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近代檔案的四大發現和整理

1、甲骨檔案

甲骨檔案是以龜甲牛骨為載體的檔案，其內容多半為占卜之辭。殷代的統治者十分信奉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商王事無大小，都要取決于占卜，凡政治、軍事、收成、病喪、祭祀、風雨以及日常大小事件，事先都要占卜一下，并把占卜的結果刻在甲骨上面。甲骨卜辭的記載形式實際上就是所謂的“君舉必書”的最早起源，日積月累下來的甲骨卜辭便成為殷商時期的官方檔案記錄。

隨著殷王朝的覆亡，甲骨卜辭也逐漸湮沒于歷史的塵埃之中，默然無聞，長達三千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的最后兩年，才被世人所發現。在殷墟遺址河南安陽西北的小屯村，農民在翻耕田地時，常常可以挖掘到一些牛骨龜甲之類的東西，當地人稱之為龍骨，用作肥田之用，或以賤價賣給藥鋪作為藥材。北京的一位金石收藏家王懿榮，最先發現了藥鋪所售龜板上的文字，經考訂發現其文字奇古，所記多為殷商帝王之名，便率先托人以重金搜求，一年內搜集到甲骨片一千余枚。由于有人肯花重金收購，原本在當地人眼里不值幾錢的甲骨竟然可以賣出好價錢，于是就盲目挖掘搜尋，殷墟甲骨大量出土，據統計，從1899年到1928年間，出土的殷墟甲骨總數約有8萬余片，這些甲骨一部分由國內的收藏家所收藏，一部分被外國傳教士盜運出國，流散海外。

殷墟甲骨的出土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轟動，被稱之為近代文化史上最重大的發現。隨著對殷墟甲骨卜辭研究的逐步開展，人們愈來愈意識到它的重要價值。1928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開始以科學方法對殷墟進行考古發掘。先后主持發掘工作的有梁思永、李濟、董作賓、郭寶均等一批學者。從1928年10月到1934年3月，進行了9次發掘，共發現龜甲和獸骨6513片。1934年秋季和1935年春季，又進行了3次發掘，僅找到了殷代帝王的墓地，而未發現甲骨。從1936年春季到1937年春季，又進行了3次發掘，收獲甚豐，共發現甲骨18405片。1937年抗戰爆發以后至1949年，甲骨仍時有出土，但多為日寇所劫掠而流落國外，其余由京、津、滬各地收藏家著錄收藏者約萬余片。

最早對殷墟甲骨卜辭進行搜集、整理、編纂的是江蘇丹徒人劉鶚。王懿榮在得到殷墟甲骨后不久即死去，其收藏的甲骨為劉鶚（字鐵云）所得。其后劉鶚又多方奔走購買，所得更多。羅振玉在劉鶚處看到這些帶字甲骨片后，以為系“漢以來小學家所不得見者”，遂慫恿劉鶚拓印行世。1903年，劉鶚從所藏五千余片甲骨中挑選字跡清晰完好者，共得一千零五十八片，拓印刊行，共六冊，名《鐵云藏龜》。是為著錄甲骨文字的第一部書。劉鶚將過去收藏家秘不示人的甲骨檔案公諸于世，推動了甲骨檔案史料的整理和傳播。

繼劉鶚之后，在甲骨檔案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較有影響的是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羅振玉從1906年開始收購甲骨，并派專人至安陽采掘，前后所得甲骨達三萬余片，為歷來收藏家所不及。辛亥革命后，羅振玉流亡日本，開始整理、編纂甲骨檔案，1913年編成《殷墟書契前編》八卷，影印出版。是書共收錄自藏及別家所藏甲骨拓片二千二百二十九片。1914年，編《殷墟書契菁華》，收自藏甲骨片中最大及細字六十八片，影印刊行。1915年，編成《殷墟書契后編》二卷，收錄甲骨一千一百零四片。回國后，又收集國內各收藏家的拓片，共得三千余紙，編成《殷墟書契續編》，于1933年影印出版，共六冊，收錄甲骨二千零一十六片。羅振玉對甲骨文片的搜集、整理與編纂，對學術界的貢獻很大，這些甲骨檔案文獻的匯編為甲骨學和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寶貴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在歷次對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過程中，也陸續將出土的有關甲骨檔案整理編纂出版。第一部為《殷墟文字甲編》，系根據前九次發掘的甲骨文片整理而成，收錄甲骨三千九百三十八片。第二部為《殷墟文字乙編》上、中、下三輯，系根據第13-15次發掘所得一萬余片甲骨片選編而成，收錄甲骨九千一百零五片。《殷墟文字》甲、乙編，是當時著錄甲骨文字的最大總集，其著錄方法科學嚴謹，每一片拓片均有編號，出土前后順序一目了然，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歷史信息。建國以后，加強以對對甲骨檔案的整理、編纂工作。1979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著錄甲骨四萬一千九百五十六片，是對國內所藏骨檔案一次全面系統的整理和公布。

