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強
在上海新一輪發展的大背景下，上海市檔案館正以外灘新館建設為契機，努力建設一個集檔案實體保管與信息加工基地、檔案科技研究與教育培訓基地和檔案開放與社會利用基地為一體的新型檔案館。筆者以為，新型檔案館不同于傳統檔案館之處，在于它應真正體現現代檔案館的公共性服務理念，因此，在這一意義上來說，新型檔案館應是名符其實的公共檔案館。那么，公共檔案館建設的涵義及其現實意義何在呢？對此，筆者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見，以供探討。
公共檔案館建設的涵義
如果說，公共檔案館與傳統檔案館有明顯區別的話，筆者以為，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服務理念上的不同。公共檔案館奉行公共性的現代服務理念，即以人為本，以貼近公眾、服務公眾為根本宗旨；而傳統檔案館往往信守固有的“國家意志”，甚至與公眾的需要對立起來，因而給公眾造成一種難以接近的神秘感覺。服務理念上的差異往往導致不同的結果，如，在資源建設上，傳統檔案館收藏以黨政機關為主形成的國家檔案資源，館藏宏觀管理層面的檔案居多，操作性、形態性的微觀層面的檔案缺乏；公共檔案館不僅要收藏以管理公共事務為職能的國家機關宏觀層面的國家檔案資源，而且十分重視收藏與公眾生活直接相關的微觀層面的社會檔案資源。在管理方式上，傳統檔案館一般與相對封閉的國家政治環境相適應，往往存在人為的“寧左勿右，處處設防”的狀況，推行的是一種封閉型的管理方式；公共檔案館一般與開放的國家政治環境相適應，其法治型的管理方式與國家政務公開所倡導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一脈相承。在利用服務方面，傳統檔案館以實際工作查考和學術研究方面的用戶為主要服務對象，幾乎沒有一般市民的休閑利用；而公共檔案館則要滿足包括公眾休閑利用在內的社會多方面日益廣泛而長久的需求。
因此，筆者以為，所謂公共檔案館，是指從檔案館的環境建設到資源儲備，從現代技術應用到信息開發水平，都要符合國家檔案館公共性的現代服務理念，即以人為本，在提升檔案館管理的開放度、資源的共享度和接待的滿意度上見實效。上述涵義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管理的開放度，即公共檔案館在管理方面，不僅要建立外松內緊的安全保密工作管理機制，而且要提高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水平，并在管理對象的傳統性與管理設施的現代性的基礎上，建設一種與公共檔案館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檔案館文化。顯然，提升管理的開放度，關鍵是要建設適應公共檔案館運作需要的管理文化，即體現在公共檔案館環境設施、管理制度、業務規范和運作機制建設上的一種法制化、標準化、現代化的管理模式。據報道（參見上海市檔案局綜合規劃處編印的《檔案文摘》2003年第9期），《北京市檔案館條例》日前已被正式列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衛體委五年立法規劃。筆者以為，通過立法將使公共檔案館建設真正納入法治的軌道，從而進一步提升和擴大檔案館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公共檔案館建設的法制化、標準化、現代化水平似應作為衡量管理開放度的客觀標準。
二是資源的共享度，即公共檔案館在館藏檔案信息資源建設方面，首先要加強公共性檔案信息資源的集聚與整合工作。不僅要運用擴大檔案資料接收進館范圍、縮短檔案資料接收進館期限、加大新領域建檔力度和全方位征集社會散存檔案資料等傳統方式，切實加強公共性檔案信息資源集聚與整合的力度，而且要依托局域網集聚與整合館藏多媒體檔案信息資源、依托公務網建立區域性檔案目錄中心并在線接收電子檔案、依托因特網建設檔案信息網站加快館藏信息資源向網絡信息資源轉化的進程并在數據庫無縫鏈接條件下集聚與整合相關的公共性信息資源。其次，要大力加強館藏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開放工作。目前國家綜合檔案館館藏檔案正式向社會開放，即能公開提供公眾利用的檔案僅占館藏檔案總數的一半左右，有的甚至僅占三分之一。雖然館藏檔案的開放數量不能作為衡量公共檔案館的唯一標準，但這與公共檔案館的服務宗旨實難相符。因此，把館藏檔案信息資源轉化為可在最大范圍內共享的公共檔案信息資源（或者說要盡可能實現館藏檔案信息資源由控制使用向開放利用的轉變），既需要我們依法加強檔案的開放鑒定工作，而且要運用多種開發技術手段和成果形式，這無疑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發展過程。為此，館藏檔案的利用率（指在單位時間內館藏檔案對外提供利用的數量占館藏檔案總數的百分比）、開放率（指館藏內已開放的檔案數量占符合法定開放期限檔案總數的百分比）以及網絡信息對館藏資源覆蓋的廣度與深度似應作為衡量公共檔案館館藏資源共享度的客觀標準。
