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通”與“十通”的編纂

所謂“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三書的總稱。這三部書，雖然都是通史，但《通典》和《文獻通考》是專記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典制通史，而《通志》則是一部紀傳體通史，與前兩書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完全不同。清統治者好大喜功，將《通志》與《通典》、《文獻通考》并稱“三通”。“續三通”的內容上接“三通”，下至明末而止，清三通的歷史止于乾隆五十年（1875年）。清光緒末年，劉錦藻修成《清朝續文獻通考》一書，上接《清文獻通考》，止于宣統三年（1911年）計一百二十六年。后人就將“三通”、“續三通”、“清三通”稱為“九通”，加上《清朝續文獻通考》合稱為“十通”。

1、《通典》的編纂

《通典》是一部專門敘述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唐代以前，有關典章制度的記述，都保存在紀傳體史書的志中，如《史記》的八書，《漢書》的十志等等。然而記載典章制度“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而各史均斷代為書，其所記典章如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若追敘太多，則繁復取厭。唐玄宗時所修的《唐六典》“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事賅備，可謂善著作者。”[i] 《唐六典》雖然是以記述唐代典章政令為主，但對歷代的制度沿革等也作了一番追本溯源的工作。唐開元末年，史學家劉知幾的幾子劉秩曾依照《周禮》六官的職掌，分門別類，編《政典》三十五卷，分禮、戶、吏、兵、刑、工六綱，書成“大為時賢稱賞”。《政典》經過杜估的推尋，感到無論是條目設置還是材料取舍均不能令人如意，遂決心加以擴充，經過三十余年“竭愚盡慮”的辛苦，才完成了這部二百卷的巨著《通典》

《通典》的材料來源主要有幾個方面：（1）唐以前正史中志的材料。杜佑在敘述唐以前典章制度時，把分散在各史正中的有關材料集中起來，按年代順序編排，條分縷析，說明制度的變遷因革。（2）采錄漢魏文集和奏章中的有關材料，補充正史記載的不足；（3）廣泛搜集充分利用當代文獻資料，《通典》所載止于唐玄宗天寶末年，凡當時所能見到的有關唐初典章制度建置的史料，均盡量采錄，如禮典部分，就采用了《大唐開元禮》、《唐六典》等書。

《通典》全書二百卷，分為八門，即：食貨典、選舉典、職官典、禮典、樂典、刑典、州郡典、邊防典，而刑典又分為甲兵和五刑二部，故或稱八門，或稱為九門。各門之下再分為目。其門類的設置雖略仿《周禮》的六官，但貫穿了其自己的思想。他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后興禮、興樂焉。教化附，然后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際，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政治的基礎在經濟，統治的力量在職官，國家的安定在邊防，這是杜佑制定《通典》編纂體例的基本指導思想。

