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佛圖書館史料征集活動經過
史料按其形式的不同，可分為實物、文字(包括檔案、譜牒、書刊、文件等)、口傳、聲像四類。美國胡佛圖書館原名胡佛戰時資料室，創立于1919年，創辦后即在世界范圍內征集史料。原收集范圍系有關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經過與戰爭所造成的直接影響的史料，后改稱為胡佛戰時圖書室，最后改名為“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圖書館，征集范圍擴大，主要為：二十世紀尤其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經過的資料，關于戰爭方面，主要在戰爭的原因及影響；宣傳與新聞檢查方面對于輿論的操縱；政府與勞工管理及資產的關系；政府與少數民族、宗教團體的關系；復員與善后救濟等。革命方面，包括各種革命運動，如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他可能發生的運動，及合作事業、教育、婦女地位、勞工狀況等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的史料。關于和平方面，包括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和平組織，國際會議、條約與協定，國際公法，國際組織與行政，和平運動等。
1946年8月，美國駐華陸軍司令麥克魯中將致函國民政府國防部，為美國胡佛圖書館需要征集有關中國革命及抗戰史料，囑國防部轉為收集。國防部積極配合，將該圖書館備忘錄及征集史料的要求通告上海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將在抗戰過程中凡可記載的文物及個人收集的珍貴史料，于9月底以前，送國防部整理轉遞。
該館對中國方面所征集史料的種類，要求：
(1)各政府機構的官方印刷品。(2)法令。(3)年鑒與統計資料，特別是關于中國的對外貿易。4)報紙，如中央日報、新華日報、掃蕩報、大美晚報、時事新報、大公報，因其代表各主義、職業與地方重要意見。(5)雜志、如學術期刊，重要文獻及時論，因其內容有關國際關系、政治、社會運動、社會科學、民眾教育等。(6)包括文告、法令與黨綱、辨論的與宣傳的、偉人言行錄在內的各類期刊，政治與經濟名流的自傳，參考書，地圖集與圖表，對于各國、各階級，各民族與各信仰表示態度的學校社會科學課本。(7)各政黨各社團的文件與印刷品。(8)私人收集。包括書籍、期刊、招貼、文稿、尺牘、日記、個人文庫。私人團體與商行或商會的卷宗及記錄。(9)文稿。指有價值而未付印的資料來源，原因在于戰時中國，出版困難，有價值的文稿也可供參考。
當時，上海市政府先后轉發“國防部史料局征集抗戰史料啟事”、對市府各室、委員會．附屬機構都下達了征集有關革命及抗戰的文物史料的指令，并公開登報征集史料，但結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許多史料毀于戰火，而部分敵偽統治時期的組織機構經過戰后接收改組，原有資料下落不明，如上海市政府秘書處稱：“奉查本處現存英法文檔案內并無抗戰史料存在，諒系日寇侵犯上海時，前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人對于日人有所顧慮所致”。1947年1月上海市政府將所收集的史料匯列清單連同原件呈送國防部該局，報送革命及抗戰史料16種14冊又3件，其中革命史料為《總理事略》、《當代中國名人志》等，抗戰史料主要有《八百英雄抗戰記》、《勝利周年紀念手冊》、《真如區民輔助抗戰工作本末紀實》(抄本)等。
盡管如此，胡佛圖書館仍堅持海外史料的收集工作，經過數十年努力，該圖書館至今已收藏了非常系統齊全的關于中國、蘇聯、東歐各國二戰史、國際共運史的史料，成為研究有關課題的眾多史學研究者趨之若騖的史料寶藏。
二、對檔案館征集工作的幾點啟示
1．具有檔案補充價值的史料應得到重視
