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檔案館石磊
19世紀前，傳統史學研究以“今天的歷史即過去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即未來的歷史”作為理論基礎。20世紀以后，這種具有一定狹隘性的傳統史學被新史學所取代。新史學的研究領域不僅包括上層政治，還包括經濟、文化，甚至特定時期內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因此，對于新史學來說，開辟新的史料源變得十分重要。另外，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歷史學與其他學科交流、融合，充分吸收其他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理論，使得歷史研究在方法上也發生了變化。史學研究出于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的需要，開始最大范圍地運用和發掘檔案史料。當代史學研究新趨勢對檔案利用產生巨大影響，也引發檔案部門對檔案利用工作新的思考。
一、新史學流派
(一)法國年鑒學派
1929年1月中旬，跨學科的史學雜志《經濟與社會史年鑒》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問世。該雜志由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弗爾共同創立，是宣傳他們具有挑戰性的新歷史概念的主要輿論工具，以布洛赫和費弗爾為中心的歷史學派因此被命名為年鑒學派。費弗爾堅持認為，新歷史學必須從文字檔案和由文字檔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它必須利用人類的一切創造物如語言、符號、農村的證據、土地制度、項圈、手鐲，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它必須廣泛吸收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發現和方法。同時它又必須抵制誘惑，防止把自己分割為經濟史、思想史這樣各行其是的“專門化”部門。該刊創刊號在《致讀者》中闡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學科之間的“壁壘”，倡導跨學科的研究，在繼承傳統和立意創新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歷史。該學派明確提出了“問題史學”的原則，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建立問題、假設、解釋等程序，從而為引入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奠定了基礎，極大地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
(二)美國新史學派
1912年，曾在德國受過嚴格歷史學訓練的美國歷史學家魯濱遜首先舉起了“史學革命”的旗幟，而具體闡釋其“史學革命”主張的《新史學》也因此被公認為20世紀世界史學名著。在這部專著中，他要求沖破以政治史研究為中心的傳統，擴大歷史認識的視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慣與感情”。他執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成為美國新史學的中心，逐漸形成了頗有聲勢的“新史學派”，一時風靡歐美諸國。同一時期，美國歷史學家通過不斷努力學習和創新，也使得他們所取得的成果打上了明顯的美國式烙印。他們首先從歐洲各個學派那里大量地吸取新思想，尤其是應用了馬克斯?韋伯的分析方法和模式。他們采取了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經濟學家的“啟發式概念”和操作工具。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們著手利用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發明的度量技術、方法和成果，并向整個世界證明：數據分析、計量技術、生態關聯、計量經濟學以及其他種種更為成熟的概念工具，在歷史學家的工作中能發揮重要的作用。
(三)英國新社會史學派
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不僅是科學共產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基礎。20世紀30年代，即資本主義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爆發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迅速擴大，正如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樣：到1955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在歐美各國中，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莫爾頓的《人民的英國史》問世，這是英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得到迅速發展，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等創立了“新社會史學派”，強調研究總體的“社會的歷史”，提出“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等主張，對西方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歷史學新領域和新方法
