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信息管理系 傅薇
信用檔案的管理模式直接與信用體系的構建思路相關，而我國各地的信用體系試點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因此信用檔案的管理模式現處于一個多元化的階段，同時這也是一個選擇的階段。在2001年召開的北京市社會科學決策咨詢座談會第八次會議上，與會的專家學者認為以第三方聯合征信，完全采取商業化運作為主要特點的美國模式正有向世界各地延伸的可能。此外，還有學者撰文表示，為了保持資信信息的客觀性、公正性，信用檔案管理機構必須具備中立和高效的基本特性，應該為公司法人，不受任何政府機構的約束。那么，我們是否應該這樣認為，必須實現信用檔案管理機構的民營化、信用檔案管理的商業化，從而向看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美國模式靠攏呢?
美國信用檔案管理模式簡介及其適應性能分析
信用檔案管理的美國模式是以市場為主導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各個征信公司以其擁有的信用檔案數據庫而成為社會主要信用檔案管理部門，信用檔案的管理主要由征信公司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實現。各征信公司自由競爭，優勝劣汰，而能否建立起信息全面、準確的信用檔案成為生存與否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l00多年中，美國幾百家資信公司互相競爭合并，目前剩下的三家大公司EQUIFAX、Experian、Transunion資產都在lO億美元以上，各自都擁有龐大的信用檔案數據庫。
信用檔案由資信公司進行商業化管理是由其現實條件決定的：其一，信貸非常發達。信用消費已成為美國人的基本消費方式。消費者申請信用消費時，信用授予方都需要對消費者的信用資格、信用狀況和信用能力進行評價，這種評價的主要依據是征信公司建立的信用檔案。二是消費信用記錄完備。計算機網絡的普及、貨幣電子化為信用檔案的建立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銀行和資信機構可以通過互聯網獲得全面的信用信息。目前每月有20億條消費者信息進入信用檔案，記錄與更新更加快捷。三是市場環境良好，法律體系健全。在消費信貸環境方面有《信貸機會平等法》，《公平貸款記錄法》、《誠實信貸法》、《公平信用報告法》等法律。四是社會信用意識較高。在美國有比較成熟的“信用哲學”。除了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1972年的《聯邦咨詢委員會法》和1976年的《陽光下的聯邦政府法》規定的政府公開合理的個人信用資料外、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私人部門必須向消費者征信服務公司提供數據，但是現實中，信息提供方自愿而且免費向征信公司提供數據，用于信用檔案的建立或更新。然而，信息提供方在使用信用檔案時卻沒有任何優惠。這是被普遍認可和接受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提供的信用信息不僅利己，而且利于整個社會信用經濟的發展。
筆者認為，盡管信用檔案管理的美國模式是相當成功的典范之一，盡管中國加入WTO后，必須履行入世協議中服務貿易特定承諾義務一覽表關于信用征信方面的義務，從而使國外資本可以商業進入我國的信用征信業(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征信業的進入是必然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信用檔案管理方面就要采取與美國?致的完全商業化模式。我們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時候、需要考慮的除了一國的政治經濟因素外，還有其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造成的管理價值觀上的差異是地區管理行為千差萬別的根源。
我們站在檔案學研究的視野下把“信用檔案”作為一種特殊的專門檔案，對“信用檔案”管理模式的探索因此而不再僅僅是國家信用管理的一個課題，也是國家檔案管理的一個課題。荷蘭人艾瑞克?凱特拉認為，檔案學面臨這樣的挑戰、即在從理論中分離出策略或方法論，然后把它們與在實際中發現的策略或方法論相比較之前，應該先謹慎地用恰當的語句描述“地方區域”，“只有這樣的分析結果才能推導出普通的指導或管理原則”，“無視差異、假定統一是反生產的，充分了解霍夫施泰德所稱的‘心智軟件’不僅是認識那些已得到國際公認的理論和方法的前提，更是試圖構建和檢驗所有的檔案理論和方法的先決條件”。那么，這里所提到的“心智軟件”是什么呢？這就是荷蘭學者霍夫施泰德(Hofstede)提出的四維管理文化理論。
霍夫施泰德框架下中美管理文化的差異