我們從上述征集范圍及種類來看，胡佛圖書館非常熟悉中國政府的機構配置、中國政情及社會概況，所集藏圖書資料范圍門類廣泛，不僅包括不同政見黨派機構團體產生的資料，還包括私人資料；內容豐富，幾乎涉及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但又并非無的放矢，象小說、散文、娛樂刊物等純娛樂性的資料并不在收集的范圍，收集重點在于該類資料所具有的史料的意義，即所記內容或是對歷史的直接記述，或雖具有回憶性質，仍是對歷史的反映，可以說有些實際上就是檔案，其他也均是包含了具有代替、補充檔案價值信息的文獻資料，如官方印刷品、社團文件、法令等，實質就是有關機構主要職能活動的產物；個人收藏的文稿、尺牘、日記、個人文庫等也就是今天意義上的私人檔案；年鑒與統計等，是根據當時的檔案文件纂修而成。再則是各種刊物、教科書，有些當時就是專門公布的文件，有的則登有不少時政或紀實文章。因此上述收藏范圍，幾乎涵蓋了民國時期除官方檔案以外的豐富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情報或信息，是具有與檔案同等作用的史料。
胡佛圖書館與中國遠隔萬里，仍致力于征集有關中國民國時期的史料，可見這些史料所具有的意義，而從當時征集的現實來看，時局顛沛，戰亂頻仍，加上自然災害和社會檔案意識薄弱等多種不利因素，這些資料實屬留存不易，部分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如當時市府秘書處曾要求上海市政府所屬機構中保存史料最多的通志館報送《上海市年鑒》，該館答稱，1936年、1937年年鑒因由中華書局印刷發行，該館未有存儲，而該局此書亦于抗戰時期被敵偽劫毀，今已無搜購，最后只呈送了1935年《上海市年鑒》。當然，檔案館的主要功能是保存檔案，這是不容置疑的，但長期以來，因檔案的嚴重缺失，所藏檔案已不能充分地實現國家保存社會記憶的功能，不能滿足利用者特別是史學研究者的需要，因此保存和收集一部分檔案以外的、可彌補檔案見證歷史作用的、有記述歷史功能的其他史料的工作應積極提倡。因人們在編史修志、進行文學創作或者編寫紀念畫冊、舉辦展覽中，往往首先到史料中尋找線索，或直接引用有關畫片與文章或圖書資料中某一文字片段，而檔案館因收藏檔案以外的文獻資料而發揮作用，這方面例證也是很多的。比如知名作家金梅撰寫《論葉圣陶的文學創作》過程中，單單缺少葉在“五卅”前后活動的史料，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介紹她到上海市檔案館查找《公理日報》，該報是文學研究會成員葉圣陶、鄭振鐸等一批愛國知識分子為從輿論上支持“五卅”運動而創辦的，只發行了22號(6月3日至24日)，存世量很少。在檔案館她滿意地發現了葉圣陶、鄭振鐸等一批愛國知識分子揭露帝國主義血腥罪行、表明反封建、反帝政治立場的文章，圓滿地完成了寫作任務(《小樓紀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頁)。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重視檔案館館藏的一些具有史料性質的文獻資料，給其應有的保護和運用。而不少檔案館對這些史料并未予以應有的重視，將其混同于其他普通出版物一并保存，有些檔案館甚至將一些連圖書館也只在小范圍內對外提供利用的資料，任意提供借閱，或拆開掃描，以致損毀或不能保持原貌，令人痛心。為此，各級各類藏有歷史資料的檔案館應提高史料保護的意識，對已有館藏文獻資料建立目錄，區分種類，予以區別對待，并通過適當的宣傳與公布手段，使其為社會所知，這不僅有助于發揮檔案館史料基地的作用，對確立我國檔案館在國內乃至國際文化界的地位也有所裨益。
2．與館藏檔案有關的史料應作為檔案館征集的重點
如上所說，檔案館要擔當維護黨和國家歷史真實面貌的任務，光靠檔案是不夠的，保存和收集散存在社會的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義，可作為檔案的有益的補充。《檔案館工作通則》也將檔案館收藏與檔案有關的資料，視作其基本性質和基本任務，規定：“檔案館要注意接收和收集與本館館藏檔案有關的各種資料”。它有利于履行檔案館的職責，而并不是要其代行圖書、情報部門的職能，就如同一些博物館、圖書館為發揮其文化宣傳的作用，也保存一些檔案，或者某些圖書資料、文物一樣，這些文獻或文物，它們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轉換或相通了，適當的交叉收藏，有益于共同發展。比如上海市檔案館征集到的1920年由陳望道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它既可視為圖書資料，又可算檔案，而因其異常珍貴，更可視作是文物。檔案館主動去征集來了，沒有讓它埋沒于塵世，可算是功德無量，也并不妨礙圖書館在收藏圖書資料上的地位。