《通典》細目分為：（1）食貨：田制、鄉黨、土斷、版籍、賦稅、戶口、丁中、錢、漕運、鹽鐵、鬻爵、榷酤、算緡、雜稅、平準、均輸；（2）選舉：歷代選舉、考績制、雜論議；（3）官職：歷代官職要略、三公、宰相、尚書、御史臺、諸卿、武官、東宮官、歷代王侯封爵、州郡、文散官、祿、秩品；（4）禮：歷代沿革禮、開元禮；（5）樂：歷代沿革、十二律、權量、歌舞、清樂、郊廟舞議；（6）兵：敘兵、法制、料敵致勝、間謀、撫士、示弱、佯敗引退取之、避稅、以逸待勞、行軍下營、攻其必救、按地形知勝負、圍敵勿周、因機設權、敵無固志可取之；（7）刑：刑制、雜議、肉刑議、守正赦宥、寬恕、囚系、舞紊、峻酷；（8）州郡：序目、古雍州、古梁州、古豫州、古冀州、古兗州、古青州、古徐州、古揚州、古荊州、古南越；邊防：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在編纂方法上，《通典》并非簡單地按類循目編排資料，而是有其獨到之處：（1）博采群經諸史，注重實用。儒家著書立說，往往有“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的毛病，所以杜佑在搜集資料時，凡“事非經國理法程制”，無益于世的均“所不錄”。即使是有用的資料，也并非如水禽取魚，四面雜陳，大小并收；而是“采拾其精華，滲瀌其膏澤，裁煩以趣約，裁疏以就密”，即將材料經過嚴密的去粗取精，剪裁熔鑄，使之約而不煩，密而不疏，把歷代典章制度的興廢沿革敘述的條理分明，利病俱顯。（2）是今非古，詳今略遠。儒家是古非今，認為今不如昔，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杜佑則認為，時代是發展的進化的，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損益也要“隨俗適時”，因此，《通典》所述制度，自隋而上，大抵舉其綱要，略述沿革發展，而對于本朝唐的典制，則特為詳悉。如對時人楊炎推行的兩稅法，杜估就極力稱贊，說“自建中初，天下編甿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而余，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田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ii] 并引錄了許多有關兩稅法的執行情況的有關資料加以說明。（3）引用資料均加以詮釋或以旁注形式說明。《通典》引用資料，先秦以前，出于經傳的，如《周禮》等記載的典制等，均加以詳細詮釋。秦漢以后，有關典制的記載增多，對不同的記載，盡量載入，不能載入者用旁注加以說明。這是一種較好的編纂方法，并為后來修《續通典》時所采用。

典志體雖不是杜佑的首創，但自杜佑《通典》以后，歷代就陸續出現了許多典志體的史籍，成為史籍中重要的體裁之一，其編纂方法卻是杜佑所創立的。《通典》的主要價值不在于保存了特殊的史料，而在于編排組織的完善，使分見于編年和紀傳體史書中的材料，在以類相從的新形式下重新予以適當的組織，令人容易得到完整而有系統的概念，這是唐以前各種史體都不能達到的。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它“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紀載，詳而為煩，簡而有要，原原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

2、《通志》的編纂

《通志》是一部紀傳體通史。撰者鄭樵，字漁仲，南宋興化軍莆田（福建莆田）人。居縣內之夾祭山讀書講學三十年，時稱夾祭先生。鄭樵平生“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謝絕人事久之。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iii] 鄭樵“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其著作有八十余種，其中《通志》是他畢生心血的結晶。《通志》全書二百卷，五百多萬字，包括本紀、列傳、世家、載記、年譜、略六門，體例完全仿照司馬遷《史記》，只不過是改書稱略，改表稱譜，另外再加一個載記，其實質仍是一樣。因此這部書向來很少得到好評，或指斥它“漏略百出”，或批評它“語多襲舊”等等。不能否認，鄭樵在修《通志》一書時，紀傳部分多是沿襲舊史而缺少融會貫通之功。但《通志》中的《二十略》則不應在此列，《二十略》是鄭樵全書的精華。

《二十略》的性質與《通典》相近，其篇目為：氏族略、六書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禮略、謚略、器服略、樂略、職官略、選舉略、刑法略、食貨略、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金石略、災祥略、昆蟲草木略。其中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五略為前人所有，而其他十五略則為鄭樵獨創，對此鄭樵也很自負，他在自序中稱：“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及漢、唐諸儒議論”，其他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這種說法還是比較符合事實的。歷代記載典章制度的史書包括杜佑《通典》，多偏重于政治、經濟、軍事制度沿革變遷的記載，而鄭樵則將此范圍進一步擴大，增加了學術史和社會史方面的內容，這不能不說是鄭樵的獨創。如列于首位的《氏族略》是屬于社會史的范疇。氏族制度的研究與史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關系，而近代氏族研究已經成為史學中的重要分支之一。鄭樵早在當時就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對南北朝以來盛行的譜諜書之學提出了批評，建議打破郡望門閥的界限，以朝廷職位爵名來譜列氏族以代替舊日的郡望譜列法，他說：“先天子而后諸侯，先諸侯而后卿大夫，先卿大夫而后百工技藝，先爵而后謚”，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繩繩秩秩，各歸其宗，使千余年來湮源斷續之典燦然在目。”他認為應審慎對待個人所修家譜，認為“只本人家譜籍無足信也”，“大抵氏族之家言多誕，博雅君子不可不審”，提出了譜諜的編纂方法。其他如《金石略》著錄歷代的鐘鼎碑刻，《圖譜略》指出圖表的重要性，《藝文略》區分圖書為十二類，著錄了所知之書；《六書略》、《七音略》講文字、音韻之學；《校讎略》論整理和著錄圖書之法等等，多有真知灼見。