霍氏在對大量調查數據統計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出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風險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剛性?柔性(Masculinity)四個文化維度，用來測度群體(主要是國家及地區)文化特征。其中，權力距離指下屬人員(或兩者)感受到的上級和下屬之間的權力或影響力的大小，風險規避指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忍受程度，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用于測量個人受集體影響的程度，而剛性?柔性指標則是用于測量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程度。
根據霍氏的研究結果，中國大陸社會文化具有低個人主義傾向(20)，高權力距離(80)，中等的風險規避性(60)和偏柔性(50)。而美國具有低集體主義傾向(9)，低權力距離（40），較低的風險規避性(46)及剛性(62)。應該注意的是，霍氏在研究結果中提供的這四個文化維度與一國(或地區)管理文化的特征(如政府的介入程度、配套法律體系的完善性)之間不完全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管理文化的差異是由各個文化維度綜合影響的結果。
一、集體主義／個人主義傾向。集體主義是中國社會文化的核心理念。它強調人性中的共性而輕個性，要求個人遵守集體規范。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人個性不突出，重情誼、禮儀，輕理性、法制的特點。而個人主義是美國社會文化的最顯著特征，重人性中的個性，鼓勵個人的行為有較大的選擇自由。當然，這也導致了美國文化的永久性主題之一——社會的要求與個體需要之間的沖突。
二、權力距離。在中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使權力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較多，法制程度較低。而在美國，權力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不那么突出，人們的等級觀念較淡薄，有多種發展選擇余地，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較少，法制也比較健全。
三、風險規避程度。中國社會文化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較高，因此不鼓勵冒險和創新，在管理上遵循“適應原基礎”的原則。而美國社會文化對風險、新生事物的態度比較積極，重實務輕原則，鼓勵創新。
四、剛性／柔性。中國文化的“貴和尚中”體現了其陰柔的特點。具體表現為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謙虛謹慎，關愛弱小，富有同情心。對于貴和尚中觀念的認同，使得中國人注重通過調和人際關系而不是依托于健全的法制來實現和保持穩定的局面。而在美國這樣一個剛性的社會中，人們公開承認自我，強調競爭，看重英雄感、成就感、決斷力和事業上的成功。社會的協調通過健全的法制來實現。
由此可見，中美信用檔案管理模式既有的或將來可能出現的差異并非完全是由兩國信用管理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造成的。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是一個重要原因。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寄希望于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建立起美國那樣完全商業化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也許是不太符合本國實際的。
對我國信用檔案管理模式的思考
一、集中管理與分散管理的問題。中國社會文化中的集體主義精神使中國民眾一向重集體而輕個體。“這是我國傳統觀念在管理上優于西方文化的獨特部分，它能從思想上維系集中式的管理指導思想”。因此，我國的社會文化環境是支持集中管理的。此外，通過對國外信用檔案管理的幾種主要模式的對比，我們發現歐洲模式和日本模式具有信用檔案的集中管理與信用檔案機構的集中設立之間的對應關系，屬“集中??集中”式，而美國模式則是以信用檔案機構的分散設立來解決信用檔案集中管理的問題，屬“分散——集中”式。“集中——集中”式與“分散——集中”式相比，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省去了為協調和弱化信用檔案的集中系統利用與分散保管之間的矛盾而需耗費的社會高成本．這也是為什么在歐、日模式下，可以實現或基本實現信用檔案免費利用服務的一個重要原因。采用分散式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其一，在信用檔案體系建設的初級階段，信用數據的采集任務浩繁，數據庫的建設前期投入大，投資期長，各個分散的(民營的)信用檔案管理機構很可能會不堪重負。其二，每個信用檔案管理機構成為并行的信用檔案保管部門，在信用檔案完整性上的競爭直接引起信用檔案管理成本的攀升，從而使信用檔案提供利用必須采取有償服務的形式。在信用意識的培養階段，采取非盈利方式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顯然有利于全民信用意識的提高。因此，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只有由公共管理部門來主持信用檔案的集中管理，才有可能實現非盈利方式。石家莊新華區的社區信用檔案管理實踐已經證明了這種模式在我國是可行的。