所謂收藏與館藏檔案有關的史料，是指檔案館的史料收藏不必包羅萬象，胡佛圖書館的收藏也是有目的與范圍限定的，檔案館限于財力與工作性質的不同，可以參考，并適當的調整。我認為收集目的與范圍，應遵循兩項原則，其一是注意補白作用和系統性，要從館藏具體情況出發，對于館藏檔案存在空白的以及雖有檔案但很不齊全的，要盡量收集有關資料，以補檔案的不足，同時要充分考慮原有資料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在原有資料的基礎上加以補充，以利于建立和完善館藏資料體系。比如上海市檔案館保存有非常珍罕的清末以來的比較系統的《北華捷報》及《字林西報》，它們含有豐富的社會信息，特別是近代租界發展情況，應盡量收集齊全，與租界檔案共同構成館藏特色。二是要體現地方特色，地方檔案館不可能象胡佛圖書館那樣開展如此大規模的征集史料工作，故只要盡量征集與本地名人、風俗民情、名優特產、名勝古跡、重大事件有關的史料進館可矣，如反映本地歷史風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信息的各種史、志、指南、概覽、統計資料、文獻匯編、選編、大事記、照片圖冊等，它們是在對實際情況或檔案文件進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礎上編寫出來的，依據的是第一手資料，具有真實性、系統性、全面性、廣泛性，內容更為集中，可信度較高的特點，起著某些檔案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地方重要的綜合性雜志、報紙、機構內部刊物、地圖等出版物，私人家譜、回憶錄、名人書稿、個人日記、筆記、手抄本及口述材料也可作為征集重點。
3．有計劃地組織史料征集工作
當年，通過美中兩國政府，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跨國征集史料的活動，雖然成效未見顯著，但通過各級政府部門下達指令或向社會公示來有計劃有目的地征集史料不失為一種方法，因為這些機構可發揮較強的組織和聯系作用。民國政府在胡佛圖書館史料征集工作的啟發下，于1946至1948年，先后發動了數次史料（如抗戰重要戰事史料、烈士事跡史料、偽滿洲國史料、中共活動史料等)的征集工作，由此保存了大量文化遺產。建國后我國某些系統或機構也曾有計劃地組織征集活動，征集了大量史料。如1985年2月，南市區委成立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會同區各有關的部門及基層黨組織，發動和依靠老同志(如原南市糖、海味、北貨、水產、水果等六業“聯市”老同志)，征集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在南市的資料約56萬字，照片100余張，并據此編輯出版了《上海南市六業職工運動史》、《南市文史資料選輯》等。
當然史料收集方法不僅于此，歸納前人成功經驗，征集工作主要步驟可概括為：成立必要的征集班子，建立信息員網絡；保證有一定的經費；熟悉館藏資料缺口，并利用其他機構出版的指南等書面檢索工具或通過電子網絡查詢，摸清國內外有關研究機構、個人已收集的資料情況，確定今后征集的范圍和重點。
征集的難點在于一些資料很珍罕，原有收藏者割舍不下。江蘇省檔案局館的方式值得借鑒，他們將捐贈的檔案資料制成多媒體光盤留給捐贈人，解決了捐贈者的后顧之憂，吸引了更多的人放心地捐贈檔案。此外，主動地組織撰寫回憶錄或通過采訪形成口述歷史資料也是一種補充檔案所缺的史料收集方式。口述歷史資料作為一種新型的史料，其積累工作在國內外史學文化界都有嘗試，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長期以來從事近代中國名人的口述歷史工作，積累了大量資料，不少資料已成為信史。1992年，我國著名作家葉永烈，曾采訪“西安事變”中親自逮捕蔣介石的孫銘九，形成錄音記錄，整理成文后也不失為歷史記錄性質的資料，他的許多重大題材紀實文學的創作均來源于口述史料。
