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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檔案館的存史職能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8-08-18 18:36:27    來源:網絡    作者: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 薛匡勇    瀏覽次數:678    評論:0
導讀

檔案是在長期的社會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歷史記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所獨有的文化財富,是匯積起的國家記憶、社會記憶。有鑒于此,美國檔案學者F?杰拉爾德?漢姆認為:記錄、保存文化的檔案是人類舉起的一面折射歷史的‘鏡子’,“如果我們沒舉著那面‘鏡子’,如果我們不幫助人們理解他們居住的世界,如果這不是檔案所有的內容和任務,那么我不知道我們所做的還有什么意義”。①檔案館存在

檔案是在長期的社會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歷史記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所獨有的文化財富,是匯積起的國家記憶、社會記憶。有鑒于此,美國檔案學者F?杰拉爾德?漢姆認為:記錄、保存文化的檔案是人類舉起的一面折射歷史的‘鏡子’,“如果我們沒舉著那面‘鏡子’,如果我們不幫助人們理解他們居住的世界,如果這不是檔案所有的內容和任務,那么我不知道我們所做的還有什么意義”。①
   檔案館存在的意義,或者說檔案館的社會使命就在于保存這面“鏡子”,用于折射歷史、反映歷史。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筆者認為保存社會史實、保存社會記憶是檔案館的一項重要職能,是檔案館存在和發展的動因。
   保存社會史實的目的在于為歷史留下完整的記憶,在于“最大限度地維護歷史的真實面貌,維系社會歷史文化的整體性與連續性”②。也正是因為檔案館具有“存史”這一特殊功能,所以,首先關注檔案命運,叩響檔案館大門的往往是歷史學者。例如,十五十六世紀,隨著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在歷史評論出現的同時,歐洲歷史學家開始對原始文獻發生興趣,從而不斷去叩擊檔案館的神秘大門”。研究表明,英國公共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歷史學家們堅持不懈的努力。正如美國史學家杰爾斯?安德魯斯教授認為的:“構成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真實歷史的,并不是那些偶然的插曲和浮在表面的事件,而是國家機構和社會組織的本質面貌,對于這一點認識得越清楚,檔案就越會得到重視和妥善保管。……‘對過去文物的關心,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水平的最好尺度’。而這類文物中在價值和重要性方面全都居于首位的就該說是檔案了,其中包括全國性的和地方性的”。④
   同樣,在我國,也首先是歷史學界對檔案(明清檔案)予以關注。北京大學史學系、清華大學歷史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禹貢學會等高等院校和文化學術機構成為我國20世紀20年代收集和整理明清檔案的重要力量,這“對于收藏和保護歷史真跡,防止歷史檔案的繼續流散,從而挽救檔案免于毀壞厄運起了重大作用”⑤。
   上述事例充分表明:歷史學界與檔案館具有極深的淵源,其關鍵就在于檔案館是歷史的“糧倉”,歷史學家研究歷史,離不開檔案這一真實的歷史記錄。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檔案館保存社會史實是其重要職能的論點。
   中華民族創造了歷史連續性的人類文化奇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們的先人有重視歷史記載的思想,并為歷史和歷史記載的連續性準備了實際操作的精神動力。中國自商代起就正式設立史官,到了周代,史官的設置已有分職,“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⑥。史官皆世職,故有利于檔案史料的保存。此后,史官之名雖有變更,但修史之事從未間斷。正如江澤民主席致白壽彝教授祝賀《中國通史》全部出版的信中所指出的:“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治史。世界幾大古代文明,只有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地延續下來,這同我們這個民族始終注重治史有著直接的關系。”“幾千年來,中華文明得以不斷傳承和光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先人懂得從總結歷史中不斷開拓前進。”“我國的歷史,浩淼博大,蘊含著豐富的治國安邦的歷史經驗,也記載了先人們追求社會進步中遭遇的種種曲折和苦痛。對這個歷史寶庫,我們應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斷加以發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斷作出新的總結。”這對我們推進今天祖國的建設事業,更好地邁向未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也有學者抱怨“翻閱中國歷史總有一種殘缺不全的感覺,讀到的多是社會上層結構的崩析與重組,重組復崩析,幾乎看不到社會低層(底層)民眾的真實生存狀態和精神歷程”⑦。這種“殘缺不全”是與我國傳統的文化貯存體制、傳統的歷史觀密切相關的。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無論朝代如何更迭興替,史官之職一直存在,這在保證歷史沿續的同時,作為專職史官所撰著的國史,目的自是十分明了的,即:明圣王之道,辨人事之紀,把歷代以迄本朝的官場活動,維護、強化極權專制的方方面面實錄下來,為當今王朝的大一統服務。