔案工作如何改革（檔案室小而全是否合理、半現行文件管理社會化是否可行）等一系列體制性問題，綜合檔案館性質職能與其開展現行文件利用服務、兩個“體系”構建等創新性問題，檔案館、室期滿檔案鑒定銷毀等技術性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除了需要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措施外，還需要加強檔案理論指導，在認識上和操作上提供系統性、合理性、前瞻性的科學依據，以增強解決問題的科學性和長效性，盡量避免少走或不走彎路，努力防止走回頭路和反復折騰。

五、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的科學發展

鄒吉輝：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的科學發展，這是當前檔案界探討的中心話題之一，也是今后檔案界必須高度重視的一項重大課題。從世界檔案史來看，檔案實踐發展和理論發展既平衡又不平衡，其中，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

不平衡的絕對性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檔案實踐發生與理論形成在時間上是不平衡的，即所謂理論時滯性。檔案實踐總是在不斷地向前發展，新生事物始終伴隨著檔案實踐的發展不斷地涌現出來，而理論對實踐的認識——總結實踐經驗和回答實踐新問題，總是存在著一定的時間差，并且這種時間差的存在也是必要與合理的，從而導致了檔案實踐發展和理論發展的不平衡。具體而言，只要人類社會存在一天，作為人類記憶的檔案就一天不會消亡，檔案實踐也就不會停止前進的步伐，不僅如此，檔案實踐發展既會受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制約和影響，隨著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及其對檔案需求等外部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也會受到自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和影響，根據檔案工作職責任務、領導體制、管理方式、機構設置、技術手段、人員素質等內部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總之，檔案實踐始終沿著一定的發展規律不斷前行。在其發展變化過程中，主、客觀因素和環境始終存在一定的差異，就會導致檔案實踐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新情況，或產生新問題、新矛盾，或引進和運用新方法、新技術，或積累和形成新經驗、新教訓。對于這些實踐新現象，檔案人員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即必須對這些新現象進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分析、綜合，通過研究，把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把握其規律特點，從而回答它們是什么、怎么樣、為什么這樣等問題。但是，從人類認識接受的基本規律和特點來看，同一實踐和理論是不可能同時出現、同步進行和同期完成的，正常情況下，總是實踐先于理論，新的理論來自新的實踐，新實踐的開展與新理論的形成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時間距離（其長短需視具體情況而定），只有這樣，新的實踐才可能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具體、完整的研究對象及其全面、系統的情況，從而為提煉和形成新的科學認識奠定堅實的事實基礎。再說，從認識新實踐到形成新理論，這是一個完整而艱苦的理性思考和科學研究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完成；假若其間還出現別的新因素（如資料欠缺、事實不清、認識差異、觀點爭論等），探討研究、達成共識、形成理論的過程勢必加長，所需時間自然隨之延長。這樣，檔案實踐發展與理論發展之間就必然出現時間上的不平衡。

其次是檔案實踐與理論在內容上會出現不平衡，理論或落后于實踐，或超前于實踐（甚至脫離于實踐），即所謂理論試探性或近似性。前面討論“（檔案實踐）檢驗現有檔案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時，我已列舉了相關情況，不再贅述。在此，我想從科學學的角度作一些基本認識的探討，科學學認為科學理論具有指導實踐的內在傾向性，具體表現為對現在實踐的解釋功能和對未來實踐的預測功能，換言之，理論研究就是尋求一種對實踐的合理解釋，即對事件、現象、關系和原因作出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科學解釋，其基本價值就在于向人們提供關于事實的界說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事實。但這些指導實踐的功能，通常是通過基本假設的邏輯形式來建構其理論架構的，由于社會科學理論往往產生于獨特的社會背景下，一些假設可能是隱含的，就會出現對同一問題可以發展出若干不同理論來進行解釋的學術現象。正如波普爾所言，在真理面前任何科學理論都是試探性的、暫時性的、猜測性的，都是而且永遠是試探性的假說或真理的近似【9】。因此，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在內容上出現不平衡就不足為奇了。

平衡的相對性主要反映于檔案實踐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縱觀檔案發展史，檔案實踐并不是每時每刻都在向前發展的，其發展過程呈動態與靜態相結合的階段性波浪式運動，在其靜態階段，檔案實踐出現穩定狀態，反映這一階段實踐的檔案理論與該實踐在內容上就會出現暫時的平衡，換言之，靜態階段的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具有相對同步性。一般來說，只有當實踐向前發展了，即打破了現存穩定狀態，由靜態階段轉變為動態階段時，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內容上原有平衡才會被顛覆，產生新實踐與舊理論之間的不平衡。如此周而復始，推動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不斷開拓創新、豐富發展、成熟完善。

何永斌：據我看來，檔案實踐和理論的發展猶如兩架馬車，其關系可以歸納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結（符）合度很高，兩者關系十分密切，即在同一條道上并駕齊驅；一種是結（符）合度較低，兩者關系不夠密切，即在同一條道上卻相距甚遠；一種是結（符）合度為零，兩者關系呈分離狀態，即在兩條道上各自奔跑。不管它們在任何時間點和空間點上以任何關系存在，都是互相聯系著的，即使是錯誤理論和偽科學理論，從根本上來看，也未離開檔案實踐，只不過它們對檔案實踐的認識是錯誤的（包括立場、觀點、方法的錯誤，也包括有意或無意的錯誤），都對檔案實踐問題作出了不正確的回答與解釋。因此，從社會科學來看，離開實踐的理論是虛妄、空想的理論，即荒謬的理論；離開科學理論的實踐是盲目、低效的行動，有時甚至是有害和危險的行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檔案實踐和檔案理論的科學發展，根本在于加強理論聯系實際，關鍵在于提高它們的結（符）合度，即盡量減少和避免低度結合與零度結合，積極尋求高度結合點，努力推進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具體而言，必須認真抓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實踐人員要自覺學習和研究科學理論，提高理論水平；另一方面理論人員要自覺學習和研究檔案實踐，豐富實踐知識。只有當兩支隊伍全面協調發展時，才能促進并確保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的科學發展。

