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斌
對于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很多業內人士常常抱有一種不盡人意的無奈，“認為這個職業似乎總是處在社會的邊緣，得不到應有的理解、尊重和發展條件”，⑴現代信息技術對檔案和檔案管理活動的滲透和改造加劇了一些檔案工作者的憂慮，有人甚至擔心這一職業會被性能優良的計算機檔案管理系統所替代；業外人士則常常表現為表面的尊重和內心的輕視，認為這個職業雖然并非可有可無，但專業技術含量低，一般人員稍加培訓即能勝任。于是，不時聽到行內的人申訴，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在過去四五十年來逐漸低落。
一、檔案工作者社會地位低落的原因
這種狀態和趨勢的產生是相當復雜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受到以下幾個內在和客觀因素影響：
第一、文化程度。建國初期，一般民眾的受教育水平不高，有一定文化基礎、政治可靠的檔案工作者受人尊敬。在當時一般人眼中，檔案工作者屬于“白領”職業之一，職業地位較高。教育的普及，使一般人的學歷提高了。五六十年代，無法接受中、高等教育的孩子比比皆是；現在，全部適齡少兒都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前，大學生猶如鳳毛麟角，現在，大學生滿街都是。可是，檔案工作者總體文化程度提高的速度相當緩慢。2003年，上海市檔案局對全市20個檔案行政管理部門、45個各級各類檔案館、591個檔案室，共2056名檔案工作者的文化程度進行的統計表明，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6.9％，其中，基層檔案室的狀況更差，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16.1％。大專、中專、職業高中文化程度的檔案工作者依然是這個群體的主體。尤其耐人尋味的是，尚有2.4％的檔案從業人員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⑵這和其它專業，如教師、醫生、律師、會計師等相比，差距非常明顯。
第二、專業程度。相比檔案工作者的文化程度，其在職前或職中接受檔案專業訓練的狀況更令人憂心。2003年，上海市檔案局對全市20個檔案行政管理部門、45個各級各類檔案館、591個檔案室，共2056名檔案工作者的專業程度進行的統計表明，大學及以上檔案專業程度的僅占5.2％，如果延伸到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上升為15.5％，還是少的可憐。基層檔案室的狀況基本雷同，大學及以上檔案專業程度的占3.5％，如果延伸到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則為17.5％，依然不容樂觀。未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檔案專業訓練的檔案工作者占了這個群體的絕大部分。⑶這在其它專業領域中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職業形象。檔案工作者在文化程度、專業程度等方面和其他專業的現實差距，決定了檔案工作者不被一般人視為一份專業，隨意安排人員進入檔案部門的狀況比比皆是。提起檔案工作者，很多人的腦海里浮現出的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默默無聞的“保管員”的形象，在這五十多年中，“我們成了最擅長保管和看護實體的職業人員，我們自己的宣傳和職業精神也還在不斷強化這一形象”。⑷相反，檔案工作者為社會精心保存的作為“社會記憶”的檔案，卻很少為廣大民眾所知并引起他們的興趣，不少人甚至不知道“檔案”究竟是什么，“檔案館”究竟是干什么的。現實中的這種偏重于實體保管、疏遠民眾的角色定位反而限制了其活動空間，縮小了這個職業本該有的職能范圍，矮化了自身形象，也影響了它的社會功能和地位。
