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國檔案工作改革揭開了正規檔案鑒定的序幕。進入20世紀，各國面對文件數量急劇增長的現實，開始從理論上積極探求檔案鑒定的原則與標準。首開先河的是德國提出的“年齡鑒定論”，核心思想就是尊重高齡案卷。這一思想成為外國檔案鑒定理論萌發的標志。從此之后，外國檔案鑒定理論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各種理論觀點不斷涌現、推陳出新。各國由于歷史和文化背景存在差異，對檔案價值形態的認識和把握不盡一致，從而使各國提出的鑒定原則與標準表現出鮮明的本國特色。然而，檔案鑒定理論是對檔案價值規律和檔案鑒定原則、標準的理論總結和科學提煉，對鑒定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因此透過各國紛繁復雜的鑒定理論觀點，進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看出檔案鑒定理論的發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
20世紀初至今，外國檔案鑒定理論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有“年齡鑒定論”、“行政官員決定論”、“職能鑒定論”、“雙重價值論”、“利用決定論”和“宏觀鑒定論”。
(一)20世紀初的“年齡鑒定論”
這種鑒定觀是德國檔案學者邁斯奈爾1901年提出的。他在擔任德國國家機密檔案館館長期間，以多年實踐經驗為基礎，總結出了一套檔案鑒定的理論體系——包括六條一般原則和七條具體標準。他指出鑒定遵循的一般原則包括：第一，事關檔案存毀的決定必須當機立斷；第二，必須避免極端行為，既不要過于謹慎保存，也不要過于隨便拋棄；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為價值標準；第四，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16世紀以前的案卷不得銷毀；第五，為暫時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達到后應當銷毀；第六，一個永久性機構成立經過的案卷應當保存。他提出的鑒定標準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檔案內容；二是檔案來源。
邁斯奈爾的鑒定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著名思想并設定了具體的禁毀年限，這是一種“顛覆傳統”的鑒定思想，改變了過去各國銷毀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習慣做法，帶動各國相繼制定禁毀年限，使歷史檔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較為系統的鑒定原則與標準，構建了一個鑒定理論體系，改變了過去各國對鑒定進行粗線條簡單規定的傳統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檔案來源是最重要的鑒定標準之一，強調不能把檔案視為零散材料孤立地進行價值評判，而應以檔案固有的行政關系為背景進行鑒定，全面考慮形成機關在政府結構中的地位，以及機關職能與上下級單位職能的關系。他的觀點是對來源原則在鑒定領域適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政官員決定論”
這種鑒定觀是英國檔案學者詹金遜(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檔案管理手冊》中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鑒定思想一檔案人員不宜參與文件的鑒定和銷毀，鑒定應由行政官員自行決定。一方面，他認為文件證據的神圣性是行政官員決定鑒定的基礎，因為文件是行政管理無意識的副產品，是行政活動和事務處理的原始證據，不能允許后來的加工整理者進行人為干預，否則文件的原始證據性就會遭到損害。另一方面，他認為檔案人員參與文件鑒定至少會帶來兩種負面后果：一是檔案人員在鑒定中的個人判斷會沾污檔案作為原始證據的神圣性；二是檔案人員的干預也會妨礙檔案保存目的的實現，不利于滿足歷史學家或其他研究者對檔案的利用需求。
行政官員決定論有其正確與合理的一面。因為檔案文件不是檔案人員形成的，也不為檔案人員所用，其價值判定及存毀自然不能由檔案人員單獨決定，而應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決定。但是它將檔案人員排除在鑒定工作之外，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這是因為，第一，行政官員由于缺乏客觀的歷史文化意識，若由其單獨自行決定檔案的存毀，往往不利于維護檔案的原始證據性。行政官員難免會出于個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銷毀甚至編造于已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檔案人員參與鑒定也不利于保證檔案的總體質量，因為行政官員不易準確把握銷毀的“度”，既容易銷毀過多，也容易銷毀過少。第三，排斥檔案人員參與鑒定也不利于檔案價值的充分發現與實現，因為行政官員站在機關的立場，難以從社會總體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斷檔案的歷史文化價值。因此，行政官員決定論是一種古典鑒定觀，現在看來已經過時。
(三)20世紀20?30年代的“職能鑒定論”