三是接待的滿意度，即公共檔案館在滿足公眾需求方面的總體有效程度。顯然，在檔案利用接待方面，不僅要運用一切利用方式方法向用戶推出檔案館業務建設的一系列成果，而且要注重塑造檔案館的文明形象。因為，檔案利用接待工作提供的不僅是用戶需要的信息資源，而且是一種服務。這一服務不僅包含在凝聚著幕后無數檔案工作者勞動結晶的信息資源上，而且體現在窗口服務人員的言談舉止之中。實踐表明，憑藉檔案館現有的信息資源和開發水平，要使每一位查檔者都能“高興而來，滿意而歸”還是有難度的。為此，我們要盡可能做好用戶的接待咨詢工作，即便是沒有查到所需的檔案，我們也應盡可能地為其提供進一步查找的建議。因為，做好接待咨詢工作，不僅對于解決公共檔案館的館藏資源建設和多方面業務建設的深層次問題都會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而且將有助于樹立檔案館“用戶至上”的社會形象。此外，為了滿足公眾來館休閑利用的需要，檔案館還有必要提供展覽、視聽、學生課堂、黨團生活、有關文化產品等服務項目和電子信息查詢系統，并推行“首問接待責任制”。為此，作為衡量公共檔案館接待滿意度的客觀標準，不僅應包括接待利用的人次、卷次、查準率、查全率，而且似應包括利用檔案產生的效益與咨詢服務的有效性等方面。
上述三個方面往往是互相聯系的。比如，公共檔案館管理的開放度和接待的滿意度還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資源的共享度，這又往往與館藏檔案開放鑒定工作的進展狀況有關。實踐表明，目前檔案開放鑒定工作相對滯后，不僅有政策、規范過于原則因而操作性不強的原因，而且有工作機制不夠完善的原因。同時，在觀念上往往還存在檔案形成不滿30年者不搞開放鑒定，滿了30年可開放可不開放者暫不開放，卷內個別文件需控制整卷不開放之類的思維定勢。而對檔案法實施辦法確定的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方面檔案可以隨時開放的精神則尚未有效的機制予以落實。因此，在開放鑒定或者加快檔案開放步伐方面，目前的主要問題不是要去做政策規定不能做的事情，而是有些政策許可的事情因缺乏有效的保障機制而無法落實。筆者以為，在現行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通過館藏檔案的文件級開放鑒定和全文數字化掃描，也許就可以從原先控制的案卷中開放出相當一批與公眾需求相關的重要檔案信息資源。
公共檔案館建設的現實意義
公共檔案館建設并非憑空產生的一種設想，而是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檔案工作部門把握歷史性機遇，應對一系列挑戰，謀求跨越式發展的一種明智的選擇。因此，充分認識公共檔案館建設的現實意義，對于推進公共檔案館建設由理念向實踐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共檔案館建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各地各部門都要從實際出發，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努力實現這一目標”。筆者以為，公共檔案館建設正是檔案部門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所應該采取的切實有效的措施。因為，可以預見的是，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社會各方面對檔案信息資源與檔案館有效服務方面的需求將會空前的增長，并在數量和質量上大大突破目前“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會的檔案利用水平。推進公共檔案館建設，就是要從管理理念、運作機制、服務方式上解決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步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效服務的問題。因此，可以說，公共檔案館建設是我國檔案部門深入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實現十六大確定的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必要舉措之一。
（二）公共檔案館建設是推進政府信息公開的需要