第四、服務意識。有檔案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曾尖銳指出：“現代信息時代最使人驚奇和令人遺憾的方面之一是檔案這種記錄信息的最古老而持久的形式，雖然對于每個國家和每個民族都是唯一的和至關重要的，卻仍然很少為人們所知道和了解，因而，這個信息資源總體上說，還很少得到有效的利用。”⑸許多檔案界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我們必須停止扮演實體保管員的角色，而成為概念、知識的提供者”，⑹即將職能重心由實體管理轉向信息管理、知識管理，并提供高質量的信息服務。因為，“廣大民眾對檔案、檔案館、檔案職業的認同是與檔案館、檔案職業人員對他們的認同成正比的。如果檔案工作者樹立起面向民眾的社會檔案觀，……也給各種社會組織、民間團體以至公民個人多一點檔案關懷，……必然會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檔案職業也會在這種效應下獲得生機。”⑺然而，不少檔案工作者依然沉浸在實體保管員的角色中不能自拔，游走在寂靜的檔案架前清點、上架，端坐在凄涼的檔案辦公室里編目、整理、鑒定，枯站在冷清的閱檔室門口望眼欲穿地等待，卻對各種各樣的檔案信息需求、檔案信息共享的需要充耳不聞、熟視無睹。
第五、職能拓展能力。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文件管理工作和檔案管理工作的界限將逐漸模糊和淡化，智能化服務異軍突起，檔案職業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職能拓展的良機。加拿大檔案學者特里?庫克曾樂觀地預測：“面對電子文件的挑戰，如果我們在理論上作出科學可行的回應，那么我們就可能抓住了一個絕妙的時機，來提高我們的地位，受到現代檔案工作者從未受到過的禮遇，像古埃及中檔案司神（THOT）一樣，重新住回上帝的身邊，而不是坐在凄涼冷清的文件辦公室或是寂靜的檔案架前。”⑻預測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美妙的遠景，可是很多檔案工作者往往無動于衷，或者漠然應對，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無論是在文檔一體化建設中，還是在電子化政府建設中，檔案工作者的參與度、參與能力等都有待進一步提高。恐怕，這也是檔案工作者地位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檔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沒變
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低落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檔案工作者作為保存和開發“社會記憶”的神圣任務并沒有因此而改變。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在涉及社會生活各重要因素的巨大變革中，盡管用于記錄社會歷史的手段是多元的，但相比于其它手段而言，檔案對于社會活動的記錄具有原始性、有效性、權威性等諸多特征，并因其形成過程的獨特性所決定的特有的社會價值，非圖書、資料和其他信息資源可同日而語。檔案里不僅包含了產生它的社會組織的“集體記憶的關鍵”，也包含了這個國家、民族以及人民的“集體記憶的關鍵”。“因而別無選擇地擔當起社會記憶的重任。”⑼
因此，以檔案為工作對象的檔案工作者責無旁貸地擔當起構筑“記憶宮殿”的重任。早在1922年，希拉里?詹金遜在其著作中不下四次寫道：“他（檔案人員）的信條是證據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他（檔案人員）的任務是保護每個人的證據。”⑽對于檔案工作者而言，“首先，要盡可能注意保衛檔案的安全和檔案的真實性。其次，要盡一切努力為歷史學家和其它研究者的需要服務”。⑾雖然，現在檔案工作者提供的檔案信息服務已經不單純局限于歷史學家和其它研究者，開始將視線逐步向社會公眾轉移，但“保存和提供利用”⑿的使命是永恒的。也就是說，“作為社會和整個檔案利用者群體代表的檔案工作者為了延續人類的文化、保存人類的文化遺產而承擔的檔案科學保管與提供利用使命是絕對的、凝重的、恒定不變的。”⒀
三、提升檔案工作者的專業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講，檔案職業不會消亡。但是，危機已經顯現，如果讓檔案這個行業繼續沒落下去，我們怎能勸說我們的精英加入檔案界，為國家保存記憶，為社會提供服務。據筆者了解，高等院校的檔案專業畢業生有相當部分在其畢業之時就已經改行它投，還有一部分也只是把檔案作為今后職業的跳板，其它專業的畢業生以檔案作為職業的純屬鳳毛麟角，各大專院校將檔案專業迫不及待地改為信息管理等系科更是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這或多或少反映出年青精英及社會對檔案這一行業的看法。我們有必要采取措施提升檔案成為一項專業。