這種鑒定觀是波蘭檔案學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認為應按照文件形成機關在政府機構體系中的地位和職能的重要性，來確定檔案文件的價值及保管期限。換句話說，檔案文件的價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長短與其形成機關的地位高低和職能重要性總體上成正比。據此，他把檔案文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最高行政機關的文件，一般應永久保存；另一類是低級機關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時期后就可以銷毀。此外，他還提出了鑒定單份文件的標準，包括一般標準、法律標準、行政標準、歷史標準、地理標準、替代標準和典型性標準等等。
職能鑒定論的進步意義在于發展了邁斯奈爾的來源鑒定思想，因為它不僅強調檔案價值的鑒定與形成機關的地位和職能直接相關，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即形成機關地位越高、職能越重要，檔案文件的價值相應就越大。后來經過實踐檢驗，這一結論雖有一定的科學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與片面性也很明顯。因為不具體分析文件的內在價值，而僅從其形成機關的外在角度去鑒定難免有膚淺、粗放之嫌；而僅憑機關的地位級別來決定其檔案文件的存毀和劃定檔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則更有片面和武斷之嫌。事實上，高級別機關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價值，低級別機關的文件也未必就沒有保存價值。檔案文件的價值特別是歷史文化價值決不能僅僅由其形成機關的級別地位來決定，而應對其進行全面深入的具體分析。
(四)20世紀50年代的“雙重價值論”
這種鑒定觀是美國檔案學者謝倫伯格(Theodore 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中系統地闡述了這一鑒定理論?公共文件具有兩種不同的價值，一是對原形成機關的第一價值；二是對其他機關和個人利用者的第二價值。具體來說，第一價值分別體現為行政管理價值、法律價值、財務價值和科技價值；第二價值包括證據價值和情報價值。其中，形成機關的行政官員對鑒定第一價值負主要責任；而鑒定第二價值則應主要由檔案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來完成。
與行政官員決定論和職能鑒定論相比，雙重價值論具有明顯的進步與深刻之處。首先，謝倫伯格不是反對、而是大力主張檔案部門及其人員積極參與鑒定工作、這不僅避免了鑒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發現檔案的歷史價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歷史檔案與現行文件的密切聯系，為文件、檔案的一體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證。這正是謝倫伯格的現代鑒定觀取代詹金遜的古典鑒定觀的根本原因。其次，謝倫伯格不再把鑒定標準的重心單一放在形成機關的地位和職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張從文件自身屬性與利用者需求的關系角度來判斷檔案文件的價值，其貢獻一是確認了檔案價值是檔案文件客體滿足利用者主體需求的關系，真正揭
示了價值的實質；二是把檔案價值根據不同需求主體區分為兩種形態，使認識更加深入。后來歐美檔案學者正是依據文件雙重價值形態的轉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謝倫伯格也由于在檔案鑒定理論上的重要貢獻而被譽為“美國檔案鑒定理論之父”。
(五)20世紀60?70年代的“利用決定論”
這種鑒定觀的代表人物有美國檔案學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 Freeman Finch)等。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將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的利用需求視為鑒定檔案的最重要標準，鼓吹第二價值決定檔案的根本性質。他們有的主張“編史工作的最新趨勢是判斷文件價值的首要標準”；有的提出“鑒定既要考慮文獻資源的長遠利用，又要考慮學者的潛在需求”；有的更進一步指出“了解用戶為什么和怎樣接近檔案將提供鑒定文件的新標準”。總之，這種鑒定觀一切從利用者的角度出發，突出強調學者的需求是判斷文件價值的決定性標準。
盡管利用決定論希望通過關注利用者的需求來增強社會公眾的檔案意識，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與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認的，而且很可能帶來嚴重后果。因為一方面，利用決定論會使鑒定過程帶有很大的隨意性、片段性和非協調性。檔案人員如果與學術市場聯系過于緊密，容易導致館藏檔案只限于滿足狹隘的學術研究需要，無法廣泛地反映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決定論實際上破壞了文件在其形成者業務活動中形成的有機聯系，完全忽視了形成者延續機構記憶的需要。它使鑒定標準脫離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從而削弱了文件來源的重要地位，損害了文件在社會記憶中的真正價值。正因如此，利用決定論后來遭到了美國檔案界的批評和否定。
(六)20世紀80?90年代的“宏觀鑒定論”
宏觀鑒定論是一個統稱，主要包括“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文獻戰略”和“宏觀鑒定戰略”。