在我國推行政府信息公開政策，不僅是順應世界潮流，而且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首先，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一是要以服務導向代替政府中心主義的絕對管制，二是要以間接調控為主的政企模式代替直接控制、直接經營的舊模式。而這兩方面的客觀要求都與信息提供有關。政府部門的角色將主要是信息服務的提供者，它的各項具體職能將更加明確地表現為信息的收集、加工、處理、傳遞、存儲。其二，我國加入了WTO，就必須恪守“透明度原則”，加大政務公開力度，對外貿易的各項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司法判決，政府之間或政府機構之間簽署的影響國際貿易政策的現行協定和條約都要迅速公布。其三，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國憲法所體現的維護公民監督權、知情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精神，將在各項相關法律法規中得到更具體、有形的體現，政府對社會所需信息的采集、發布等行動都將被“法”約束，信息處理、信息管理將成為政府部門的法定職能。同時，社會各有關方面，為法定權益，將產生更加廣泛的信息需求，在法律的保護下，他們將要求政府規范而集中地開放信息，有效提供更具權威性、系統性和時效性的信息。面對這樣的形勢，政府部門應真正了解社會各方面的信息需求，建立盡可能多的窗口，以一切有效方式，向社會提供更加集中、規范、權威、系統和有效的信息。檔案部門作為政府專司信息資源管理的主要部門，面對著進一步優化館（室）藏結構的客觀需求，有責任有義務發揮“信息總匯”的優勢，積極為政府職能轉變做出貢獻。實踐表明，近年來我國部分地方國家綜合檔案館經當地黨委和政府批準面向公眾開展現行公開文件閱覽服務，不僅適應了政府信息公開的需要，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而且為國家綜合檔案館轉型為現代公共檔案館積累了必要的經驗。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公共檔案館又可以作為永久性的政府信息公開的公眾服務平臺來建設。因此，公共檔案館建設已成為政府信息公開的必然要求和發展趨勢。
（三）公共檔案館建設是我國檔案事業跨越式發展的需要
我國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大多建立于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期間經歷了從封閉、半封閉走向開放的不尋常的歷程。檔案館的每一步發展既離不開國家和社會需要的推動，又無不是檔案工作內在規律作用的結果。經歷了四十余年的業務建設之后，我國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在館藏資源、管理設施、服務水平等方面都有了空前的發展。但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地方各級綜合檔案館也面臨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一是來自外部，即圖書、文博等公共性文化事業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利用其貼近公眾的先天性優勢，呈現出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進的良性發展的勢頭，甚至在資源建設、社會教育等方面成為檔案館的“競爭對手”（不僅原有的文博單位新招迭出已經成為公眾文化休閑的持續性熱點，而且相當多的部門或行業也在大張旗鼓地籌辦博物館），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檔案館的發展。二是來自內部，主要是部分專業、部門檔案館，甚至一些機關檔案室，在資源建設上未能真正按照國家檔案法規的要求，將對國家和社會有長久保存價值的檔案定期向有關的國家綜合檔案館移交，國家綜合檔案館依法集聚與整合國家檔案信息資源的工作受到了空前的挑戰，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國家綜合檔案館“兩基地一中心”功能的發揮和我國檔案事業整體的可持續發展。為此，國家綜合檔案館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以公共檔案館建設為現實目標，對外拓展社會服務功能，做大做強檔案館服務品牌，以增強公眾親和力；對內形成資源集散與功能輻射優勢，充分發揮我國檔案事業的主體作用，不斷增強檔案工作組織體系內部的向心力，從而推進我國檔案事業的跨越式發展。