對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自孫詒讓的《契文舉例》。孫詒讓是清末著名經學家和文字學家，他根據劉鶚的《鐵云藏龜》著錄的甲骨文字，從文字學的角度進行研究。他以金石遺文與甲骨刻辭來論證古文字的形體，1904年寫成《契文舉例》二卷，是為用甲骨文考證古文字之始。另一位對甲骨文研究具有重大影響的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王國維從1913年開始研究甲骨文，他側重于將對甲骨卜辭的考釋與古史研究相結合，其所作《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殷墟卜辭所見地名考》、《殷墟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三代地理小記》、《說自契至于湯八遷》以及后來所撰《古史新證》等，開創了古史研究的新局面。此后，董作賓、郭沫若、胡厚宣等人也都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甲骨文檔案的發現與整理，為我國上古史特別是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推動了中國古史分期及相關史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使得一門新的專門學科——甲骨學由此形成。

2、漢晉簡牘的發現與整理

在造紙術發明以前，人們主要利用竹木材料作為文字的載體。用于書寫的竹片稱之為“簡”或“策”；木版叫作“方”，也稱為“牘”。竹簡形制狹長，一片竹簡所載字數有限，一篇文章要用去很多的竹簡，為便于閱讀，人們就用繩子把它串連起來編成為冊。木牘的用途，主要用作通信或書寫短文。當時，絕大多數的官方檔案文書及書籍使用的都是這種竹木材料。歷史上，曾多次從地下發現過這樣的竹簡文書。如漢武帝時的孔宅壁書，西晉時的汲冢竹書等，都是較大規模的發現。而二十世紀初，中國西北地區漢晉簡牘的發現與整理，則是近代史料學上的又一次重大發現。

近代中國西北地區漢晉簡牘的發現是與外國人對中國文物的劫掠分不開的。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進入我國西北邊地進行所謂的考古“探險”，他在羅布泊北部，發現了古樓蘭遺址，獲得漢晉簡牘一百二十一枚及其他文物。消息傳出后，引起國際考古界的注意，此后，一批又一批的“探險家”們打著“考古探險”的旗號深入中國西北地區，大肆竊掠。

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天山南路和闐尼雅河下游一帶發現魏晉竹簡數十枚，有字書、方技、《論語》、文書等。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漢長城遺址內，得到漢代簡牘七百零三枚，此即有名的敦煌漢簡。后來斯坦因又在羅布淖爾以北的北海頭故城得魏至北宋木牘一百零三枚。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漢代遣存中，得到漢代木牘一百六十六枚，在樓蘭遣址中，獲晉簡四十九枚。1926年，北平中國學術協會與瑞典的斯文·赫定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赴西北四省考察。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內蒙額濟納河漢代張掖郡居延地邊塞遺址內，獲取漢代簡牘一萬余枚，是近代以來發掘漢簡最多的一次。從1899年至1945年，中外學者陸續在西北發現的漢晉簡牘總數在一萬五千余枚。在發現的漢晉簡牘中，早期的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得到的漢晉簡牘均被其掠往國外，流落各地。如斯坦因所得即分別為大英圖書館和大不列顛博物館所收藏。

對漢晉簡牘的整理始于法國漢學家沙畹，1913年沙畹曾把斯坦因所得簡牘編為《斯坦因所獲中國簡牘考釋》一書，共收簡牘九百九十一片。1914年，羅振玉、王國維在日本根據從沙畹處得到的簡牘影印件，選出其中的五百五十八片進行整理考釋，編成《流沙墜簡》三卷、《流沙墜簡考釋》三卷、《流沙墜簡補遺》一卷、《流沙墜簡補遺考》一卷，在日本刊布。1917年，沙畹的學生、漢學教授馬斯伯樂繼續整理藏于國外的漢晉簡版，編成《中國古文書簡影》一書。居延漢簡發現后，中國學者集中力量進行了大規模整理工作，先后參加整理的有劉復、向達、賀昌群、勞干等人。1937年抗戰爆發，整理工作一度中斷。勞干先生將漢簡影印本帶到四川大后方繼續整理。1943年，出版《居延漢簡》釋文之部四冊，1945年，又出版《居延漢簡》考訂之部二冊。西北漢晉簡牘尤其是居延漢簡的發現與整理，對進一步研究漢晉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提供了新的文獻材料。