(一)計量史學
真正現代意義的計量研究始于二戰以后，它包括三個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運用電子計算機，它不僅使得系統收集和利用史料以及進行統計分析成為可能，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處理情報資料和分析多變量信息的能力；二是進行統計分析，這里所說的統計分析不是指以往史學研究中的描述性統計，而是高級推理統計學和多變量解析領域的分析；三是制作數學模型，借助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中的理論模型，用數理形式來表現歷史文化現象。計量史學萌芽于20世紀30年代的法國，經濟學家西米昂運用計量方法分析貨幣流通的變化，奠定了該學科的基礎。之后歷史學家拉布盧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西米昂的方法，并把它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去。在美國，20世紀40年代以后出現了以廣泛采用計量方法和數學分析為特征的新史學。
(二)口述史學
現代意義的口述史學發端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60年代呈迅猛發展之勢。作為歷史學新學科，口述史學有其規范性的操作程序，它通過有計劃的訪談和錄音，對某一個特定的問題獲取第一手口述證據，然后再經過篩選和比照，進行歷史研究?？谑鍪穼W繁榮的原因，一是由于在“自下而上”歷史觀的指引下，歷史學家注重關心普通人的生活；二是由于現代錄音技術、廉價錄音設備的普遍推廣?？谑鍪穼W的最主要特點在于生動性，其史料來源于普通民眾，展現的是貼近生活的凡人凡事，運用的是雅俗共賞的大眾語言，歷史編撰者和史料提供者共同成為史學研究過程中的參與者。
(三)影視史學
影視史學是當代歐美史學大家族中的一個新生兒。1988年，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首創了“影視史學”(Historiophoty)這一新名詞，希望通過視覺影像和相配套的話語傳達歷史以及對歷史的見解。影視史學不僅僅是電影、電視等新媒體與歷史相交匯的產物，它所指的影像還包括靜態平面的照片和圖畫，立體造型的雕塑、建筑等。所有傳達視覺影像和聽覺音響的媒體，只要能夠呈現歷史論述，都是影視史學的研究對象。
三、檔案利用新趨勢及其影響
史學研究新領域的開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必然會使得可供利用的檔案的范圍也相應擴大。這一新趨勢的主要特點表現為：
(一)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內容上更趨廣泛
史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使得可供利用的檔案史料范圍從政治、軍事方面向社會、文化甚至人的心理等相關內容拓展。以1975年在法國出版的一部典型心態史研究論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為例。①這部論著的作者是曾任法國國立圖書館館長達6年之久的勒華拉杜里。勒華拉杜里因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梵蒂岡圖書館內發現了一批13世紀地方宗教裁判所的檔案。1320年，當時任帕米埃主教的雅克?富尼埃作為宗教裁判所法官在蒙塔尤調查、審理各種案件，并留下了578件詳細記錄。由于在審判過程中對這些“罪犯”反復盤問，特別是對他們的信仰、道德行為、社會聯系等細節都不輕易放過，勒華拉杜里敏感地意識到這批檔案“為研究農村普通人民的精神觀念提供了機會”。他援引這批檔案試圖還原的并不是有關某個異端宗派的宗教史，而是使用“農民自已提供的證詞”再現蒙塔尤的農民的日常生活、社會關系、宗教信仰、習俗禮儀、個人隱私等社區生活，來重現普通農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
這種趨勢在當前中國檔案館的學術研究利用者身上有明顯體現。以上海市檔案館1993年至2000年所接待的474批境外利用者為分析對象，其中從事學術研究的有432批，約占91.1%；新聞媒體有14批，約占3%；其他利用者27批，約占5.7%。432批從事學術研究的境外利用者主要研究政治史、經濟史（含工商企業、金融、貿易）、文化史（含教育、衛生、體育）、社會史、宗教史和租界史。其中研究政治史的學者93批，約占21.5%；研究經濟史的學者120批，約占27.8%；研究文化教育史的學者101批，約占23.4%；從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學者有118批，約占27.3%，而在這118批學者中，有的研究人物，有的研究外僑團體，有的研究社會福利、慈善機構，有的研究民俗、婚姻。所利用檔案在內容上有明顯的廣泛性。
(二)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性質上更趨多樣
歷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往往同材料與方法的運用密切相關：新材料能激發新方法的援用，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當然也包括舊材料）得到更高層次上的解釋。史學研究新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技術設備的運用，它使得各種性質的檔案都可以被納入史料范圍。以往的歷史研究可能偏重于從行政檔案、企業檔案中的文書材料中挖掘史料；而在當代，檔案史料的選材范圍可以擴大到各種訴訟檔案、會計檔案、商標檔案、地名檔案、人口普查檔案等等。正如在2003年召開的第35屆國際檔案圓桌會議第4次會議上，一位名為A?C?得布朗的檔案工作者在他提交的報告《匈牙利和阿根廷的新歷史和私人檔案》中總結指出的那樣：“研究者對檔案資料的全面性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們應從現在起對這一問題加以重視。現在似乎任何一件檔案都可能成為有趣的焦點，幫助學者從新的角度研究歷史。僅僅是公眾人物的檔案是不夠的，那些‘街上的百姓’也很有趣。”②