在上海新一輪發展的大背景下，上海市檔案館正以外灘新館建設為契機，努力建設一個集檔案實體保管與信息加工基地、檔案科技研究與教育培訓基地和檔案開放與社會利用基地為一體的新型檔案館。筆者以為，新型檔案館不同于傳統檔案館之處，在于它應真正體現現代檔案館的公共性服務理念，因此，在這一意義上來說，新型檔案館應是名符其實的公共檔案館。那么，公共檔案館建設的涵義及其現實意義何在呢？對此，筆者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見，以供探討。
公共檔案館建設的涵義
如果說，公共檔案館與傳統檔案館有明顯區別的話，筆者以為，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服務理念上的不同。公共檔案館奉行公共性的現代服務理念，即以人為本，以貼近公眾、服務公眾為根本宗旨；而傳統檔案館往往信守固有的“國家意志”，甚至與公眾的需要對立起來，因而給公眾造成一種難以接近的神秘感覺。服務理念上的差異往往導致不同的結果，如，在資源建設上，傳統檔案館收藏以黨政機關為主形成的國家檔案資源，館藏宏觀管理層面的檔案居多，操作性、形態性的微觀層面的檔案缺乏；公共檔案館不僅要收藏以管理公共事務為職能的國家機關宏觀層面的國家檔案資源，而且十分重視收藏與公眾生活直接相關的微觀層面的社會檔案資源。在管理方式上，傳統檔案館一般與相對封閉的國家政治環境相適應，往往存在人為的“寧左勿右，處處設防”的狀況，推行的是一種封閉型的管理方式；公共檔案館一般與開放的國家政治環境相適應，其法治型的管理方式與國家政務公開所倡導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一脈相承。在利用服務方面，傳統檔案館以實際工作查考和學術研究方面的用戶為主要服務對象，幾乎沒有一般市民的休閑利用；而公共檔案館則要滿足包括公眾休閑利用在內的社會多方面日益廣泛而長久的需求。
因此，筆者以為，所謂公共檔案館，是指從檔案館的環境建設到資源儲備，從現代技術應用到信息開發水平，都要符合國家檔案館公共性的現代服務理念，即以人為本，在提升檔案館管理的開放度、資源的共享度和接待的滿意度上見實效。上述涵義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管理的開放度，即公共檔案館在管理方面，不僅要建立外松內緊的安全保密工作管理機制，而且要提高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水平，并在管理對象的傳統性與管理設施的現代性的基礎上，建設一種與公共檔案館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檔案館文化。顯然，提升管理的開放度，關鍵是要建設適應公共檔案館運作需要的管理文化，即體現在公共檔案館環境設施、管理制度、業務規范和運作機制建設上的一種法制化、標準化、現代化的管理模式。據報道（參見上海市檔案局綜合規劃處編印的《檔案文摘》2003年第9期），《北京市檔案館條例》日前已被正式列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衛體委五年立法規劃。筆者以為，通過立法將使公共檔案館建設真正納入法治的軌道，從而進一步提升和擴大檔案館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公共檔案館建設的法制化、標準化、現代化水平似應作為衡量管理開放度的客觀標準。
二是資源的共享度，即公共檔案館在館藏檔案信息資源建設方面，首先要加強公共性檔案信息資源的集聚與整合工作。不僅要運用擴大檔案資料接收進館范圍、縮短檔案資料接收進館期限、加大新領域建檔力度和全方位征集社會散存檔案資料等傳統方式，切實加強公共性檔案信息資源集聚與整合的力度，而且要依托局域網集聚與整合館藏多媒體檔案信息資源、依托公務網建立區域性檔案目錄中心并在線接收電子檔案、依托因特網建設檔案信息網站加快館藏信息資源向網絡信息資源轉化的進程并在數據庫無縫鏈接條件下集聚與整合相關的公共性信息資源。其次，要大力加強館藏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開放工作。目前國家綜合檔案館館藏檔案正式向社會開放，即能公開提供公眾利用的檔案僅占館藏檔案總數的一半左右，有的甚至僅占三分之一。雖然館藏檔案的開放數量不能作為衡量公共檔案館的唯一標準，但這與公共檔案館的服務宗旨實難相符。因此，把館藏檔案信息資源轉化為可在最大范圍內共享的公共檔案信息資源（或者說要盡可能實現館藏檔案信息資源由控制使用向開放利用的轉變），既需要我們依法加強檔案的開放鑒定工作，而且要運用多種開發技術手段和成果形式，這無疑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發展過程。為此，館藏檔案的利用率（指在單位時間內館藏檔案對外提供利用的數量占館藏檔案總數的百分比）、開放率（指館藏內已開放的檔案數量占符合法定開放期限檔案總數的百分比）以及網絡信息對館藏資源覆蓋的廣度與深度似應作為衡量公共檔案館館藏資源共享度的客觀標準。