第一、構筑檔案工作者的共同愿景，這是提升專業地位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檔案工作是一份以社會效益為主的工作，評判工作的標準和其它性質的工作不同。在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中，必須為檔案工作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讓檔案工作者感覺到他們的工作是有意義的，他們的意見是受尊重的，之后他們才能有激情完成他們的使命。俗話說：哀莫大于心死。有關當局應該通過構筑檔案工作者的共同愿景，設法讓檔案工作者繼續保有一顆熱忱的心，保管好檔案，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而不是因為擔心多做少做一個樣而采取消極的態度。
第二、政府在法律上及薪酬上正式提升它為一項專業，解決檔案工作者的后顧之憂。我們一直說，檔案室是檔案工作的基礎，檔案館是檔案工作的主體。可是，和其它黨政部門一樣，同樣從事著公共服務職能的，作為檔案工作主體的各級各類綜合檔案館，在黨政機關內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她是一個被邊緣化的機構。這種被邊緣化的趨勢除了因為社會對檔案、檔案工作的重視不夠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相當部分的檔案館雖屬于黨政序列，其工作人員卻不享有公務員的薪酬，并和其它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有較大差距。于是乎，很多檔案館為解決工作人員的待遇想法設法搞創收，甚至有些檔案館對于本該免費提供查閱的檔案也收起了費用，雖然名義上或許已經被冠于各種各樣的形式。筆者以為，要提高檔案工作者的專業地位，首先政府應該在法律及薪酬上正式提升它為一項專業，讓她在黨政機關內部和其它部門平起平坐，解決檔案工作者的后顧之憂。只有這樣，才能切實提高檔案工作者的地位。
第三、吸引精英加入。人才發展是我國繼續保持繁榮的既定策略，在就業形勢嚴峻時，很多人會從事檔案職業，因為基本上檔案是一份相當安穩的職業，不過，當就業形勢好轉時，好多檔案工作者選擇離職進入其它部門。把檔案這行業當作跳板不是大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確保能長期吸引到所需的精英自發地加入檔案界，成為檔案專業的領導或成為基層檔案工作者，替國家保存和開發“記憶”。因此，提升檔案的專業地位是刻不容緩的。
第四、主動服務，以作為贏得地位。檔案工作者地位衰落非一朝一夕之事，想在短期內改變黨政機關的政策和社會的看法也非一日之功。要提升檔案工作者的地位，還要靠廣大檔案工作者發揮資源優勢，以資政服務、公共服務為突破口，更好地開發檔案信息，為國家、社會創造更多的效益，只有這樣，檔案工作者的地位才能被廣泛認可。
⑴馮惠玲：《拓展職能：“夾縫時代”檔案職業的生存之道》，載《21世紀的社會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⑵數據摘自《2003年度上海市檔案事業統計年報主要數據分析》。
⑶數據摘自《2003年度上海市檔案事業統計年報主要數據分析》。
⑷[加]特里?庫克：《電子文件與紙質文件觀念：后保管及后現代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載《山西檔案》，1997（2）。
⑸[美]弗蘭克?B?埃文斯：《檔案展望》，載《檔案學參考》，1985（1）。
⑹[加]特里?庫克：《電子文件與紙質文件觀念：后保管及后現代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載《山西檔案》，1997（2）。
⑺馮惠玲：《拓展職能：“夾縫時代”檔案職業的生存之道》，載《21世紀的社會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⑻[加]特里?庫克：《電子文件與紙質文件觀念：后保管及后現代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載《山西檔案》，1997（2）。
⑼薛匡勇：《信息時代的檔案工作者》，載《21世紀的社會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⑽康威?戴維斯：《希拉里?詹金遜研究》，1957年。