這一點在計量史學研究方面最為突出。計量史學家在電腦的幫助下，“可以最大限度地運用與發掘史料，這是傳統的以定性分析的描述方法所無法解決的，”“新的史料被源源不斷地發掘出來，諸如選民登記、教區檔案、法庭記錄、公私帳簿、公私藏書目錄、病史記錄、結婚登記、死者遺囑、家譜、稅單等等，都可以視為‘史料’?！雹?br>(三)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載體和記錄形式上發生變化
口述史學和影視史學的出現，使得紙質載體的文獻檔案之外的其他載體檔案和其他記錄形式檔案也將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到史學研究中去。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刊《逗號》新近出版的有關土著民族的專刊中刊登了10篇文章，其中4篇涉及到以口述檔案記錄土著民族歷史，1篇涉及到以音像檔案記錄土著民族的歷史，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地區當地的一位檔案工作人員所說：“數字攝像的形式使我們能夠將檔案與健在的老人的聲音結合起來，再現Dane-zaa講故事的劇場效果。”④
口述史學雖然在史學界尚未成為主流，但是它并不是新生事物。在《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中，作者就將“檔案史料”劃分為“口碑檔案”、“文物檔案”、“文獻檔案”，并且指出：“口碑檔案雖然史實與神話共雜，但它畢竟有其歷史的內核和要素，因此可資后人分析利用?！雹莨世舷鄠鞯目诒畽n案與現代人的口述材料在可信度上雖然不同，但是都可以作為檔案史料來加以利用卻是它們的共同點。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內就收藏有大量中國口述歷史資料。它的入選人員的范圍包括：政府高級官員、軍事領導者、反對黨領導人、社會有影響的人士等。根據這?原則，哥大東亞研究所對17個民國時期的重要人物進行采訪，整理了近3萬頁口述材料；另外，臺灣近代史研究所也大力從事口述歷史的記錄和整理，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期間完成的41人口述資料已經作為禮物被贈送哥大。⑥
如果說反映歷史題材的紀錄片能夠納入影視史學的范疇，那么影視史學在當代中國進一步發展，并且與檔案史料有效結合的典型例子也有不少。根據中央檔案館珍藏檔案制作而成的電視片《紅旗飄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今天》是中國共產黨80年歷史的全面生動的展現。該劇分為365集，以一年的時間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80多家電視臺播出，觀眾達到1.7億人。2000年下半年，中央電視臺制作的又一部大型文獻紀錄片《百年中國》在中央一套播出，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3年，由上海市檔案局主持拍攝，反映上海獨特城市發展風貌的百集紀實專題片《追憶--檔案里的故事》第一期30集在上視紀實頻道以一天一集的形式播出。該片一經推出就創下了上海地區專題片收視率新高。據央視索福瑞數據調查顯示，該片播出30天中有21天排名在上視紀實頻道當天收視率前10名以內，其中有2天排名第一。專家學者們普遍肯定該片“史料翔實、語言平穩、脈絡清晰，精美完整地再現了近代上海的城市與生活，是了解上海歷史發展的不可多得的生動教材。”⑦
口述史學和影視史學的發展對檔案編研工作也產生一定影響。20世紀以來，大眾傳媒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在沒有廣播、影視、互聯網的時代，人們主要通過書籍和報刊雜志獲取信息，因此檔案編研產品也主要是以書刊的形式出現；廣播、影視、互聯網不僅具有和書刊一樣的信息傳播功能，而且它們具有超越書籍的傳播優勢。因此，有學者指出：“檔案文獻編纂公布活動應當保持與大眾傳媒的‘共進’，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活動方式的轉變，在繼承以往編纂經驗和形式的基礎上，積極從編纂形式、傳播途徑、用戶心理等方面探尋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發展方向和規律，對檔案信息進行全新的思想整合”。⑧
注釋：
①參見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前言，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②國家檔案局外事辦編?。骸锻鈬鴻n案工作動態》，2003年4月第2期。
③張廣智：《西方史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頁。
④參見《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刊<逗號>檔案與土著民族?？恼抡罚瑖覚n案局外事辦編印《外國檔案工作動態》，2003年8月第6期。
⑤劉耿生：《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頁。
⑥參見楊天石：《美國訪史雜記》，《檔案與史學》1994年第1期。
⑦樊琳：《搶眼的上海歷史印痕?<追憶?檔案里的故事>拍攝隨想》，《檔案與史學》2003年第3期。
⑧丁華東：《文獻紀錄片的繁榮帶給我們的理性思考》，《上海檔案》2002年第1期。