二、商業化與非商業化的問題，完全商業化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的優點在于，可以為管理機構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是要進行成功運作必須以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完善的法律體系為基礎。而非商業化的模式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簡便易行，不需要進行事先的市場培育。中國社會文化較高的權力距離及“貴和尚中”的特點使得政府歷來對社會生活干預較多，而且法制基礎較薄弱。盡管這種局面已經有了很大改觀，而且還在進行更大程度上的改善，但就現階段的信用檔案管理而言仍然不具有采取完全商業化模式的環境：首先，在商業化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中，市場競爭必不可少。我國的社會誠信建設剛剛起步，發展商業化的信用檔案管理機構缺乏必要的市場空間，而要馬上形成眾多信用檔案管理機構相互競爭的局面更加不現實。其次，信用檔案積累程度低。現在已經具有信用檔案管理資格的部門所積累的信用檔案，在數量上還遠遠難以滿足商業競爭的需要。例如，到2003年1月，創建最早的上海個人信用檔案管理系統擁有293萬上海市民的個人信用檔案。而作為美國幾家大的信用征用公司之一的Transruion公司一家就擁有2.2億消費者個人信用檔案，覆蓋了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維哥多群島和波多黎各。再次。對信用的立法尚為空白，缺乏規范的約束商業化信用檔案管理機構運作的法律依據，市場監管困難。而既有的一些信用檔案管理模式如歐洲、日本模式給我們的啟發性認識是：在非商業化運作模式下，完善的法律環境并非對信用檔案進行有效管理的充分條件，法律的健全可以在信用檔案管理的過程中逐步進行。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宜采用信用檔案管理的非商業化模式。
（郭紅解、倪政華摘自《檔案學》2004年第4期）
信用檔案的管理模式直接與信用體系的構建思路相關，而我國各地的信用體系試點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因此信用檔案的管理模式現處于一個多元化的階段，同時這也是一個選擇的階段。在2001年召開的北京市社會科學決策咨詢座談會第八次會議上，與會的專家學者認為以第三方聯合征信，完全采取商業化運作為主要特點的美國模式正有向世界各地延伸的可能。此外，還有學者撰文表示，為了保持資信信息的客觀性、公正性，信用檔案管理機構必須具備中立和高效的基本特性，應該為公司法人，不受任何政府機構的約束。那么，我們是否應該這樣認為，必須實現信用檔案管理機構的民營化、信用檔案管理的商業化，從而向看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美國模式靠攏呢?
美國信用檔案管理模式簡介及其適應性能分析
信用檔案管理的美國模式是以市場為主導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各個征信公司以其擁有的信用檔案數據庫而成為社會主要信用檔案管理部門，信用檔案的管理主要由征信公司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實現。各征信公司自由競爭，優勝劣汰，而能否建立起信息全面、準確的信用檔案成為生存與否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l00多年中，美國幾百家資信公司互相競爭合并，目前剩下的三家大公司EQUIFAX、Experian、Transunion資產都在lO億美元以上，各自都擁有龐大的信用檔案數據庫。
信用檔案由資信公司進行商業化管理是由其現實條件決定的：其一，信貸非常發達。信用消費已成為美國人的基本消費方式。消費者申請信用消費時，信用授予方都需要對消費者的信用資格、信用狀況和信用能力進行評價，這種評價的主要依據是征信公司建立的信用檔案。二是消費信用記錄完備。計算機網絡的普及、貨幣電子化為信用檔案的建立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銀行和資信機構可以通過互聯網獲得全面的信用信息。目前每月有20億條消費者信息進入信用檔案，記錄與更新更加快捷。三是市場環境良好，法律體系健全。在消費信貸環境方面有《信貸機會平等法》，《公平貸款記錄法》、《誠實信貸法》、《公平信用報告法》等法律。四是社會信用意識較高。在美國有比較成熟的“信用哲學”。除了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1972年的《聯邦咨詢委員會法》和1976年的《陽光下的聯邦政府法》規定的政府公開合理的個人信用資料外、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私人部門必須向消費者征信服務公司提供數據，但是現實中，信息提供方自愿而且免費向征信公司提供數據，用于信用檔案的建立或更新。然而，信息提供方在使用信用檔案時卻沒有任何優惠。這是被普遍認可和接受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提供的信用信息不僅利己，而且利于整個社會信用經濟的發展。