3、敦煌文書的發現和整理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史最具魅力的一件大事。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敦煌縣城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崖壁上。始鑿于十六國時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后歷代均有開窟，至唐代極盛時達五六百窟，前后歷時千年，現存石窟編號至492號。藏經洞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窟高僅2米多，面積不過一丈見方。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發現該窟時，洞內堆滿經卷文書法物，卷子都用白布包著，十來個卷子一包，重疊堆放著，總數據今人統計約有五萬號，是從魏晉十六國到北宋時的遺物。其中佛教經卷占大部分，還有道教經卷、儒家經典文獻、詩詞曲賦、通俗文學以及寺院契約、賬簿、戶籍、信札等文卷，涉及內容十分廣泛。全部遺書都是印刷術發達以前的手寫本和早期刻本，其中唐咸通九年（868）所刻的《金剛經》，是現存世界最早的木刻本書籍，故彌足珍貴，是舉世無雙的文化瑰寶。

1900年5月，藏經洞在被遺忘了差不多九百年后，偶然被重新發現。當時一個叫王元篆的道士在清理16號窟的甬道流沙時，無意中發現甬道北壁是空的，他打開洞口，發現了藏經洞的秘密。近乎文盲的王道士并不知道這批稀世之寶的價值，他選了幾個卷子送進縣衙門，縣長汪栗庵又將其轉贈給當時正在甘肅學政任上的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葉昌熾判明這是唐物，便建議運往省城保管。昏庸的官衙并未辦理，只是命王道士將藏經重新封閉起來。

但有關藏經洞的消息很快不脛而走，斯坦因、伯希和等一大批外國考古“專家”聞風而至，采用哄騙、欺詐、盜竊等種種手段先后從敦煌掠走了不計其數的珍寶。1905年，俄國人奧勃魯切夫第一個趕到敦煌，騙走了兩大包手寫本。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盜走24箱文書，5大桶各種繡像，不久斯坦因再回敦煌，又掠走200捆手稿。繼斯坦因之后，法國人伯希和接踵而至，伯希和是漢學家，精通中國的史料學、目錄學和歷史地理，當看到那些手稿時，與斯坦因一樣，“簡直驚得呆若木雞”，他估計斯坦因劫余的手稿，大約還有2萬件左右。在藏經洞中，伯希和“翻閱了每一張紙片”，臨走時攜走了6000余件手稿，將藏經洞中的精品一網打盡。1909年日本人大谷光瑞也趕到敦煌，先后劫走500余卷敦煌遣書。此外，俄國人鄂登堡竊走的遺書，包括大量漢文、回鶻文的寫本以及多種壁畫（片段）、絹畫、紙畫及紡織品等，總數達一萬件。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率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遠征”敦煌，用特殊的方法，盜剝走26方精美的敦煌壁畫，并盜走了幾尊最好的唐代塑像。這些所謂的“探險家“和“學者”在敦煌的行徑無異于強盜式的打劫。

1909年，伯希和在回國前將一部分敦煌遺書帶到北京修裱，內地學者得知后，大為震動，上書清廷強烈要求禁絕此類事件。1910年清政府命甘肅學臺將洞中殘卷悉數運京，移存京師圖書館。敦煌遺書在運送途中，又被各地大小官僚層層竊劫，最后到達京師圖書館時，其卷數為8697號。后陸續收回流散的卷子，待1928年移交北平圖書館時，總卷數增為9871號。