在《校讎略》中，鄭樵對如何搜集史料、儲備史料、校勘史料等方面，都提出了許多可貴的方法和意見。他在《通志·總序》中曾明確指出：“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在書中，鄭樵提出了求書八法：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并詳細地論述了求書的途徑，如“凡星歷之書，求之靈臺郎，樂律之書，求之太常樂工”等等。這樣循著各行專業去找專門的書，自然是最好的求書途徑了。鄭樵還十分強調分類的重要性，在《藝文略》中，將圖書目錄分為十二大類，每類下又分子目與細目，十分完備。鄭樵認為，類例有“存書”和“明學”的兩大功用，他說：“學術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諱之學，盛于東都；音韻之書，傳于江左。傳注起于漢魏，義疏成于隋唐。觀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這些意見，不僅對歷史學家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對檔案文獻的搜集、分類與保管工作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對于鄭樵在校讎學上的創新，章學誠評價甚高，他說：“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后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于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會于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例，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為之校讎，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也。”[iv]

《金石略》則進一步擴大了檔案文獻的范圍，把金石之學提到了應有的位置。金石彝器的出土，歷代皆有，但大多將其視作珍稀之物鑒賞把玩。到了宋代，學者開始重視研究，出現了一些著錄古器物的書籍，如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等，所著錄的古器物，不下數千件。而鄭樵獨具慧眼，看到了其不可替代的檔案文獻價值。他說：“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后，其去親承之道遠矣。惟有金石所以不朽，今列而為略，庶幾式瞻之道猶存焉。且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以見唐人之典則，此道后學安得舍諸！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失無紀，可為太息。”[v]金石文字材料不僅可以作為古代歷史的直接見證，和書本史料互相印證，還可視為直接的檔案文獻材料，以補充書本記載的不足。

又如《圖譜略》也是如此，對于圖、表的作用，歷來均未予以足夠的重視。鄭樵則認為圖、表和書應該是互為補充，缺一不可。他稱贊司馬遷《史記》十表說：“《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vi] 講到書與圖的關系，他說“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vii]他還列舉了天文、地理、宮室、器用等十六種為例，認為凡此十六類，如僅有書而無圖，則用功大而收效微。又說：“為天下者不可以無書，為書者不可以無圖譜。圖載象，譜載系，為圖所以周知遠近，為譜所以洞察古今。”[viii] 由此可知，鄭樵強調編纂史書必須做到圖文并茂，研究學問應做到圖文并重，只有這樣，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這些見解在今天看來仍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3、《文獻通考》的編纂

《文獻通考》是繼杜佑《通典》以后，又一部專記歷代典章制度的專著，作者是宋末元初的史學家馬端臨。馬端臨，字貴與，江西饒州樂平人。其父馬廷鸞，曾任國史院編修，著述甚豐，宋末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宋亡，馬端臨隱居不仕，“著《文獻通考》以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余年而后成書”。[ix] 據順治《樂平縣志》所載李謹恩《通考序》可知，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就已成書，此時作者已經五十四歲。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詔刻《通考》時，馬端臨還曾受命攜帶原稿到杭州校對。

馬端臨編纂《文獻通考》的目的，據他自述，一則是由于《資治通鑒》“詳于理亂興衰，而略于典章經制”；再則認為《通典》“不無遺憾”，“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于是自己便“有志綴輯”。歷二十余年，始成此書。