⑾韓玉梅主編：《外國現代檔案管理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⑿韓玉梅主編：《外國現代檔案管理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⒀薛匡勇：《信息時代的檔案工作者》，載《21世紀的社會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對于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很多業內人士常常抱有一種不盡人意的無奈，“認為這個職業似乎總是處在社會的邊緣，得不到應有的理解、尊重和發展條件”，⑴現代信息技術對檔案和檔案管理活動的滲透和改造加劇了一些檔案工作者的憂慮，有人甚至擔心這一職業會被性能優良的計算機檔案管理系統所替代；業外人士則常常表現為表面的尊重和內心的輕視，認為這個職業雖然并非可有可無，但專業技術含量低，一般人員稍加培訓即能勝任。于是，不時聽到行內的人申訴，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在過去四五十年來逐漸低落。
一、檔案工作者社會地位低落的原因
這種狀態和趨勢的產生是相當復雜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受到以下幾個內在和客觀因素影響：
第一、文化程度。建國初期，一般民眾的受教育水平不高，有一定文化基礎、政治可靠的檔案工作者受人尊敬。在當時一般人眼中，檔案工作者屬于“白領”職業之一，職業地位較高。教育的普及，使一般人的學歷提高了。五六十年代，無法接受中、高等教育的孩子比比皆是；現在，全部適齡少兒都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前，大學生猶如鳳毛麟角，現在，大學生滿街都是。可是，檔案工作者總體文化程度提高的速度相當緩慢。2003年，上海市檔案局對全市20個檔案行政管理部門、45個各級各類檔案館、591個檔案室，共2056名檔案工作者的文化程度進行的統計表明，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6.9％，其中，基層檔案室的狀況更差，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16.1％。大專、中專、職業高中文化程度的檔案工作者依然是這個群體的主體。尤其耐人尋味的是，尚有2.4％的檔案從業人員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⑵這和其它專業，如教師、醫生、律師、會計師等相比，差距非常明顯。
第二、專業程度。相比檔案工作者的文化程度，其在職前或職中接受檔案專業訓練的狀況更令人憂心。2003年，上海市檔案局對全市20個檔案行政管理部門、45個各級各類檔案館、591個檔案室，共2056名檔案工作者的專業程度進行的統計表明，大學及以上檔案專業程度的僅占5.2％，如果延伸到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上升為15.5％，還是少的可憐。基層檔案室的狀況基本雷同，大學及以上檔案專業程度的占3.5％，如果延伸到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則為17.5％，依然不容樂觀。未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檔案專業訓練的檔案工作者占了這個群體的絕大部分。⑶這在其它專業領域中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職業形象。檔案工作者在文化程度、專業程度等方面和其他專業的現實差距，決定了檔案工作者不被一般人視為一份專業，隨意安排人員進入檔案部門的狀況比比皆是。提起檔案工作者，很多人的腦海里浮現出的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默默無聞的“保管員”的形象，在這五十多年中，“我們成了最擅長保管和看護實體的職業人員，我們自己的宣傳和職業精神也還在不斷強化這一形象”。⑷相反，檔案工作者為社會精心保存的作為“社會記憶”的檔案，卻很少為廣大民眾所知并引起他們的興趣，不少人甚至不知道“檔案”究竟是什么，“檔案館”究竟是干什么的。現實中的這種偏重于實體保管、疏遠民眾的角色定位反而限制了其活動空間，縮小了這個職業本該有的職能范圍，矮化了自身形象，也影響了它的社會功能和地位。