因此,在撰史的過程中,有時故意“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假話、偽善的話以及累贅的話太多,誠如魯迅先生在其《華蓋集》中所言:“因為涂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枝投射在霉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碎影”。也正是因為如此,有學者認為:一部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的家譜;中國的歷史,上下綿延3000年,均以政治權力史冒充中國人的歷史等等。我們且不論學者對中國史籍如何評說,但從歷史傳統和學者的評說中,至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由于受傳統歷史觀的制約,“民為輕”的文化形態支撐著文化的殿堂,前人留下的史實遠不能反映社會歷史發展的全貌。
   既然存史是檔案館的重要職能之一。那么,我們需要并且必須進一步明確的是究竟要保存什么樣的社會史實?由于歷史并不等同于“政治權力史”,歷史是活生生的人類每時每刻都在延續的東西。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又是歷史的傳承者,歷史的意義在于“撫今追昔、鑒往開來”,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人類自己正在創造歷史,歷史的意義就是人類創造性的意義;檔案館所要保存的史實應該包容社會的各個領域所形成的具有國家和社會意義的各種類型的檔案。
   加拿大檔案學者T?庫克在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曾對“總體檔案”思想作了具體的介紹,他認為:形成于七十年代初的“總體檔案”思想“反映了一個長期形成的加拿大檔案傳統,這種傳統在其他國家也有所表現,但很少能夠象加拿大那樣在國家級實現公共檔案和私有檔案之間的平衡。加拿大國家檔案館,事實上還包括所有其他的公共檔案館,將接收包括官方文件和私人文件的‘總體檔案’作為其使命的一部分;把各種記錄載體的‘總體文件’(包括影片、圖片、照片和錄音帶??許多國家將這些材料分散保存在若干個文化機構)接收進館;重點放在通過建立一個國家檔案館網來反映‘人類事業’和‘總體’范圍;強調在文件從產生到銷毀或作為檔案永久保存的‘整體’生命中檔案管理機構的積極參與”。“加拿大的‘總體檔案’傳統不僅強調了檔案館作為其資助者業務活動記錄證據的守護者這種‘官方角色”,而且突出了檔案館作為國家記憶和歷史特征的保管者這種‘文化作用’”。“加拿大的做法反映了更廣泛的檔案觀,即讓社會認可檔案,讓檔案充分反映社會活動,而不是根據用戶或形成者勢力集團的利益來發展。”⑧
   與此相對應的,美國檔案學者F?杰拉爾德?漢姆也認為:“歷史必須幫助人們理解他們生活的世界”,檔案工作者要“創造一個反映普通百姓生活、喜好、需求的全新的文獻材料世界”,檔案館館藏要反映“人類生活的廣闊領地”,進而提出要制訂“富于想象力的接收方針和面向各級檔案活動的全面的收集策略”。⑨因此,他認為檔案工作者在制訂接收計劃時應考慮五個相關的發展要素:第一,社會結構的變化、決策制度化和國家化進程深刻地影響了文獻的形成和保存,它使得協會、壓力集團(指對立法者和公眾施加壓力以影響立法和政策的集團)、反對組織以及各類機構的檔案相對要比個人和家庭檔案更為重要。此外,由于政府已成為社會和經濟政策的主要制訂者,所以它的文件,尤其是涉及非精英人群的文件已變得更重要了;第二,數量。文件呈指數級增長,相信社會永遠會為我們提供所有可能有價值的文件所需的資源,這無疑是烏托邦式的空想,是不負責任的;第三,信息缺失。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及其使用,大大降低了文件的重要性,“如果當今社會一位政府官員有重要信息需要傳遞,若速度和安全都很重要,他不會將秘密寫到信函中,而通過電話傳輸”,為此,檔案工作者應成為“他自己所處時代的歷史報告人”;第四,脆弱的文件或者“瞬時檔案”。如果在許多組織悄然解散之前不主動與之聯系的話,文獻只有極小的機會能進入裝備精良的檔案館;第五,技術。電子脈沖能輕易、快速地從磁帶上消失,照片上影像常常消褪得面目全非,由于文件材料生命周期短,所以我們必須立足現在收集資料。上述五個要素的綜合,擴大了潛在檔案的范圍,給檔案收集賦予了時代特征,永遠地改變了檔案工作者的工作,迫使他作以前從未作過的選擇。
筆者認為,“總體檔案”思想以及中外檔案學者的理論成果,在給我們啟迪的同時,也給我們以借鑒。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府機構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調整,外資、合資、民營企業的發展,都向傳統的檔案工作提出了挑戰。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社會使命,為了給歷史留下完整的記憶,我國檔案工作者正逐步把自己的視野向全新的領域拓展。誠如張乾先生所曾指出的:“所謂新領域檔案,一是指改革開放以前未曾有過的新經濟文化活動方式,及其伴隨這些方式所產生的檔案;二是指過去這類檔案也有,但其檔案的內容、性質、內涵、外延如今有了很大的變化”⑩。上海的檔案工作者分別在經濟開發區、土地批租、現代企業制度、菜籃子工程、市政改造、證券交易市場、銀行、商業街區、百年老店、房地產開發、合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各個領域開展了建檔工作。 
   這充分說明,以“存史”為檔案館重要職能之一的現代檔案觀的確立將進一步拓展我國檔案館的工作領域,并為檔案館相關職能的實現奠定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