《文獻通考》的材料來源大體取自兩個方面，一是舊籍，二是當時學者的議論和朝臣的奏疏，這也就是作者將書名冠以“文獻”兩字的原因。馬端臨自稱：“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征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x] 由此可知《文獻通考》所選的材料，不僅限于舊有的文字的記載，還擴大到了口述歷史的范圍，因為對于制度的興廢沿革變化，僅靠文字的記載顯然不足，而當事人的回憶敘述或議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某些缺憾，補充文字記載的不足。馬端臨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將其作為撰著《通考》的材料來源之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

《文獻通考》的編纂方法，是將原始材料先按門類排列，然后依時間先后順序一條一條地記載。但《通考》不同于《宋會要》，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是有敘述、有考證、有論斷。《通考》的每一條目，凡引自經史之文，一律頂格書寫；諸臣奏議低一格書寫；諸儒議論再低一格。每條材料前面，通常冠以“某人曰”，凡引用他父親之言，則作“先公曰”。他自己的意見一律用“按”字來表示。《通考》所引用的宋人的議論，較多的有沙隨程氏（程迥）、石林葉氏（葉夢得）、水心葉氏（葉適）、東萊呂氏（呂祖謙）、巽巖李氏（李燾）等。但有時也有用書名的，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每省作《朝野雜記》）等。全書有總序一篇，每一門類又各有一小序，闡明設立此門類意圖，并略述該門所載內容的發展變化。

《文獻通考》不是為續《通典》所作，它也是從古到今，止于南宋寧宗嘉定年間。全書共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門：《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樂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輿地考》、《四裔考》。這二十四門中，十九門是《通典》所有的，而《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考則為《通典》所無。

對于《通考》的評論，長期以來就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肯定它的，主要著眼于其詳瞻超過《通典》，尤其是保存了大量的宋代史料；否定它的，則認為除了因襲《通典》之外，多抄取史志、會要及宋人議論，并列創作精神，遠不及〈通典〉的體大思精，簡而得要。后一種看法，以清人章學誠為代表。他說：《文獻通考》“雖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為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于對策敷陳之用。” [xi] 又說：“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未盡也。且其就《通典》多分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于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xii] 章學誠的斷語有些偏頗。《四庫全書總目》則認為《通考》“大抵門類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而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瞻實為過之。”[xiii]近人金毓黻說：“善治史者，主以《通典》之精簡，輔以《通考》之詳瞻，則能兼取其長，而折衷至當矣。”[xiv] 是為持平之論。

4、“續三通”與“清三通”的編纂

在清廷紹修續三通之前，《通典》和《文獻通考》已有續本，較重要者有兩部：（1）北宋真宗時所撰《續通典》，起自唐肅宗至周世宗顯德之末，共二百卷，無刊本，后世遂亡；（2）明萬歷年間王圻所撰《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卷，起自宋嘉定間，止于明萬歷三十年左右，所取資料甚為豐富，尤以明代的史料為多。后來清統治者要續修《文獻通考》，便極力貶低這部書，說是“體例糅雜，顛舛叢生，遂使數典之書，變為兔園之策，論者病焉”[xv]等等。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設續文獻通考館，命張廷玉等為總裁、齊召南為纂修，撰《續文獻通考》一書。原議在馬端臨所分的二十四門之外，再增加《朔閏》、《河渠》、《氏族》、《六書》等四考，后決定對《通典》和《通志》也加以續修。故仍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原目為基礎，而在《郊社考》中分出《群祀考》一門，從《宗廟考》中分出《群廟考》一門，共為二十六門。《續文獻通考》的歷史時間包括南宋后期及遼、金、元、明五個朝代的事跡。在清朝所修的六通中，《續文獻通考》是比較好的，一方面是因為用時較長，從乾隆十二年至三十年，用了近二十年的工夫，再是有明王圻的《續文獻通考》作基礎，許多史料都是直接采自王書，故內容較為充實，對此《四庫全書總目》也未否認。

《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卷進呈后，乾隆乃命繼續修撰續通典、續通志。乾隆三十二年，續文獻通考館改稱三通館，再編撰《續通典》、《續通志》二書。《續通典》篇目依照杜佑《通典》所定形式，唯把《兵》、《刑》分列，共為九門，其時間起于唐肅宗，止于明崇禎末年。《續通志》的篇目基本上與鄭樵的《通志》相同，仍分紀、傳、譜、略等幾大門類，而僅作些形式上的調整。全書內容與《通志》相銜接，敘至明末止。乾隆四十八年，成《續通典》一百五十卷；乾隆五十年，成《續通志》六百四十卷。