三是接待的滿意度，即公共檔案館在滿足公眾需求方面的總體有效程度。顯然，在檔案利用接待方面，不僅要運用一切利用方式方法向用戶推出檔案館業務建設的一系列成果，而且要注重塑造檔案館的文明形象。因為，檔案利用接待工作提供的不僅是用戶需要的信息資源，而且是一種服務。這一服務不僅包含在凝聚著幕后無數檔案工作者勞動結晶的信息資源上，而且體現在窗口服務人員的言談舉止之中。實踐表明，憑藉檔案館現有的信息資源和開發水平，要使每一位查檔者都能“高興而來，滿意而歸”還是有難度的。為此，我們要盡可能做好用戶的接待咨詢工作，即便是沒有查到所需的檔案，我們也應盡可能地為其提供進一步查找的建議。因為，做好接待咨詢工作，不僅對于解決公共檔案館的館藏資源建設和多方面業務建設的深層次問題都會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而且將有助于樹立檔案館“用戶至上”的社會形象。此外，為了滿足公眾來館休閑利用的需要，檔案館還有必要提供展覽、視聽、學生課堂、黨團生活、有關文化產品等服務項目和電子信息查詢系統，并推行“首問接待責任制”。為此，作為衡量公共檔案館接待滿意度的客觀標準，不僅應包括接待利用的人次、卷次、查準率、查全率，而且似應包括利用檔案產生的效益與咨詢服務的有效性等方面。
上述三個方面往往是互相聯系的。比如，公共檔案館管理的開放度和接待的滿意度還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資源的共享度，這又往往與館藏檔案開放鑒定工作的進展狀況有關。實踐表明，目前檔案開放鑒定工作相對滯后，不僅有政策、規范過于原則因而操作性不強的原因，而且有工作機制不夠完善的原因。同時，在觀念上往往還存在檔案形成不滿30年者不搞開放鑒定，滿了30年可開放可不開放者暫不開放，卷內個別文件需控制整卷不開放之類的思維定勢。而對檔案法實施辦法確定的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方面檔案可以隨時開放的精神則尚未有效的機制予以落實。因此，在開放鑒定或者加快檔案開放步伐方面，目前的主要問題不是要去做政策規定不能做的事情，而是有些政策許可的事情因缺乏有效的保障機制而無法落實。筆者以為，在現行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通過館藏檔案的文件級開放鑒定和全文數字化掃描，也許就可以從原先控制的案卷中開放出相當一批與公眾需求相關的重要檔案信息資源。
公共檔案館建設的現實意義
公共檔案館建設并非憑空產生的一種設想，而是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檔案工作部門把握歷史性機遇，應對一系列挑戰，謀求跨越式發展的一種明智的選擇。因此，充分認識公共檔案館建設的現實意義，對于推進公共檔案館建設由理念向實踐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共檔案館建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各地各部門都要從實際出發，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努力實現這一目標”。筆者以為，公共檔案館建設正是檔案部門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所應該采取的切實有效的措施。因為，可以預見的是，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社會各方面對檔案信息資源與檔案館有效服務方面的需求將會空前的增長，并在數量和質量上大大突破目前“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會的檔案利用水平。推進公共檔案館建設，就是要從管理理念、運作機制、服務方式上解決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步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效服務的問題。因此，可以說，公共檔案館建設是我國檔案部門深入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實現十六大確定的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必要舉措之一。
（二）公共檔案館建設是推進政府信息公開的需要