（黎霞）
史料按其形式的不同，可分為實物、文字(包括檔案、譜牒、書刊、文件等)、口傳、聲像四類。美國胡佛圖書館原名胡佛戰時資料室，創立于1919年，創辦后即在世界范圍內征集史料。原收集范圍系有關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經過與戰爭所造成的直接影響的史料，后改稱為胡佛戰時圖書室，最后改名為“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圖書館，征集范圍擴大，主要為：二十世紀尤其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經過的資料，關于戰爭方面，主要在戰爭的原因及影響；宣傳與新聞檢查方面對于輿論的操縱；政府與勞工管理及資產的關系；政府與少數民族、宗教團體的關系；復員與善后救濟等。革命方面，包括各種革命運動，如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他可能發生的運動，及合作事業、教育、婦女地位、勞工狀況等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的史料。關于和平方面，包括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和平組織，國際會議、條約與協定，國際公法，國際組織與行政，和平運動等。
1946年8月，美國駐華陸軍司令麥克魯中將致函國民政府國防部，為美國胡佛圖書館需要征集有關中國革命及抗戰史料，囑國防部轉為收集。國防部積極配合，將該圖書館備忘錄及征集史料的要求通告上海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將在抗戰過程中凡可記載的文物及個人收集的珍貴史料，于9月底以前，送國防部整理轉遞。
該館對中國方面所征集史料的種類，要求：
(1)各政府機構的官方印刷品。(2)法令。(3)年鑒與統計資料，特別是關于中國的對外貿易。4)報紙，如中央日報、新華日報、掃蕩報、大美晚報、時事新報、大公報，因其代表各主義、職業與地方重要意見。(5)雜志、如學術期刊，重要文獻及時論，因其內容有關國際關系、政治、社會運動、社會科學、民眾教育等。(6)包括文告、法令與黨綱、辨論的與宣傳的、偉人言行錄在內的各類期刊，政治與經濟名流的自傳，參考書，地圖集與圖表，對于各國、各階級，各民族與各信仰表示態度的學校社會科學課本。(7)各政黨各社團的文件與印刷品。(8)私人收集。包括書籍、期刊、招貼、文稿、尺牘、日記、個人文庫。私人團體與商行或商會的卷宗及記錄。(9)文稿。指有價值而未付印的資料來源，原因在于戰時中國，出版困難，有價值的文稿也可供參考。
當時，上海市政府先后轉發“國防部史料局征集抗戰史料啟事”、對市府各室、委員會．附屬機構都下達了征集有關革命及抗戰的文物史料的指令，并公開登報征集史料，但結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許多史料毀于戰火，而部分敵偽統治時期的組織機構經過戰后接收改組，原有資料下落不明，如上海市政府秘書處稱：“奉查本處現存英法文檔案內并無抗戰史料存在，諒系日寇侵犯上海時，前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人對于日人有所顧慮所致”。1947年1月上海市政府將所收集的史料匯列清單連同原件呈送國防部該局，報送革命及抗戰史料16種14冊又3件，其中革命史料為《總理事略》、《當代中國名人志》等，抗戰史料主要有《八百英雄抗戰記》、《勝利周年紀念手冊》、《真如區民輔助抗戰工作本末紀實》(抄本)等。
盡管如此，胡佛圖書館仍堅持海外史料的收集工作，經過數十年努力，該圖書館至今已收藏了非常系統齊全的關于中國、蘇聯、東歐各國二戰史、國際共運史的史料，成為研究有關課題的眾多史學研究者趨之若騖的史料寶藏。
二、對檔案館征集工作的幾點啟示
1．具有檔案補充價值的史料應得到重視