據近年的統計，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敦煌遺書的總數大約為五萬卷（號）。其內容涉及范圍查當廣泛，政治、經濟、文化、史地、社會生活、科學技術各個方面，幾乎無所不包，為我國各種學術研究提供了大批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敦煌遺書的主要內容有8個方面：（1）宗教文獻：敦煌遺書中絕大部分是佛教的各種經典寫本，其數量約占全部遺書的95%。敦煌佛經中的許多佛經抄寫年代較早，很多梵文原經在印度早已散失，所以這些材料尤顯珍貴。而有些殘卷中關于摩尼教的記載，有助于了解摩尼教在唐代流傳情況。（2）儒家經典：敦煌遺書中的儒家經典多系六朝和唐代寫本，總數達百卷以上。其在校勘、訓詁、輯佚等方面都有較高價值。（3）史籍與地志；這類遺書數量雖然不多，但內容卻很豐富，如唐代《姓望氏族譜》、《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諸道山河地形要略》、《沙洲都督府圖經》等關于唐代西北邊地的歷史地理資料，為研究當時的對外交通提供了重要依據。（4）公私檔案文書：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大量中古時期的官府檔案和私人契約等，其中匯編成冊的有《唐律》、《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殘卷》、《開元水部式殘卷》、《神龍散頒刑部格殘卷》提供了唐代律令格式的范本樣式，是研究唐律的第一手資料。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官府檔案文件一種是各種形式的往來公文，如表、狀、牒等；另一種是簿籍。公文如《張義潮進表》、《大晉皇帝祭文》、《括逃使牒并敦煌縣牒》，以及官府的判文，有單獨判文，也有集中抄寫存檔的“判文集”，如《唐河西節度使判集》、《唐開元二十四年九月岐州眉縣尉判集》等。官府檔案中的各種簿籍包括有手實、戶籍、差科簿、授田簿以及軍政機關的各種會計簿等如《天寶三年敦煌縣龍勒鄉都里籍》、《沙州會計簿》《軍倉收納糴栗牒》等。私人契約約有一百余件，有借貸契約、租佃契約、買賣契約等，如《乙未年趙僧子典兒契》、《天復四年賈員子租地契》等。（5）文學語言資料：敦煌遺書中有文人作品專集、選集、寫本歌辭、民間詩歌、變文、話本小說等。（6）文化教育資料：有各種童蒙課本、書儀、字書及識字課本等。（7）科技資料：有醫學、天文歷法、算學、雕版印刷、建筑等方面的內容，如醫學類的寫本就有《內經》、《傷寒論》《脈經》、《食療本草》等多種。（8）其他民族語言文字資料：敦煌遺書除漢文外，還有古藏文、粟特文、于闐文、焉耆文、龜茲文、梵文、回鶻文、希伯來文等，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獻。

對敦煌遺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形成了一個新的學科——敦煌學。國內敦煌學的研究最早有羅振玉的《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拾零》，以及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跡錄》、蔣斧的《沙州文錄》、《沙州文錄補》等8種書籍，其中所載遺書共200余件，多是伯希和的劫品。佛學專家李翊灼據北圖所藏敦煌卷子編的《敦煌石室經卷未入藏經論著目錄》開啟了研究敦煌佛經的門徑。1925年——1948年，我國學者劉復、向達、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慶菽等人先后赴巴黎、倫敦去抄錄和拍攝敦煌文獻，在我國擁有敦煌文獻的縮微膠卷以前，這是國內學者使用敦煌資料的主要來源。與此同時，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卷子也開始得到整理研究，陳垣的《敦煌劫余錄》是我國學者編纂的第一部大規模的關于敦煌文獻的目錄書。建國后，敦煌文獻研究進一步深入，王重民等編撰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成為每個敦煌學者必備的案頭工具書。大型的敦煌資料叢書、影印本也都相繼問世。

4、內閣大庫檔案的保存和整理

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檔案，主要由四部分組成。一是明檔：原明代內府所藏實錄、誥敕等檔案以及清初為修《明史》征集的天啟、崇禎朝檔案等；二是清檔：為清入關后形成的所有詔令奏章、府衙案卷、圖冊、試卷等等；三是盛京舊檔：即清入關后從盛京移來的后金天聰、崇德年間的檔案文件；四是書籍：為明代文淵閣的舊藏，以及各省府縣志等。這些檔案文獻材料，作為秘藏，堆積在內閣大庫中，塵封不動，“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者”。[i] 秘封于內閣大庫中的這些寶貴材料，實為研究明清史的淵藪。

內閣大庫舊址在故宮東南隅內閣衙門東，臨東華門內通路，原屬典籍廳掌管。1909年宣統初即位時，攝政王載灃監國，命閣臣到內閣大庫檢尋國初攝政典禮檔案。結果不但沒找到，還認為大庫內堆積如山的檔案都是毫無用處的廢紙，奏請予以焚毀。此時正值張之洞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理學部，羅振玉為學部參事。羅氏在得知奏焚事后向張之洞說明大庫舊藏多屬明清史料，應妥加保管。張之洞采納其言，奏請以大庫所藏圖書，設京師圖書館，檔案移置國子監的南學，試卷等移至學部大堂后樓。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國子監設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檔案便轉歸該處管理。因無處存放，故將其存于故宮午門、端門的門洞之中。當時的歷史博物館經費緊張，并沒有對這批檔案進行妥善的保管，只是將其中比較整齊的檢出，其余的裝進麻袋堆放原處。1922年，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緊張，遂將八千麻袋的檔案賣給舊紙商，總數達15萬斤。羅振玉得知此事后，為搶救這批無價之寶，四處舉債，以三倍的價格把這些明清檔案從舊紙商手中買回，移藏于彰義門的善果寺。而歷史博物館剩余的檔案，也轉由北京大學收藏。這些堆積如山的檔案總算是搶救出來了。