第四、服務意識。有檔案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曾尖銳指出：“現代信息時代最使人驚奇和令人遺憾的方面之一是檔案這種記錄信息的最古老而持久的形式，雖然對于每個國家和每個民族都是唯一的和至關重要的，卻仍然很少為人們所知道和了解，因而，這個信息資源總體上說，還很少得到有效的利用。”⑸許多檔案界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我們必須停止扮演實體保管員的角色，而成為概念、知識的提供者”，⑹即將職能重心由實體管理轉向信息管理、知識管理，并提供高質量的信息服務。因為，“廣大民眾對檔案、檔案館、檔案職業的認同是與檔案館、檔案職業人員對他們的認同成正比的。如果檔案工作者樹立起面向民眾的社會檔案觀，……也給各種社會組織、民間團體以至公民個人多一點檔案關懷，……必然會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檔案職業也會在這種效應下獲得生機。”⑺然而，不少檔案工作者依然沉浸在實體保管員的角色中不能自拔，游走在寂靜的檔案架前清點、上架，端坐在凄涼的檔案辦公室里編目、整理、鑒定，枯站在冷清的閱檔室門口望眼欲穿地等待，卻對各種各樣的檔案信息需求、檔案信息共享的需要充耳不聞、熟視無睹。
第五、職能拓展能力。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文件管理工作和檔案管理工作的界限將逐漸模糊和淡化，智能化服務異軍突起，檔案職業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職能拓展的良機。加拿大檔案學者特里?庫克曾樂觀地預測：“面對電子文件的挑戰，如果我們在理論上作出科學可行的回應，那么我們就可能抓住了一個絕妙的時機，來提高我們的地位，受到現代檔案工作者從未受到過的禮遇，像古埃及中檔案司神（THOT）一樣，重新住回上帝的身邊，而不是坐在凄涼冷清的文件辦公室或是寂靜的檔案架前。”⑻預測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美妙的遠景，可是很多檔案工作者往往無動于衷，或者漠然應對，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無論是在文檔一體化建設中，還是在電子化政府建設中，檔案工作者的參與度、參與能力等都有待進一步提高。恐怕，這也是檔案工作者地位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檔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沒變
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低落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檔案工作者作為保存和開發“社會記憶”的神圣任務并沒有因此而改變。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在涉及社會生活各重要因素的巨大變革中，盡管用于記錄社會歷史的手段是多元的，但相比于其它手段而言，檔案對于社會活動的記錄具有原始性、有效性、權威性等諸多特征，并因其形成過程的獨特性所決定的特有的社會價值，非圖書、資料和其他信息資源可同日而語。檔案里不僅包含了產生它的社會組織的“集體記憶的關鍵”，也包含了這個國家、民族以及人民的“集體記憶的關鍵”。“因而別無選擇地擔當起社會記憶的重任。”⑼
因此，以檔案為工作對象的檔案工作者責無旁貸地擔當起構筑“記憶宮殿”的重任。早在1922年，希拉里?詹金遜在其著作中不下四次寫道：“他（檔案人員）的信條是證據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他（檔案人員）的任務是保護每個人的證據。”⑽對于檔案工作者而言，“首先，要盡可能注意保衛檔案的安全和檔案的真實性。其次，要盡一切努力為歷史學家和其它研究者的需要服務”。⑾雖然，現在檔案工作者提供的檔案信息服務已經不單純局限于歷史學家和其它研究者，開始將視線逐步向社會公眾轉移，但“保存和提供利用”⑿的使命是永恒的。也就是說，“作為社會和整個檔案利用者群體代表的檔案工作者為了延續人類的文化、保存人類的文化遺產而承擔的檔案科學保管與提供利用使命是絕對的、凝重的、恒定不變的。”⒀
三、提升檔案工作者的專業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講，檔案職業不會消亡。但是，危機已經顯現，如果讓檔案這個行業繼續沒落下去，我們怎能勸說我們的精英加入檔案界，為國家保存記憶，為社會提供服務。據筆者了解，高等院校的檔案專業畢業生有相當部分在其畢業之時就已經改行它投，還有一部分也只是把檔案作為今后職業的跳板，其它專業的畢業生以檔案作為職業的純屬鳳毛麟角，各大專院校將檔案專業迫不及待地改為信息管理等系科更是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這或多或少反映出年青精英及社會對檔案這一行業的看法。我們有必要采取措施提升檔案成為一項專業。
