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漢時期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典籍

中國古代發展到兩漢之際，社會穩定，生產發展，文化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漢武帝時曾下書廣求天下藏書，民間獻書活動十分踴躍。正如劉歆在《七略》中所稱：“孝武皇帝敕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i]。根據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記載，經過后來劉氏父子的抉繁剔蕪的整理之后，還有603家，13219卷。 為收藏如此數量巨大的文獻典籍，不僅皇宮內建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ii]等藏書庫，一些管理文化教育的部門如“太常、太史、博士”之處也都有秘藏之室。但是，這樣的分散收藏不僅不能使堆積如山的豐富藏書得到很好的開發利用，反而由于分散保管，使圖書再次散失情況時時發生。這一方面是由于收藏較為分散，皇室、官府各收所藏，互相不通聲氣，另一方面，由于對書籍從未進行過系統的整理，既無具體的量的統計，更無統一的目錄可供查詢，因此，漢室藏書基本上是處在一種混亂的狀態。這種情況到了漢成帝時，由于有了劉向、劉歆父子的整理，才有所改變。

漢成帝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此時距漢初開國已有180年的歷史，皇家及官府藏書混亂狀況日趨嚴重，很多典籍因缺乏有效的管理而散亡。有鑒于此，漢成帝一面下令命謁者陳農繼續“求遺書于天下”，到各地訪求圖書，一面命劉向組織人員從事于典藏文獻的整理。

劉向，字子政，西漢皇室楚元王四世孫，曾任光祿大夫、中壘校尉。他博學多識，與東漢楊雄齊名，著有《列女傳》，及《新序》、《說苑》等著作。他在接受了整理典籍的任務后，立即開始了這項繁重的工作。由于搜集上來的典籍從未經過整理，凌亂不堪，如何著手開展整理工作，確實嘎乎其難。劉向根據自己對文獻典籍的理解和認識，創立了一套整理文獻典籍的方法。

他首先把所有典籍分六大類（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這六類），并根據參加整理者的專長，按類分派任務。劉向自己負責經傳、諸子、詩賦三部分，步兵校尉任宏負責整理兵書，太史令尹咸負責整理數術之書，侍醫李柱國負責方技之書。各部分的工作除有一位主要負責人外，還有一些助手參加，如劉歆、杜參、王龔、班斿等人。他們分工合作，進行文獻的整理工作。“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iii]。就是說，每一部書校訂完成后，由劉向寫成“敘錄”一篇，猶如后世的解題、提要、評述之類。最初每書一篇《敘錄》，寫在本書后面；后來又將群書《敘錄》鈔集在一起，成為一部總的敘錄匯編，以便別行于世，所以又稱為《別錄》。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整個校書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六大類中所包括的主要圖書都校訂了新本，而每一本也都做了敘錄。劉歆在此基礎上，根據校訂的圖書和所編寫的敘錄，分門別類，建立了系統的目錄分類，完成了《七略》的撰寫。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七略》被后世史家奉為目錄學的鼻祖。

劉向、劉歆在總結利用自孔子以來所創造的文獻編纂整理方法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整套系統的文獻整理和編目方法。其主要程序和方法為：

1、校勘定本  秦以前的文獻典籍，多以單篇形式流傳，不僅極易散失，而且造成了各種不同傳本間的差異。劉向等在整理時，首先把漢秘府兩百年來所積累的藏書，清點一遍，將屬于同一作者或同一部書的各篇集中在一起，如《管子》一書就收集了386種，其中有全本（指篇數較多）、殘本的單篇。《管子》如此，其他諸子、經書也都是如此。誠如劉歆所說：“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iv]。接著，劉向從眾多藏本中選定其中最好的作底本，然后再和其他復本相校。這是一項極其細致的工作，劉向稱之為“校讎”，他說：“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v] 校讎時，持底本者把聽到的復本中的異文脫句記在底本上，使底本的錯訛得到初步的澄清。劉向在校訂了底本，編排好篇次之后，就進入第二步工作。

2、清繕清本    就是把校訂的底本繕成清本，以便保存和閱讀。劉向在敘錄中經常提到“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經過研究，人們知道劉向等的底本是在青竹簡上起草的，但“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青竹簡沒有經過加工，易折朽或生蠹，無法長久保存，所以必須將青竹簡放在火上烤炙，再用絲繩連編起來。這樣制作的書寫材料保證了文獻典籍的耐久性。

3、編撰敘錄    劉向等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錄就是敘錄，也就是一部書的簡明提要或指南，用以揭示該書的內容及相關信息。劉向等所編撰的敘錄內容，有三部分：第一，新定本的篇目；第二，記述校訂過程，包括所依據的各本的情況如來源、篇數、文句差謬脫誤情況等；第三，綜述全書大意，包括著者事跡、辨別真偽以及簡敘書中旨意等。這是敘錄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從現存材料中可以推知，劉向敘錄的每一篇基本如此。

4、分類整理    劉向從一開始校書時就采取了分類整理典籍的方式。劉向將全部文獻分成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大類，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六大類的所有圖書文獻都校訂了新本，完成了敘錄的撰寫，每個大類之下應再分多少個小類，大類和小類所包括的內容，大約也有明確的意見和草稿。所以在劉向死后不到兩年，劉歆就完成了《七略》，建成了我國第一部系統目錄。《七略》首篇為《輯略》，是全書的敘錄，說明每個大類和小類的內容和意義。其余“六略”即劉向所分的六大類，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略”下分“種”，計有38種，630家。這種比較系統、平衡地著錄圖書文獻的方法為后世的文獻整理與編目起到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范文瀾曾評價說：“西漢后期，繼司馬遷而起的大博學家劉向、劉歆父子，做了一個對古代文化有巨大貢獻的事業，就是劉向創始劉歆完成的《七略》。”[vi] 劉向、劉歆創立的檔案文獻整理、編目方法對后世的檔案文獻整理工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東漢時明帝任班固為蘭臺令史，負責整理典籍。班固便“依《七略》而為書部”，對蘭臺藏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

[i] 《文選》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劉歆《七略》

[ii] 《太平御覽》卷233引劉歆《七略》。

[iii] 《漢書·藝文志》

[iv] 《漢書》卷36《劉歆本傳》。

[v] 《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太平御覽》卷618引劉向《別錄》。

[vi]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