要把如此巨量的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刊布，供學者研究之用，并非易事。第一個從事大庫檔案整理刊布的是羅振玉。羅振玉買進八千麻袋以后，便運了少部分到天津，雇人整理，他自己也親自參與其事，后選取其中史料二十二種，匯編成《史料叢刊初編》十冊，于1924年刊行。他在《史料叢刊初編·序》中說：“檢理之事，以近數月為比例，十夫之力，約十年當可竟。顧檢查須曠宅，就理者須部署庋置，均非專館不可。私意此事竟非一二人所之而能及。”他意識到此項大工程絕非一二人精力、財力所能及，非集體合作，不易成功。于是，他留下一小部分，將其余未經整理的檔案賣給學部大臣、古董收藏家李盛澤。李盛澤亦無力整理。1928年，這批檔案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購得。

自羅振玉編出《史料叢刊初編》后，學術界對這批檔案也愈益重視，積極開展整理與研究工作，較重要的整理單位及編纂成果有：（1）北京大學明清史料整理會：1922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接收了歷史博物館保存的大庫檔案，隨即成立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委員會（后改稱明清史料整理會），開始了整理、編纂工作。先后整理公布了《清太上皇帝起居注》、《崇禎實存鈔》、《洪承疇章奏文冊匯輯》等史料匯編。

（2）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故宮博物院文獻部成立于1925年，主要任務之一是接收、集中、整理明清檔案。從1929年到1948年，共編輯出版各種檔案史料匯編、圖集、史料目錄等五十余種，其中較為重的史料匯編有：《籌辦夷務始末》、《清三藩史料》、《清代外交史料》、《清代文字獄檔》、《太平天國文書》、《李煦奏折》等。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為適應學術研究的需要，還創辦了《文獻叢刊》、《史料旬刊》、和《掌故叢編》等刊物，以便及時公布在整理中發現的重要檔案史料，供研究者參與利用。《文獻叢刊》按專題輯錄史料，每一輯中有數個專題，或精選，或連載，從1930年至1949年總計刊出四十六輯，有一百五十余個專題，其中重要者如《清康熙朱批御旨》、《清雍正朝關稅史料》、《乾隆朝天主教流傳中國史料》、《浙江辦理秋瑾革命案史料》、《圓明園史料》等。《史料旬刊》又名《史料叢編》，共出四十期，所公布的檔案史料以清康熙至咸豐年間的各種要案為主。《掌故從編》共出十冊，按專題編錄，如《年羹堯奏折》、《鄂爾泰奏折》、《英使馬嘎爾尼來聘案》等。

（3）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從李盛鐸處購得檔案后，即成立明清檔案史料編纂委員會，開展整理編輯工作。陳寅恪、傅斯年、徐中舒等都先后在此工作過。1930年，《明清史料》甲編付梓，其后又陸續刊出乙、丙兩編。丁編未及出版。1951年由中國科學院予以出版。甲、乙、丙、丁四編各十冊，共四十冊。所選檔案材料時間自明隆慶元年至清乾隆三十一年，內容包括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方面，十分豐富。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臺后，繼續從事編纂工作，陸續編出戊、己、庚、辛、壬、癸六編，至1975年出齊，合計十編，一百冊。1985年，北京中華書局據原版縮印（影印）精裝，每編分上下兩冊，總共二十冊。

此外，其他一些文化機構和個人也在明清檔案的整理編纂方面做出了許多努力。如羅振玉在編成《史料初編》后，又編輯出版了《清季史料叢編》、《明季史料拾零》等；由肖一山輯錄刊布于《國聞周報》上的《戈登文書》；王彥威、王亮父子先后編纂的《清季外交史料》等等。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保存、整理與編纂出版，直接推動了明清史研究以及近代史研究的深入，而在整理編纂大內檔案的過程中所積累的檔案整理編纂方法，也為中國檔案編纂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i] 王國維《觀堂集林·庫書樓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