“續三通”修成后，乾隆命史館繼續修撰“清三通”。《清文獻通考》原名《皇朝文獻通考》，清亡后改用此名，其他二書亦同。《清通考》原為《續文獻通考》的一部分，故其分類相同，共二十六門。內容方面，據現有制度而略有增加，如《田賦考》增加《八旗田制》，《錢幣考》增《銀色銀值》，《戶口考》增《八旗壯丁》，《土貢考》增《外藩》等等。又以當時沒有的制度而略減，如《市糴考》刪《均輸》、《和買》、《和糴》，《選舉考》刪《童子科》，《兵考》刪《戰車》等等。《清通典》體例與《續通典》相同，分為九門，但《食貨志》中的《榷酤》、《算緡》，《禮典》中的《封禪》等因清代未行，故刪去。《州郡典》以九州統敘歷代沿革，也不適用于清，故改以《清一統志》為標準。《清通志》的體例，以紀傳等部分存于實錄、國史中，館臣不敢擅自刪述，僅撰成與《通考》、《通典》性質相近的二十略，以湊足三通之數。

“續三通”與“清三通”合計達一千五百六十卷，卷帙浩繁。原“三通”作者雖前后隔代，但所修各書在內容在還是有很多重復之處。清初續修，本應擇善而從，刪繁就簡，避免無謂的重復載錄。而清統治者好大喜功，僅看重形式，盲目擴大“三通”為“六通”、“九通”，疊床架屋，浪費紙墨。但“清三通”為當代人修當代史，所用材料多選自府庫檔案，保存了很多重要史料，向為清史研究者所重視。

“清三通”的截止年限是乾隆五十年，從乾隆五十一年到清末的一百二十年的典章制度的記載便付諸闕如。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的修撰，填補上了這段空缺。

《清朝續文獻通考》的作者劉錦藻是浙江吳興人，曾任戶部主事、內閣侍讀學士。是浙江著名的藏書家之一，劉氏嘉業堂藏書樓名聞天下。劉錦藻自甲午戰后，開始編纂此書，原擬編至光緒三十年止。所定門類，以《續文獻通考》為準，僅增《外交》、《郵傳》二門。后來他與兒子劉承干商榷義例，編至宣統三年，補《憲政》、《實業》二門，成書四百卷。全書分三十門，門下分一百三十六目。系統完整，保存史料極為豐富，且獨具特色。如清末的銀行、海運、厘金、洋藥、書院、學堂等，均于性質相近的《國用》、《征榷》、《學校》各考內附敘。又創立《外交》、《郵傳》、《實業》、《憲政》四考，亦是清末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的直接反映，其所收載的史料，多為《清史稿》所不及。

“三通”、 “十通”的修撰，使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得到了一次系統的闡述。同樣，各種有關典章制度的檔案文獻史料也在此得到了系統的疏理與編排，從編纂形式上看，“三通”、“十通”雖不同于資料匯編，但其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尤其是《文獻通考》，它在體例的編排、史料的搜集等方面有許多獨到之處，可作為編纂典制類文獻匯編的借鑒。

[i] 引《玉海》卷51〈唐六典〉

[ii] 《通典》卷7，《食貨》7《歷代盛衰戶口》。

[iii] 〈宋史·鄭樵傳〉

[iv] 章學誠《校讎通義·序》

[v] 《通志·金石略序》

[vi] 《通志·總序》

[vii] 《圖譜略·索象》

[viii] 《通志·年譜略》

[ix] 《新元史·本傳》

[x] 《文獻通考·總序》

[xi] 《文史通義》內篇四，《釋通》。

[xii] 《文史通義》《答客問》中。

[xiii]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政書》

[xiv]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第七章，《唐宋以來之私修諸史》。

[xv]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政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