筆者認為，盡管信用檔案管理的美國模式是相當成功的典范之一，盡管中國加入WTO后，必須履行入世協議中服務貿易特定承諾義務一覽表關于信用征信方面的義務，從而使國外資本可以商業進入我國的信用征信業(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征信業的進入是必然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信用檔案管理方面就要采取與美國?致的完全商業化模式。我們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時候、需要考慮的除了一國的政治經濟因素外，還有其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造成的管理價值觀上的差異是地區管理行為千差萬別的根源。
我們站在檔案學研究的視野下把“信用檔案”作為一種特殊的專門檔案，對“信用檔案”管理模式的探索因此而不再僅僅是國家信用管理的一個課題，也是國家檔案管理的一個課題。荷蘭人艾瑞克?凱特拉認為，檔案學面臨這樣的挑戰、即在從理論中分離出策略或方法論，然后把它們與在實際中發現的策略或方法論相比較之前，應該先謹慎地用恰當的語句描述“地方區域”，“只有這樣的分析結果才能推導出普通的指導或管理原則”，“無視差異、假定統一是反生產的，充分了解霍夫施泰德所稱的‘心智軟件’不僅是認識那些已得到國際公認的理論和方法的前提，更是試圖構建和檢驗所有的檔案理論和方法的先決條件”。那么，這里所提到的“心智軟件”是什么呢？這就是荷蘭學者霍夫施泰德(Hofstede)提出的四維管理文化理論。
霍夫施泰德框架下中美管理文化的差異
霍氏在對大量調查數據統計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出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風險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剛性?柔性(Masculinity)四個文化維度，用來測度群體(主要是國家及地區)文化特征。其中，權力距離指下屬人員(或兩者)感受到的上級和下屬之間的權力或影響力的大小，風險規避指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忍受程度，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用于測量個人受集體影響的程度，而剛性?柔性指標則是用于測量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程度。
根據霍氏的研究結果，中國大陸社會文化具有低個人主義傾向(20)，高權力距離(80)，中等的風險規避性(60)和偏柔性(50)。而美國具有低集體主義傾向(9)，低權力距離（40），較低的風險規避性(46)及剛性(62)。應該注意的是，霍氏在研究結果中提供的這四個文化維度與一國(或地區)管理文化的特征(如政府的介入程度、配套法律體系的完善性)之間不完全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管理文化的差異是由各個文化維度綜合影響的結果。
一、集體主義／個人主義傾向。集體主義是中國社會文化的核心理念。它強調人性中的共性而輕個性，要求個人遵守集體規范。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人個性不突出，重情誼、禮儀，輕理性、法制的特點。而個人主義是美國社會文化的最顯著特征，重人性中的個性，鼓勵個人的行為有較大的選擇自由。當然，這也導致了美國文化的永久性主題之一——社會的要求與個體需要之間的沖突。
二、權力距離。在中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使權力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較多，法制程度較低。而在美國，權力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不那么突出，人們的等級觀念較淡薄，有多種發展選擇余地，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較少，法制也比較健全。
三、風險規避程度。中國社會文化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較高，因此不鼓勵冒險和創新，在管理上遵循“適應原基礎”的原則。而美國社會文化對風險、新生事物的態度比較積極，重實務輕原則，鼓勵創新。