1．“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這種鑒定觀是德國檔案學者布姆斯(HansBo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檔案價值應當是社會自身價值的反映，既不取決于詹金遜所說的行政官員，也不取決于謝倫伯格所說的歷史學家，而是取決于人民大眾。他起初把社會公共輿論視為鑒定標準，但后來認識到太過抽象而且不切實際，就將鑒定理論改進為“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90年代初，這一理論基本成熟，核心觀點是主張檔案應體現文件產生時期的社會價值，但這種社會價值并非直接通過研究社會公共輿論來確定，而是間接通過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職能來判斷。這樣一來，檔案人員在鑒定時需要對文件形成者、特別是其職能進行全面分析。只有這樣，才能用明確的文件形成者職能來體現復雜的社會價值，也才能使鑒定標準相對簡單明確且具有可操作性。總之，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以文件形成者職能來體現社會價值。
2．“文獻戰略”。這種鑒定觀是美國檔案學者塞穆爾斯(Helen 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針對傳統鑒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變鑒定過多關注文件形成機關的組織結構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轉而圍繞某一正在進行的主題、業務活動或地域制定鑒定方案，特點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題作為主要鑒定標準。這就是“文獻戰略”。但北美檔案界對文獻戰略存在爭議，不少學者認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確定主題的適當方法，適用范圍較窄。后來塞穆爾斯也認識到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將“機構職能分析”的觀點引入了文獻戰略，使這一鑒定理論相對完善。調整后的文獻戰略認為，鑒定的起點不再是檢驗具體文件，而是分析文件產生的背景，特別是現代社會中面對機關頻繁變動的現實。只有將鑒定的著眼點從形成機關的組織結構轉向機關的職能，才能準確地判斷檔案文件的價值。總之“文獻戰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據文件形成機關的職能來判斷檔案的價值。
3．“宏觀鑒定戰略”。這種鑒定觀是加拿大檔案學者特里?庫克(Terry Cook)提出的。他同樣認為傳統的鑒定理論需要革新，主張檔案人員在鑒定前需要了解整個社會的運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過程，通過鑒定來準確反映社會發展趨勢與文件形成者及其職能的有機聯系。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觀鑒定戰略”。這一鑒定理論不再局限于傳統理論中的價值標準，提出應全面考慮社會結構、文件形成過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職能等多種因素，從而使鑒定的重點由根據研究目的判定文件價值轉變為根據文件形成者的職能和結構來鑒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來源的重要性。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得到實施，表現形式就是“新宏觀鑒定接收戰略”。戰略的基本思想是，檔案應體現文件形成的相互聯系，檔案價值取決于社會結構，通過社會職能得以體現。為此，加拿大國家檔案館的鑒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機聯系為基礎、以文件來源為中心，要求分析和鑒定文件形成機關的職能、計劃、活動和業務的重要性。這樣一來，鑒定的著眼點不再是單份文件的內容或價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職能、任務或活動。這種鑒定觀顯然更加宏觀，它超越了傳統理論對文件內容的關注，轉變為對文件通過其形成機關職能、計劃、業務、活動等所表現出來的“宏觀聯系”的關注。總之，“宏觀鑒定戰略”的核心思想同樣是??依據文件形成機關的職能對檔案文件進行宏觀鑒定。
4．宏觀鑒定論的共同點。上述三種鑒定理論之所以統稱為“宏觀鑒定論”，是因為它們具有兩個明顯的共同點。
首先，它們都把檔案鑒定提升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下，都認為檔案價值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它們都不再局限于將檔案價值單純理解為文件客體對利用者主體需求的滿足，而是將檔案價值與社會的運行方式、發展動態緊密相聯，視檔案價值為社會自身價值的反映。因此它們都屬于?種廣泛的社會鑒定觀。
其次，它們都超越了傳統鑒定理論中的價值標準，轉而強調職能鑒定標準。它們規定的鑒定著眼點都不再是具體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內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職能、任務或活動。它們都認為文件形成者的職能就是社會宏觀職能的最佳體現。因此它們都屬于一種宏觀的職能鑒定觀。