我們從上述征集范圍及種類來看，胡佛圖書館非常熟悉中國政府的機構配置、中國政情及社會概況，所集藏圖書資料范圍門類廣泛，不僅包括不同政見黨派機構團體產生的資料，還包括私人資料；內容豐富，幾乎涉及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但又并非無的放矢，象小說、散文、娛樂刊物等純娛樂性的資料并不在收集的范圍，收集重點在于該類資料所具有的史料的意義，即所記內容或是對歷史的直接記述，或雖具有回憶性質，仍是對歷史的反映，可以說有些實際上就是檔案，其他也均是包含了具有代替、補充檔案價值信息的文獻資料，如官方印刷品、社團文件、法令等，實質就是有關機構主要職能活動的產物；個人收藏的文稿、尺牘、日記、個人文庫等也就是今天意義上的私人檔案；年鑒與統計等，是根據當時的檔案文件纂修而成。再則是各種刊物、教科書，有些當時就是專門公布的文件，有的則登有不少時政或紀實文章。因此上述收藏范圍，幾乎涵蓋了民國時期除官方檔案以外的豐富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情報或信息，是具有與檔案同等作用的史料。
胡佛圖書館與中國遠隔萬里，仍致力于征集有關中國民國時期的史料，可見這些史料所具有的意義，而從當時征集的現實來看，時局顛沛，戰亂頻仍，加上自然災害和社會檔案意識薄弱等多種不利因素，這些資料實屬留存不易，部分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如當時市府秘書處曾要求上海市政府所屬機構中保存史料最多的通志館報送《上海市年鑒》，該館答稱，1936年、1937年年鑒因由中華書局印刷發行，該館未有存儲，而該局此書亦于抗戰時期被敵偽劫毀，今已無搜購，最后只呈送了1935年《上海市年鑒》。當然，檔案館的主要功能是保存檔案，這是不容置疑的，但長期以來，因檔案的嚴重缺失，所藏檔案已不能充分地實現國家保存社會記憶的功能，不能滿足利用者特別是史學研究者的需要，因此保存和收集一部分檔案以外的、可彌補檔案見證歷史作用的、有記述歷史功能的其他史料的工作應積極提倡。因人們在編史修志、進行文學創作或者編寫紀念畫冊、舉辦展覽中，往往首先到史料中尋找線索，或直接引用有關畫片與文章或圖書資料中某一文字片段，而檔案館因收藏檔案以外的文獻資料而發揮作用，這方面例證也是很多的。比如知名作家金梅撰寫《論葉圣陶的文學創作》過程中，單單缺少葉在“五卅”前后活動的史料，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介紹她到上海市檔案館查找《公理日報》，該報是文學研究會成員葉圣陶、鄭振鐸等一批愛國知識分子為從輿論上支持“五卅”運動而創辦的，只發行了22號(6月3日至24日)，存世量很少。在檔案館她滿意地發現了葉圣陶、鄭振鐸等一批愛國知識分子揭露帝國主義血腥罪行、表明反封建、反帝政治立場的文章，圓滿地完成了寫作任務(《小樓紀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頁)。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重視檔案館館藏的一些具有史料性質的文獻資料，給其應有的保護和運用。而不少檔案館對這些史料并未予以應有的重視，將其混同于其他普通出版物一并保存，有些檔案館甚至將一些連圖書館也只在小范圍內對外提供利用的資料，任意提供借閱，或拆開掃描，以致損毀或不能保持原貌，令人痛心。為此，各級各類藏有歷史資料的檔案館應提高史料保護的意識，對已有館藏文獻資料建立目錄，區分種類，予以區別對待，并通過適當的宣傳與公布手段，使其為社會所知，這不僅有助于發揮檔案館史料基地的作用，對確立我國檔案館在國內乃至國際文化界的地位也有所裨益。
2．與館藏檔案有關的史料應作為檔案館征集的重點
如上所說，檔案館要擔當維護黨和國家歷史真實面貌的任務，光靠檔案是不夠的，保存和收集散存在社會的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義，可作為檔案的有益的補充。《檔案館工作通則》也將檔案館收藏與檔案有關的資料，視作其基本性質和基本任務，規定：“檔案館要注意接收和收集與本館館藏檔案有關的各種資料”。它有利于履行檔案館的職責，而并不是要其代行圖書、情報部門的職能，就如同一些博物館、圖書館為發揮其文化宣傳的作用，也保存一些檔案，或者某些圖書資料、文物一樣，這些文獻或文物，它們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轉換或相通了，適當的交叉收藏，有益于共同發展。比如上海市檔案館征集到的1920年由陳望道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它既可視為圖書資料，又可算檔案，而因其異常珍貴，更可視作是文物。檔案館主動去征集來了，沒有讓它埋沒于塵世，可算是功德無量，也并不妨礙圖書館在收藏圖書資料上的地位。