19世紀前，傳統史學研究以“今天的歷史即過去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即未來的歷史”作為理論基礎。20世紀以后，這種具有一定狹隘性的傳統史學被新史學所取代。新史學的研究領域不僅包括上層政治，還包括經濟、文化，甚至特定時期內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因此，對于新史學來說，開辟新的史料源變得十分重要。另外，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歷史學與其他學科交流、融合，充分吸收其他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理論，使得歷史研究在方法上也發生了變化。史學研究出于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的需要，開始最大范圍地運用和發掘檔案史料。當代史學研究新趨勢對檔案利用產生巨大影響，也引發檔案部門對檔案利用工作新的思考。
一、新史學流派
(一)法國年鑒學派
1929年1月中旬，跨學科的史學雜志《經濟與社會史年鑒》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問世。該雜志由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弗爾共同創立，是宣傳他們具有挑戰性的新歷史概念的主要輿論工具，以布洛赫和費弗爾為中心的歷史學派因此被命名為年鑒學派。費弗爾堅持認為，新歷史學必須從文字檔案和由文字檔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它必須利用人類的一切創造物如語言、符號、農村的證據、土地制度、項圈、手鐲，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它必須廣泛吸收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發現和方法。同時它又必須抵制誘惑，防止把自己分割為經濟史、思想史這樣各行其是的“專門化”部門。該刊創刊號在《致讀者》中闡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學科之間的“壁壘”，倡導跨學科的研究，在繼承傳統和立意創新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歷史。該學派明確提出了“問題史學”的原則，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建立問題、假設、解釋等程序，從而為引入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奠定了基礎，極大地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
(二)美國新史學派
1912年，曾在德國受過嚴格歷史學訓練的美國歷史學家魯濱遜首先舉起了“史學革命”的旗幟，而具體闡釋其“史學革命”主張的《新史學》也因此被公認為20世紀世界史學名著。在這部專著中，他要求沖破以政治史研究為中心的傳統，擴大歷史認識的視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慣與感情”。他執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成為美國新史學的中心，逐漸形成了頗有聲勢的“新史學派”，一時風靡歐美諸國。同一時期，美國歷史學家通過不斷努力學習和創新，也使得他們所取得的成果打上了明顯的美國式烙印。他們首先從歐洲各個學派那里大量地吸取新思想，尤其是應用了馬克斯?韋伯的分析方法和模式。他們采取了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經濟學家的“啟發式概念”和操作工具。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們著手利用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發明的度量技術、方法和成果，并向整個世界證明：數據分析、計量技術、生態關聯、計量經濟學以及其他種種更為成熟的概念工具，在歷史學家的工作中能發揮重要的作用。
(三)英國新社會史學派
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不僅是科學共產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基礎。20世紀30年代，即資本主義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爆發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迅速擴大，正如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樣：到1955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在歐美各國中，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莫爾頓的《人民的英國史》問世，這是英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得到迅速發展，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等創立了“新社會史學派”，強調研究總體的“社會的歷史”，提出“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等主張，對西方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歷史學新領域和新方法
(一)計量史學