這兩個共同點是上述三種鑒定理論的深刻與獨到之處，也反映了現代社會生活聯系日益緊密且呈一體化的宏觀趨勢。但不足之處在于這種宏觀鑒定在現實操作層難以具體化，要將其具體化為可操作的鑒定標準難度極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鑒定結果。
(牛角、倪政華摘自《中國檔案》2003年第9期)
20世紀初至今，外國檔案鑒定理論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有“年齡鑒定論”、“行政官員決定論”、“職能鑒定論”、“雙重價值論”、“利用決定論”和“宏觀鑒定論”。
(一)20世紀初的“年齡鑒定論”
這種鑒定觀是德國檔案學者邁斯奈爾1901年提出的。他在擔任德國國家機密檔案館館長期間，以多年實踐經驗為基礎，總結出了一套檔案鑒定的理論體系——包括六條一般原則和七條具體標準。他指出鑒定遵循的一般原則包括：第一，事關檔案存毀的決定必須當機立斷；第二，必須避免極端行為，既不要過于謹慎保存，也不要過于隨便拋棄；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為價值標準；第四，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16世紀以前的案卷不得銷毀；第五，為暫時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達到后應當銷毀；第六，一個永久性機構成立經過的案卷應當保存。他提出的鑒定標準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檔案內容；二是檔案來源。
邁斯奈爾的鑒定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著名思想并設定了具體的禁毀年限，這是一種“顛覆傳統”的鑒定思想，改變了過去各國銷毀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習慣做法，帶動各國相繼制定禁毀年限，使歷史檔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較為系統的鑒定原則與標準，構建了一個鑒定理論體系，改變了過去各國對鑒定進行粗線條簡單規定的傳統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檔案來源是最重要的鑒定標準之一，強調不能把檔案視為零散材料孤立地進行價值評判，而應以檔案固有的行政關系為背景進行鑒定，全面考慮形成機關在政府結構中的地位，以及機關職能與上下級單位職能的關系。他的觀點是對來源原則在鑒定領域適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政官員決定論”
這種鑒定觀是英國檔案學者詹金遜(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檔案管理手冊》中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鑒定思想一檔案人員不宜參與文件的鑒定和銷毀，鑒定應由行政官員自行決定。一方面，他認為文件證據的神圣性是行政官員決定鑒定的基礎，因為文件是行政管理無意識的副產品，是行政活動和事務處理的原始證據，不能允許后來的加工整理者進行人為干預，否則文件的原始證據性就會遭到損害。另一方面，他認為檔案人員參與文件鑒定至少會帶來兩種負面后果：一是檔案人員在鑒定中的個人判斷會沾污檔案作為原始證據的神圣性；二是檔案人員的干預也會妨礙檔案保存目的的實現，不利于滿足歷史學家或其他研究者對檔案的利用需求。
行政官員決定論有其正確與合理的一面。因為檔案文件不是檔案人員形成的，也不為檔案人員所用，其價值判定及存毀自然不能由檔案人員單獨決定，而應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決定。但是它將檔案人員排除在鑒定工作之外，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這是因為，第一，行政官員由于缺乏客觀的歷史文化意識，若由其單獨自行決定檔案的存毀，往往不利于維護檔案的原始證據性。行政官員難免會出于個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銷毀甚至編造于已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檔案人員參與鑒定也不利于保證檔案的總體質量，因為行政官員不易準確把握銷毀的“度”，既容易銷毀過多，也容易銷毀過少。第三，排斥檔案人員參與鑒定也不利于檔案價值的充分發現與實現，因為行政官員站在機關的立場，難以從社會總體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斷檔案的歷史文化價值。因此，行政官員決定論是一種古典鑒定觀，現在看來已經過時。
(三)20世紀20?30年代的“職能鑒定論”
這種鑒定觀是波蘭檔案學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認為應按照文件形成機關在政府機構體系中的地位和職能的重要性，來確定檔案文件的價值及保管期限。換句話說，檔案文件的價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長短與其形成機關的地位高低和職能重要性總體上成正比。據此，他把檔案文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最高行政機關的文件，一般應永久保存；另一類是低級機關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時期后就可以銷毀。此外，他還提出了鑒定單份文件的標準，包括一般標準、法律標準、行政標準、歷史標準、地理標準、替代標準和典型性標準等等。