所謂收藏與館藏檔案有關的史料，是指檔案館的史料收藏不必包羅萬象，胡佛圖書館的收藏也是有目的與范圍限定的，檔案館限于財力與工作性質的不同，可以參考，并適當的調整。我認為收集目的與范圍，應遵循兩項原則，其一是注意補白作用和系統性，要從館藏具體情況出發，對于館藏檔案存在空白的以及雖有檔案但很不齊全的，要盡量收集有關資料，以補檔案的不足，同時要充分考慮原有資料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在原有資料的基礎上加以補充，以利于建立和完善館藏資料體系。比如上海市檔案館保存有非常珍罕的清末以來的比較系統的《北華捷報》及《字林西報》，它們含有豐富的社會信息，特別是近代租界發展情況，應盡量收集齊全，與租界檔案共同構成館藏特色。二是要體現地方特色，地方檔案館不可能象胡佛圖書館那樣開展如此大規模的征集史料工作，故只要盡量征集與本地名人、風俗民情、名優特產、名勝古跡、重大事件有關的史料進館可矣，如反映本地歷史風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信息的各種史、志、指南、概覽、統計資料、文獻匯編、選編、大事記、照片圖冊等，它們是在對實際情況或檔案文件進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礎上編寫出來的，依據的是第一手資料，具有真實性、系統性、全面性、廣泛性，內容更為集中，可信度較高的特點，起著某些檔案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地方重要的綜合性雜志、報紙、機構內部刊物、地圖等出版物，私人家譜、回憶錄、名人書稿、個人日記、筆記、手抄本及口述材料也可作為征集重點。
3．有計劃地組織史料征集工作
當年，通過美中兩國政府，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跨國征集史料的活動，雖然成效未見顯著，但通過各級政府部門下達指令或向社會公示來有計劃有目的地征集史料不失為一種方法，因為這些機構可發揮較強的組織和聯系作用。民國政府在胡佛圖書館史料征集工作的啟發下，于1946至1948年，先后發動了數次史料（如抗戰重要戰事史料、烈士事跡史料、偽滿洲國史料、中共活動史料等)的征集工作，由此保存了大量文化遺產。建國后我國某些系統或機構也曾有計劃地組織征集活動，征集了大量史料。如1985年2月，南市區委成立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會同區各有關的部門及基層黨組織，發動和依靠老同志(如原南市糖、海味、北貨、水產、水果等六業“聯市”老同志)，征集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在南市的資料約56萬字，照片100余張，并據此編輯出版了《上海南市六業職工運動史》、《南市文史資料選輯》等。
當然史料收集方法不僅于此，歸納前人成功經驗，征集工作主要步驟可概括為：成立必要的征集班子，建立信息員網絡；保證有一定的經費；熟悉館藏資料缺口，并利用其他機構出版的指南等書面檢索工具或通過電子網絡查詢，摸清國內外有關研究機構、個人已收集的資料情況，確定今后征集的范圍和重點。
征集的難點在于一些資料很珍罕，原有收藏者割舍不下。江蘇省檔案局館的方式值得借鑒，他們將捐贈的檔案資料制成多媒體光盤留給捐贈人，解決了捐贈者的后顧之憂，吸引了更多的人放心地捐贈檔案。此外，主動地組織撰寫回憶錄或通過采訪形成口述歷史資料也是一種補充檔案所缺的史料收集方式。口述歷史資料作為一種新型的史料，其積累工作在國內外史學文化界都有嘗試，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長期以來從事近代中國名人的口述歷史工作，積累了大量資料，不少資料已成為信史。1992年，我國著名作家葉永烈，曾采訪“西安事變”中親自逮捕蔣介石的孫銘九，形成錄音記錄，整理成文后也不失為歷史記錄性質的資料，他的許多重大題材紀實文學的創作均來源于口述史料。
（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