第一、構筑檔案工作者的共同愿景，這是提升專業地位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檔案工作是一份以社會效益為主的工作，評判工作的標準和其它性質的工作不同。在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中，必須為檔案工作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讓檔案工作者感覺到他們的工作是有意義的，他們的意見是受尊重的，之后他們才能有激情完成他們的使命。俗話說：哀莫大于心死。有關當局應該通過構筑檔案工作者的共同愿景，設法讓檔案工作者繼續保有一顆熱忱的心，保管好檔案，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而不是因為擔心多做少做一個樣而采取消極的態度。
第二、政府在法律上及薪酬上正式提升它為一項專業，解決檔案工作者的后顧之憂。我們一直說，檔案室是檔案工作的基礎，檔案館是檔案工作的主體。可是，和其它黨政部門一樣，同樣從事著公共服務職能的，作為檔案工作主體的各級各類綜合檔案館，在黨政機關內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她是一個被邊緣化的機構。這種被邊緣化的趨勢除了因為社會對檔案、檔案工作的重視不夠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相當部分的檔案館雖屬于黨政序列，其工作人員卻不享有公務員的薪酬，并和其它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有較大差距。于是乎，很多檔案館為解決工作人員的待遇想法設法搞創收，甚至有些檔案館對于本該免費提供查閱的檔案也收起了費用，雖然名義上或許已經被冠于各種各樣的形式。筆者以為，要提高檔案工作者的專業地位，首先政府應該在法律及薪酬上正式提升它為一項專業，讓她在黨政機關內部和其它部門平起平坐，解決檔案工作者的后顧之憂。只有這樣，才能切實提高檔案工作者的地位。
第三、吸引精英加入。人才發展是我國繼續保持繁榮的既定策略，在就業形勢嚴峻時，很多人會從事檔案職業，因為基本上檔案是一份相當安穩的職業，不過，當就業形勢好轉時，好多檔案工作者選擇離職進入其它部門。把檔案這行業當作跳板不是大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確保能長期吸引到所需的精英自發地加入檔案界，成為檔案專業的領導或成為基層檔案工作者，替國家保存和開發“記憶”。因此，提升檔案的專業地位是刻不容緩的。
第四、主動服務，以作為贏得地位。檔案工作者地位衰落非一朝一夕之事，想在短期內改變黨政機關的政策和社會的看法也非一日之功。要提升檔案工作者的地位，還要靠廣大檔案工作者發揮資源優勢，以資政服務、公共服務為突破口，更好地開發檔案信息，為國家、社會創造更多的效益，只有這樣，檔案工作者的地位才能被廣泛認可。
⑴馮惠玲：《拓展職能：“夾縫時代”檔案職業的生存之道》，載《21世紀的社會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⑵數據摘自《2003年度上海市檔案事業統計年報主要數據分析》。
⑶數據摘自《2003年度上海市檔案事業統計年報主要數據分析》。
⑷[加]特里?庫克：《電子文件與紙質文件觀念：后保管及后現代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載《山西檔案》，1997（2）。
⑸[美]弗蘭克?B?埃文斯：《檔案展望》，載《檔案學參考》，1985（1）。
⑹[加]特里?庫克：《電子文件與紙質文件觀念：后保管及后現代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載《山西檔案》，1997（2）。
⑺馮惠玲：《拓展職能：“夾縫時代”檔案職業的生存之道》，載《21世紀的社會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⑻[加]特里?庫克：《電子文件與紙質文件觀念：后保管及后現代社會里信息與檔案管理中面臨的一場革命》，載《山西檔案》，1997（2）。
⑼薛匡勇：《信息時代的檔案工作者》，載《21世紀的社會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⑽康威?戴維斯：《希拉里?詹金遜研究》，1957年。
⑾韓玉梅主編：《外國現代檔案管理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⑿韓玉梅主編：《外國現代檔案管理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⒀薛匡勇：《信息時代的檔案工作者》，載《21世紀的社會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