四、剛性／柔性。中國文化的“貴和尚中”體現了其陰柔的特點。具體表現為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謙虛謹慎，關愛弱小，富有同情心。對于貴和尚中觀念的認同，使得中國人注重通過調和人際關系而不是依托于健全的法制來實現和保持穩定的局面。而在美國這樣一個剛性的社會中，人們公開承認自我，強調競爭，看重英雄感、成就感、決斷力和事業上的成功。社會的協調通過健全的法制來實現。
由此可見，中美信用檔案管理模式既有的或將來可能出現的差異并非完全是由兩國信用管理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造成的。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是一個重要原因。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寄希望于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建立起美國那樣完全商業化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也許是不太符合本國實際的。
對我國信用檔案管理模式的思考
一、集中管理與分散管理的問題。中國社會文化中的集體主義精神使中國民眾一向重集體而輕個體。“這是我國傳統觀念在管理上優于西方文化的獨特部分，它能從思想上維系集中式的管理指導思想”。因此，我國的社會文化環境是支持集中管理的。此外，通過對國外信用檔案管理的幾種主要模式的對比，我們發現歐洲模式和日本模式具有信用檔案的集中管理與信用檔案機構的集中設立之間的對應關系，屬“集中??集中”式，而美國模式則是以信用檔案機構的分散設立來解決信用檔案集中管理的問題，屬“分散——集中”式。“集中——集中”式與“分散——集中”式相比，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省去了為協調和弱化信用檔案的集中系統利用與分散保管之間的矛盾而需耗費的社會高成本．這也是為什么在歐、日模式下，可以實現或基本實現信用檔案免費利用服務的一個重要原因。采用分散式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其一，在信用檔案體系建設的初級階段，信用數據的采集任務浩繁，數據庫的建設前期投入大，投資期長，各個分散的(民營的)信用檔案管理機構很可能會不堪重負。其二，每個信用檔案管理機構成為并行的信用檔案保管部門，在信用檔案完整性上的競爭直接引起信用檔案管理成本的攀升，從而使信用檔案提供利用必須采取有償服務的形式。在信用意識的培養階段，采取非盈利方式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顯然有利于全民信用意識的提高。因此，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只有由公共管理部門來主持信用檔案的集中管理，才有可能實現非盈利方式。石家莊新華區的社區信用檔案管理實踐已經證明了這種模式在我國是可行的。
二、商業化與非商業化的問題，完全商業化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的優點在于，可以為管理機構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是要進行成功運作必須以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完善的法律體系為基礎。而非商業化的模式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簡便易行，不需要進行事先的市場培育。中國社會文化較高的權力距離及“貴和尚中”的特點使得政府歷來對社會生活干預較多，而且法制基礎較薄弱。盡管這種局面已經有了很大改觀，而且還在進行更大程度上的改善，但就現階段的信用檔案管理而言仍然不具有采取完全商業化模式的環境：首先，在商業化的信用檔案管理模式中，市場競爭必不可少。我國的社會誠信建設剛剛起步，發展商業化的信用檔案管理機構缺乏必要的市場空間，而要馬上形成眾多信用檔案管理機構相互競爭的局面更加不現實。其次，信用檔案積累程度低。現在已經具有信用檔案管理資格的部門所積累的信用檔案，在數量上還遠遠難以滿足商業競爭的需要。例如，到2003年1月，創建最早的上海個人信用檔案管理系統擁有293萬上海市民的個人信用檔案。而作為美國幾家大的信用征用公司之一的Transruion公司一家就擁有2.2億消費者個人信用檔案，覆蓋了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維哥多群島和波多黎各。再次。對信用的立法尚為空白，缺乏規范的約束商業化信用檔案管理機構運作的法律依據，市場監管困難。而既有的一些信用檔案管理模式如歐洲、日本模式給我們的啟發性認識是：在非商業化運作模式下，完善的法律環境并非對信用檔案進行有效管理的充分條件，法律的健全可以在信用檔案管理的過程中逐步進行。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宜采用信用檔案管理的非商業化模式。
（郭紅解、倪政華摘自《檔案學》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