在我國推行政府信息公開政策，不僅是順應世界潮流，而且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首先，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一是要以服務導向代替政府中心主義的絕對管制，二是要以間接調控為主的政企模式代替直接控制、直接經營的舊模式。而這兩方面的客觀要求都與信息提供有關。政府部門的角色將主要是信息服務的提供者，它的各項具體職能將更加明確地表現為信息的收集、加工、處理、傳遞、存儲。其二，我國加入了WTO，就必須恪守“透明度原則”，加大政務公開力度，對外貿易的各項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司法判決，政府之間或政府機構之間簽署的影響國際貿易政策的現行協定和條約都要迅速公布。其三，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國憲法所體現的維護公民監督權、知情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精神，將在各項相關法律法規中得到更具體、有形的體現，政府對社會所需信息的采集、發布等行動都將被“法”約束，信息處理、信息管理將成為政府部門的法定職能。同時，社會各有關方面，為法定權益，將產生更加廣泛的信息需求，在法律的保護下，他們將要求政府規范而集中地開放信息，有效提供更具權威性、系統性和時效性的信息。面對這樣的形勢，政府部門應真正了解社會各方面的信息需求，建立盡可能多的窗口，以一切有效方式，向社會提供更加集中、規范、權威、系統和有效的信息。檔案部門作為政府專司信息資源管理的主要部門，面對著進一步優化館（室）藏結構的客觀需求，有責任有義務發揮“信息總匯”的優勢，積極為政府職能轉變做出貢獻。實踐表明，近年來我國部分地方國家綜合檔案館經當地黨委和政府批準面向公眾開展現行公開文件閱覽服務，不僅適應了政府信息公開的需要，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而且為國家綜合檔案館轉型為現代公共檔案館積累了必要的經驗。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公共檔案館又可以作為永久性的政府信息公開的公眾服務平臺來建設。因此，公共檔案館建設已成為政府信息公開的必然要求和發展趨勢。
（三）公共檔案館建設是我國檔案事業跨越式發展的需要
我國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大多建立于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期間經歷了從封閉、半封閉走向開放的不尋常的歷程。檔案館的每一步發展既離不開國家和社會需要的推動，又無不是檔案工作內在規律作用的結果。經歷了四十余年的業務建設之后，我國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在館藏資源、管理設施、服務水平等方面都有了空前的發展。但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地方各級綜合檔案館也面臨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一是來自外部，即圖書、文博等公共性文化事業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利用其貼近公眾的先天性優勢，呈現出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進的良性發展的勢頭，甚至在資源建設、社會教育等方面成為檔案館的“競爭對手”（不僅原有的文博單位新招迭出已經成為公眾文化休閑的持續性熱點，而且相當多的部門或行業也在大張旗鼓地籌辦博物館），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檔案館的發展。二是來自內部，主要是部分專業、部門檔案館，甚至一些機關檔案室，在資源建設上未能真正按照國家檔案法規的要求，將對國家和社會有長久保存價值的檔案定期向有關的國家綜合檔案館移交，國家綜合檔案館依法集聚與整合國家檔案信息資源的工作受到了空前的挑戰，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國家綜合檔案館“兩基地一中心”功能的發揮和我國檔案事業整體的可持續發展。為此，國家綜合檔案館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以公共檔案館建設為現實目標，對外拓展社會服務功能，做大做強檔案館服務品牌，以增強公眾親和力；對內形成資源集散與功能輻射優勢，充分發揮我國檔案事業的主體作用，不斷增強檔案工作組織體系內部的向心力，從而推進我國檔案事業的跨越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