真正現代意義的計量研究始于二戰以后，它包括三個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運用電子計算機，它不僅使得系統收集和利用史料以及進行統計分析成為可能，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處理情報資料和分析多變量信息的能力；二是進行統計分析，這里所說的統計分析不是指以往史學研究中的描述性統計，而是高級推理統計學和多變量解析領域的分析；三是制作數學模型，借助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中的理論模型，用數理形式來表現歷史文化現象。計量史學萌芽于20世紀30年代的法國，經濟學家西米昂運用計量方法分析貨幣流通的變化，奠定了該學科的基礎。之后歷史學家拉布盧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西米昂的方法，并把它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去。在美國，20世紀40年代以后出現了以廣泛采用計量方法和數學分析為特征的新史學。
(二)口述史學
現代意義的口述史學發端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60年代呈迅猛發展之勢。作為歷史學新學科，口述史學有其規范性的操作程序，它通過有計劃的訪談和錄音，對某一個特定的問題獲取第一手口述證據，然后再經過篩選和比照，進行歷史研究?？谑鍪穼W繁榮的原因，一是由于在“自下而上”歷史觀的指引下，歷史學家注重關心普通人的生活；二是由于現代錄音技術、廉價錄音設備的普遍推廣?？谑鍪穼W的最主要特點在于生動性，其史料來源于普通民眾，展現的是貼近生活的凡人凡事，運用的是雅俗共賞的大眾語言，歷史編撰者和史料提供者共同成為史學研究過程中的參與者。
(三)影視史學
影視史學是當代歐美史學大家族中的一個新生兒。1988年，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首創了“影視史學”(Historiophoty)這一新名詞，希望通過視覺影像和相配套的話語傳達歷史以及對歷史的見解。影視史學不僅僅是電影、電視等新媒體與歷史相交匯的產物，它所指的影像還包括靜態平面的照片和圖畫，立體造型的雕塑、建筑等。所有傳達視覺影像和聽覺音響的媒體，只要能夠呈現歷史論述，都是影視史學的研究對象。
三、檔案利用新趨勢及其影響
史學研究新領域的開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必然會使得可供利用的檔案的范圍也相應擴大。這一新趨勢的主要特點表現為：
(一)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內容上更趨廣泛
史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使得可供利用的檔案史料范圍從政治、軍事方面向社會、文化甚至人的心理等相關內容拓展。以1975年在法國出版的一部典型心態史研究論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為例。①這部論著的作者是曾任法國國立圖書館館長達6年之久的勒華拉杜里。勒華拉杜里因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梵蒂岡圖書館內發現了一批13世紀地方宗教裁判所的檔案。1320年，當時任帕米埃主教的雅克?富尼埃作為宗教裁判所法官在蒙塔尤調查、審理各種案件，并留下了578件詳細記錄。由于在審判過程中對這些“罪犯”反復盤問，特別是對他們的信仰、道德行為、社會聯系等細節都不輕易放過，勒華拉杜里敏感地意識到這批檔案“為研究農村普通人民的精神觀念提供了機會”。他援引這批檔案試圖還原的并不是有關某個異端宗派的宗教史，而是使用“農民自已提供的證詞”再現蒙塔尤的農民的日常生活、社會關系、宗教信仰、習俗禮儀、個人隱私等社區生活，來重現普通農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
這種趨勢在當前中國檔案館的學術研究利用者身上有明顯體現。以上海市檔案館1993年至2000年所接待的474批境外利用者為分析對象，其中從事學術研究的有432批，約占91.1%；新聞媒體有14批，約占3%；其他利用者27批，約占5.7%。432批從事學術研究的境外利用者主要研究政治史、經濟史（含工商企業、金融、貿易）、文化史（含教育、衛生、體育）、社會史、宗教史和租界史。其中研究政治史的學者93批，約占21.5%；研究經濟史的學者120批，約占27.8%；研究文化教育史的學者101批，約占23.4%；從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學者有118批，約占27.3%，而在這118批學者中，有的研究人物，有的研究外僑團體，有的研究社會福利、慈善機構，有的研究民俗、婚姻。所利用檔案在內容上有明顯的廣泛性。
(二)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性質上更趨多樣
歷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往往同材料與方法的運用密切相關：新材料能激發新方法的援用，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當然也包括舊材料）得到更高層次上的解釋。史學研究新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技術設備的運用，它使得各種性質的檔案都可以被納入史料范圍。以往的歷史研究可能偏重于從行政檔案、企業檔案中的文書材料中挖掘史料；而在當代，檔案史料的選材范圍可以擴大到各種訴訟檔案、會計檔案、商標檔案、地名檔案、人口普查檔案等等。正如在2003年召開的第35屆國際檔案圓桌會議第4次會議上，一位名為A?C?得布朗的檔案工作者在他提交的報告《匈牙利和阿根廷的新歷史和私人檔案》中總結指出的那樣：“研究者對檔案資料的全面性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們應從現在起對這一問題加以重視。現在似乎任何一件檔案都可能成為有趣的焦點，幫助學者從新的角度研究歷史。僅僅是公眾人物的檔案是不夠的，那些‘街上的百姓’也很有趣。”②
