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鴉片戰爭以后清代政府檔案管理機構和制度的變化
1.管理機構方面。鴉片戰爭以后，清代的政府檔案管理機構發生了較大變化。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的檔案管理延續著秦漢形成，隋唐成熟的檔案管理模式。在這種管理模式之下，檔案管理人員由政府官員主導，政府管理機構按照行政級別和主管內容設置管理機構。清代建國之初，在中央以入關以前的三院（指皇太極于1636年改文館而形成的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八衙門（指六部和都察院、理藩院）為基礎構建檔案管理機構，同時又吸收了明代檔案管理機構的設置內容，設置了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太醫院、欽天監、國子監等衙署，從而形成了體系龐雜、以官衙為主體的檔案管理機構體系；之后，康熙時期在內廷設置南書房，作為皇帝商談事務的辦公場所，同時管理一些皇帝在南書房召開的會議以及談話和批閱詔書、制定公文而形成的檔案資料；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但由于軍機處辦事迅速，有利于皇帝獨攬大權，最終取代了內閣的權力，成為總攬軍國大政的中樞機關，在檔案管理中也處于極為重要的地位。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列強接踵而至，通過戰爭索取了中國大量財產和資源，踐踏了中國的國家主權。這個過程當中，清政府失去了在許多事項上的話語權和決策權，洋人則享受了眾多的法律特權。這些變化體現在領事裁判權、租界使用權、銀行經營權、海關管理權以及貿易、修筑鐵路、開發礦山、興辦工廠和學校、建立教堂從事傳教、建設醫院行醫等方面。除了政府作為國家檔案的管理機構外，學校、教堂、報館、圖書館以及出版機關等也都有了自己的資料庫，逐漸形成了檔案管理機構。這樣，實質上清朝政府就成為傀儡，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因此在檔案管理機構上政府一權獨大模式發生了改變，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經營的學校、醫院、教堂等機構場所都具有了一定的管理權屬。同時，為了應對涉外事務，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以后設置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后更名為外務部，該衙門成為管理涉外文書以及其他外交檔案的管理機構，這一機構也是前所未有的機構。2.管理制度方面。第一個方面，在西方入侵的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干涉和威逼下，原來清政府的文書行文關系、文書制定流程以及文書稱謂都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集中體現了外國勢力對中國政治的干預，同時也體現了文書制定的不獨立和不自主性。這種情況下制定的文書，除了外觀的改變以外，在權威上也大打折扣，因為文書的主權性無法體現，百姓自然不安心服從，同時制定的文書又要受到外國勢力的干預，更不可能撼動外國的勢力，因此權威性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些變化在清政府簽署的各個不平等條約中都有所體現，比如《中英天津條約》第五十一款就規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內外，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出夷字。”類似的規定在《中法合約章程》第三款中規定“：凡大法國大憲、領事等官，有公文照會中國大憲及地方官員，均用大法國字樣。”這些規定使得原先以皇權為上的文書核心精神受到的嚴重打擊，這種形式的公文的擬制，在體現主權淪喪的同時也喪失了文書的權威性。在文書的內涵上，外國勢力也深入進去，比如在《中英天津條約》中第五十款中規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同樣的規定在《中法合約章程》的第三款：“自今以后，所有議定各款，或兩國文詞辯論之處，總以法文作為正義。”從主權角度來看這些規定是清政府喪失了主權，同時使得他們的文書權威性大大降低。從檔案管理的角度來看，原來以行政機關作為封閉的管理機構的格局被打破了，文書不僅僅是清朝政府自己的行為，還涉及文書解釋過程，文書解釋本身也屬于檔案管理的一部分，這部分權力必然有外國勢力的干預。因此，清政府的檔案管理中不僅設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制定了文書以及涉外文檔的翻譯官。此外，由于涉外文書檔案的增多，以及外國人設置的圖書館、報社的增多，清政府檔案管理制度不得不更加豐富，出現了許多新的制度。
二、檔案管理的內涵與內容的變化
檔案管理的內涵，清代前期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都是視為以文書為核心的政府行政檔案的管理，而鴉片戰爭以后，這種觀念受到了沖擊。同時在檔案管理的內容方面，鴉片戰爭前后發生了重大變化。鴉片戰爭以前，清朝政府的檔案管理內容中以文書檔案為主要形式，內容多為國內行政公共事務。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的政治結構和行政管理格局都發生了變化，檔案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首先，檔案管理的內涵開始發生了變化。外來因素方面，鴉片戰爭以后，涉外事務越來越多，形成了大量的外文檔案，這一類檔案一方面需要設立專門的場所予以管理，方便政府管理的同時還要方便外國人的使用。另外一方面，這一類檔案還需要專門的人員進行管理。在傳統的檔案管理中，管理人員主要由兩類人群構成，一類是官員，這些人是通過科舉考試等正式形式選拔的、具有官品的“正式國家干部”，他們有自己的職官名稱，比如尚書、大學士等，還有一類是只有類名稱，但是沒有職官和品級的“編外人員”，比如幕友和書吏，他們是檔案管理中數量最大，從事的管理事務最多的群體，但是他們多為作為勞役征召或者衙門選拔臨時工而選拔進入官府從事檔案管理工作的。不論是國家正式的檔案管理官員還是政府招聘的臨時性輔助人員，他們都只是在本部門業務或者文字工作上比較擅長，但是在外文面前，他們又無法勝任這份工作了。此外，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主權已經部分喪失，許多機構場所以及相關領域都被外國人控制，在這些機構和領域的活動中外文文獻和資料大量形成，清政府為了加強溝通以及行使部分主權，必須對這些機構和領域的活動進行了解。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清代的檔案管理內容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管理上除了機構上有所變更以外，對管理人員也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調整，這些調整都體現了政府對檔案管理的理解的變化。其次，外文檔案的數量大大增加。外文檔案一部分是在清政府的內部事務中，由于主權的喪失不得不制定一份外文副本，以便外國人使用；另外一部分是涉外檔案，包括與外國交往以及文書內容涉及外國人或事的檔案資料，往往也都會有外文譯文；數量最多，也是清政府檔案管理面臨的最大的難題是外國機構形成的一些檔案。鴉片戰爭以后，外國在中國設立的機構場所逐漸增多，活動也越來越多，比如學校（著名的圣約翰大學就是美國人在中國上海設立的）、醫院、教堂等，這些機構中外國人進行的教學、科研、醫療以及傳教等過程都會形成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鴉片戰爭以后才出現的內容。最后，專業檔案數量驟升。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不僅掠走了中國的財富，霸占了中國的土地，侵略中國的主權，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技術、制度和思想，受這些因素的影響，中國也開始逐步進入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社會制度的變化使得各種專業檔案受到了重視，比如財會檔案、統計檔案等，這些檔案都在清政府學習外國的財政管理制度和統計制度的過程中逐漸增加。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開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朝廷主權淪喪，同時外國侵略者的入侵也促使了國家和社會的很多方面發生了變化。在檔案管理上，由于國家主權的喪失，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都發生了變化。同時，外國文化和制度的入侵也使得社會的檔案資料的內容發生了重大變化。此外，社會制度和西方思想的進入也促進了清政府對檔案管理的更深層次的認識，對檔案以及檔案管理的內涵都有了突破性的認識。
作者：韓玲 劉偉 單位：保定外國語學校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