鄒吉輝：我雖然不完全認同你的觀點，但不得不承認你對這個問題的觀察和思考確有過人之處。誠如你所說的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的科學發展根本在于“理論聯系實際”，但是怎樣具體貫徹落實，獲取最佳效果，這才是我們討論的核心所在。為此，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同仁參酌。

首先，努力遵循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發展的客觀規律。如前所述，世界檔案史已顯示檔案實踐發展和理論發展呈階段性的波浪式運動，這一發展規律和特點告訴我們，檔案實踐和檔案理論在其發展過程中，會出現階段性的變動狀態和平穩狀態。因此，無論檔案實踐發展和理論發展處于何種狀態，我們必須首先抓好當前的實踐和理論建設，與此同時，還要善于發現和抓住發展機遇，積極推動檔案實踐和理論繼續前進。具體而言，無論是檔案實踐者，還是檔案理論者，在檔案實際工作和理論研究中，既要善于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為現實實踐服務，又要善于積累現實實踐經驗并從中發現和發掘新的生長點（即新問題、新矛盾、新方法、新技術等新生事物因素），還要善于研究新生事物因素，形成新認識，催生新理論，在正確回答現實實踐問題的同時，指示檔案實踐繼續前進的正確方向或合理趨勢。

其次，積極利用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推進檔案實踐與理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遵循客觀規律，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對客觀規律的簡單復制和被動接受。換言之，推動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發展，既要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又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前者強調的是善于行動，后者強調的是敢于行動，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也是推動事業發展的科學態度。檔案實踐與理論發展規律提示我們，在其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各種歷史機遇，有時呈顯性狀態，有時呈隱性狀態，前者如“文件中心”之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計算機和網絡技術之于“文件連續體理論”等，后者如檔案館檔案第一層分類和管理之于全宗理論（來源原則）、檔案保管期限劃分之于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等。對于顯性狀態的發展機遇，只要善于抓住，就會迅速轉化為新的實踐和理論成果，實現檔案實踐及其理論的協調發展。對于隱性狀態的發展機遇，不僅需要見微知著的敏銳，而且需要獨具慧眼的大智，更是需要敢于創新的大勇，才能及時發現其端倪，緊緊把握其路徑，將其轉化為新的實踐和理論成果，促進檔案實踐及其理論的協調發展。因此，敢于利用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發展的客觀規律，對于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的科學發展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和推動作用，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檔案人才能有更大的作為。

再次，以人為本打造一支能文能武的優秀檔案事業團隊。理論聯系實際、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科學發展，最終都是依靠檔案人員（實踐者與理論者）去實現。因此，當前及今后必須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切實提高檔案人員的實踐水平和理論水平，增強他們理論聯系實際的自覺性和責任感。換言之，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科學發展的水平和質量取決于理論聯系實際的水平和質量，而理論聯系實際的水平和質量又取決于檔案人員的專業水平和綜合素質，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建立一支能力強、質量優、水平高的檔案工作隊伍，為切實提高理論聯系實際的水平和質量，確保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科學發展提供人才保障。為此，必須建立健全相關的管理體制與機制，激勵和鞭策檔案人員扎扎實實的提高專業水平和綜合素質，為推進和實現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科學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又次，統籌兼顧構建科學發展的和諧環境。我認為，理論聯系實際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是指理論聯系社會實際（即外部聯系），微觀是指理論聯系專業工作實際（即內部聯系）。理論聯系社會實際的要義，就是要敢于破除自閉觀念，走出檔案大門，摒棄門戶之見，參與社會建設，爭取各方支持，跟蹤科技前沿，開辟一條有利于檔案實踐與理論科學發展的金光大道。理論聯系專業工作實際的要義，就是要深入研究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事業自身發展規律與特點，努力構建完善的檔案學科體系，不僅要科學回答與合理解釋檔案實踐現實問題，幫助人們認識檔案，而且還要正確引導檔案實踐不斷前進。只有統籌兼顧宏觀與微觀、外部與內部的“理論聯系實際”，才能真正推進和實現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科學發展。換言之，推進和實現檔案實踐與檔案理論科學發展，不僅需要一個良好的內部環境，而且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只有內外兩個環境和諧相處，才能達到預期目的。檔案事業是國家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與各項社會事業同步發展，因此，一方面檔案實踐與理論建設需要社會各方的關心支持，另一方面檔案實踐與理論建設應該積極爭取社會各方的關心支持，通過客觀與主觀的積極配合，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為檔案實踐與理論的科學發展提供充分的社會條件、有力的建設保障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如健全完善的相關政策法規、足額投入的事業經費、強力支持的教育科技等。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檔案事業與各項社會事業、檔案學科與各門學科的協調發展，確保檔案事業與檔案學科不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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