這一點在計量史學研究方面最為突出。計量史學家在電腦的幫助下，“可以最大限度地運用與發掘史料，這是傳統的以定性分析的描述方法所無法解決的，”“新的史料被源源不斷地發掘出來，諸如選民登記、教區檔案、法庭記錄、公私帳簿、公私藏書目錄、病史記錄、結婚登記、死者遺囑、家譜、稅單等等，都可以視為‘史料’?！雹?br>(三)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載體和記錄形式上發生變化
口述史學和影視史學的出現，使得紙質載體的文獻檔案之外的其他載體檔案和其他記錄形式檔案也將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到史學研究中去。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刊《逗號》新近出版的有關土著民族的專刊中刊登了10篇文章，其中4篇涉及到以口述檔案記錄土著民族歷史，1篇涉及到以音像檔案記錄土著民族的歷史，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地區當地的一位檔案工作人員所說：“數字攝像的形式使我們能夠將檔案與健在的老人的聲音結合起來，再現Dane-zaa講故事的劇場效果。”④
口述史學雖然在史學界尚未成為主流，但是它并不是新生事物。在《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中，作者就將“檔案史料”劃分為“口碑檔案”、“文物檔案”、“文獻檔案”，并且指出：“口碑檔案雖然史實與神話共雜，但它畢竟有其歷史的內核和要素，因此可資后人分析利用?！雹莨世舷鄠鞯目诒畽n案與現代人的口述材料在可信度上雖然不同，但是都可以作為檔案史料來加以利用卻是它們的共同點。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內就收藏有大量中國口述歷史資料。它的入選人員的范圍包括：政府高級官員、軍事領導者、反對黨領導人、社會有影響的人士等。根據這?原則，哥大東亞研究所對17個民國時期的重要人物進行采訪，整理了近3萬頁口述材料；另外，臺灣近代史研究所也大力從事口述歷史的記錄和整理，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期間完成的41人口述資料已經作為禮物被贈送哥大。⑥
如果說反映歷史題材的紀錄片能夠納入影視史學的范疇，那么影視史學在當代中國進一步發展，并且與檔案史料有效結合的典型例子也有不少。根據中央檔案館珍藏檔案制作而成的電視片《紅旗飄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今天》是中國共產黨80年歷史的全面生動的展現。該劇分為365集，以一年的時間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80多家電視臺播出，觀眾達到1.7億人。2000年下半年，中央電視臺制作的又一部大型文獻紀錄片《百年中國》在中央一套播出，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3年，由上海市檔案局主持拍攝，反映上海獨特城市發展風貌的百集紀實專題片《追憶--檔案里的故事》第一期30集在上視紀實頻道以一天一集的形式播出。該片一經推出就創下了上海地區專題片收視率新高。據央視索福瑞數據調查顯示，該片播出30天中有21天排名在上視紀實頻道當天收視率前10名以內，其中有2天排名第一。專家學者們普遍肯定該片“史料翔實、語言平穩、脈絡清晰，精美完整地再現了近代上海的城市與生活，是了解上海歷史發展的不可多得的生動教材。”⑦
口述史學和影視史學的發展對檔案編研工作也產生一定影響。20世紀以來，大眾傳媒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在沒有廣播、影視、互聯網的時代，人們主要通過書籍和報刊雜志獲取信息，因此檔案編研產品也主要是以書刊的形式出現；廣播、影視、互聯網不僅具有和書刊一樣的信息傳播功能，而且它們具有超越書籍的傳播優勢。因此，有學者指出：“檔案文獻編纂公布活動應當保持與大眾傳媒的‘共進’，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活動方式的轉變，在繼承以往編纂經驗和形式的基礎上，積極從編纂形式、傳播途徑、用戶心理等方面探尋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發展方向和規律，對檔案信息進行全新的思想整合”。⑧
注釋：
①參見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前言，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②國家檔案局外事辦編?。骸锻鈬鴻n案工作動態》，2003年4月第2期。
③張廣智：《西方史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頁。
④參見《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刊<逗號>檔案與土著民族?？恼抡罚瑖覚n案局外事辦編印《外國檔案工作動態》，2003年8月第6期。
⑤劉耿生：《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頁。
⑥參見楊天石：《美國訪史雜記》，《檔案與史學》1994年第1期。
⑦樊琳：《搶眼的上海歷史印痕?<追憶?檔案里的故事>拍攝隨想》，《檔案與史學》2003年第3期。
⑧丁華東：《文獻紀錄片的繁榮帶給我們的理性思考》，《上海檔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