   在確立“存史”作為檔案館重要職能的同時,必須避免的一種傾向是在“存史”的旗號下,力爭把所有的檔案都收集進館。有的人也許會認為:要保證社會史實的完整,就應該把所有檔案收集進國家檔案館。其實,這是對檔案館存史職能的一種誤解,社會不可能也沒必要保存所有的檔案,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第二條所規定的:“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從而對法律所要保護的檔案范圍作了原則規定。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又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即“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系指具有現實查考使用價值和對歷史、科學、技術、藝術、教育等有研究價值的檔案”。
   從法律、法規的規定中,我們可以發現,受國家法律保護的檔案是有條件的,必須是“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因而,以“存史”為重要職能的國家檔案館只需保存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也只能保存對于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這部分檔案。因為隨著人們社會檔案意識的逐漸增強,對檔案認識的不斷深化,檔案的范疇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國著名檔案學家吳寶康教授早在1984年就預見性地指出:“現在檔案已經不是過去概念狹隘的檔案了,現在檔案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的,除了機關里面的文書檔案、企業部門的科技檔案外,各種制成材料的檔案種類很多。什么影片、照片、錄音、錄像、機讀檔案等等。隨著新的技術的發展,還可能形成許多新的制成材料的檔案”。⑾當今的檔案工作實踐,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檔案載體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檔案的形成領域也隨著我國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化而發生了重要的變革,可以認為,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各種所有制成份的機構、組織、團體、以及個人在其所從事的各類社會活動中,均形成數量龐大、形態各異、價值不同的檔案,這些檔案中有的具有國家和社會意義,有的只對本機構、本組織、本團體或本人具有保存價值。1999年6月7日國家檔案局第5號令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根據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時代特征,將社會各領域的檔案區分為國家所有和非國家所有兩大類,并進一步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檔案,由國家檔案局作出“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的范圍認定,對于非國家所有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的具體范圍的確定,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征得國家檔案局同意后確定。從法規的高度對檔案的范疇界定,有助于我們從思想上明確國家檔案館“存史”的特定范圍。
   自然,肯定“存史”為檔案館的一項重要職能,并不意味“存史”是檔案館的唯一職能。畢竟,“存史”作為檔案工作者一種有意識的行為,自然是有其目的的,“存史”的目的在于為我們的子孫后代保存豐富的文化,為人類文明留存完整的“社會記憶”。因此,檔案館所保存的檔案,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財富,這些財富就象蘊藏在砂石中的金子一樣,如果不加以發掘,它將永遠埋藏在泥土中,無法顯耀其金色的光芒。也就是說,“存史”是檔案館的重要職能,是檔案作用的發揮、檔案館自身價值實現的基礎。在肯定檔案館存史職能的同時,應充分認識到檔案館對于人類社會的意義,還在于通過科學管理,使所保存的文化財富向社會傳播,實現歷史和人類現實生存之間的對話。
注釋:
   ⑦F.杰拉爾德?漢姆,劉越南譯:檔案邊緣,《山西檔案》1999年第1期。
   ②張輯哲:論綜合性檔案館社會功能的綜合性,《北京檔案》1998年第6期。
   ③韓玉梅主編:《外國現代檔案管理教程》第17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④轉引自T?R?謝倫伯格:《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第14頁,檔案出版社1983年版。
   ⑤周雪恒主編:《中國檔案事業史》第45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⑥同⑤,第42頁。
 ⑦趙躍飛:未見平民史,《中國檔案》1999年第1期。
 ⑧T?庫克: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影響,《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報告集》第97頁,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組委會學術規劃部編印。
 ⑨同②。
 ⑩鄧小軍:上海檔案工作向新領域出擊,《中國檔案》1998年第6期。
 ⑾吳寶康:《論檔案學與檔案事業》第450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郭紅解、李軍摘自《上海檔案》2002年第3期)
 
 
關鍵詞: 檔案館 職能
(文/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 薛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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