職能鑒定論的進步意義在于發展了邁斯奈爾的來源鑒定思想，因為它不僅強調檔案價值的鑒定與形成機關的地位和職能直接相關，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即形成機關地位越高、職能越重要，檔案文件的價值相應就越大。后來經過實踐檢驗，這一結論雖有一定的科學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與片面性也很明顯。因為不具體分析文件的內在價值，而僅從其形成機關的外在角度去鑒定難免有膚淺、粗放之嫌；而僅憑機關的地位級別來決定其檔案文件的存毀和劃定檔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則更有片面和武斷之嫌。事實上，高級別機關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價值，低級別機關的文件也未必就沒有保存價值。檔案文件的價值特別是歷史文化價值決不能僅僅由其形成機關的級別地位來決定，而應對其進行全面深入的具體分析。
(四)20世紀50年代的“雙重價值論”
這種鑒定觀是美國檔案學者謝倫伯格(Theodore 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中系統地闡述了這一鑒定理論?公共文件具有兩種不同的價值，一是對原形成機關的第一價值；二是對其他機關和個人利用者的第二價值。具體來說，第一價值分別體現為行政管理價值、法律價值、財務價值和科技價值；第二價值包括證據價值和情報價值。其中，形成機關的行政官員對鑒定第一價值負主要責任；而鑒定第二價值則應主要由檔案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來完成。
與行政官員決定論和職能鑒定論相比，雙重價值論具有明顯的進步與深刻之處。首先，謝倫伯格不是反對、而是大力主張檔案部門及其人員積極參與鑒定工作、這不僅避免了鑒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發現檔案的歷史價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歷史檔案與現行文件的密切聯系，為文件、檔案的一體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證。這正是謝倫伯格的現代鑒定觀取代詹金遜的古典鑒定觀的根本原因。其次，謝倫伯格不再把鑒定標準的重心單一放在形成機關的地位和職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張從文件自身屬性與利用者需求的關系角度來判斷檔案文件的價值，其貢獻一是確認了檔案價值是檔案文件客體滿足利用者主體需求的關系，真正揭
示了價值的實質；二是把檔案價值根據不同需求主體區分為兩種形態，使認識更加深入。后來歐美檔案學者正是依據文件雙重價值形態的轉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謝倫伯格也由于在檔案鑒定理論上的重要貢獻而被譽為“美國檔案鑒定理論之父”。
(五)20世紀60?70年代的“利用決定論”
這種鑒定觀的代表人物有美國檔案學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 Freeman Finch)等。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將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的利用需求視為鑒定檔案的最重要標準，鼓吹第二價值決定檔案的根本性質。他們有的主張“編史工作的最新趨勢是判斷文件價值的首要標準”；有的提出“鑒定既要考慮文獻資源的長遠利用，又要考慮學者的潛在需求”；有的更進一步指出“了解用戶為什么和怎樣接近檔案將提供鑒定文件的新標準”。總之，這種鑒定觀一切從利用者的角度出發，突出強調學者的需求是判斷文件價值的決定性標準。
盡管利用決定論希望通過關注利用者的需求來增強社會公眾的檔案意識，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與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認的，而且很可能帶來嚴重后果。因為一方面，利用決定論會使鑒定過程帶有很大的隨意性、片段性和非協調性。檔案人員如果與學術市場聯系過于緊密，容易導致館藏檔案只限于滿足狹隘的學術研究需要，無法廣泛地反映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決定論實際上破壞了文件在其形成者業務活動中形成的有機聯系，完全忽視了形成者延續機構記憶的需要。它使鑒定標準脫離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從而削弱了文件來源的重要地位，損害了文件在社會記憶中的真正價值。正因如此，利用決定論后來遭到了美國檔案界的批評和否定。
(六)20世紀80?90年代的“宏觀鑒定論”
宏觀鑒定論是一個統稱，主要包括“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文獻戰略”和“宏觀鑒定戰略”。
1．“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這種鑒定觀是德國檔案學者布姆斯(HansBo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檔案價值應當是社會自身價值的反映，既不取決于詹金遜所說的行政官員，也不取決于謝倫伯格所說的歷史學家，而是取決于人民大眾。他起初把社會公共輿論視為鑒定標準，但后來認識到太過抽象而且不切實際，就將鑒定理論改進為“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90年代初，這一理論基本成熟，核心觀點是主張檔案應體現文件產生時期的社會價值，但這種社會價值并非直接通過研究社會公共輿論來確定，而是間接通過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職能來判斷。這樣一來，檔案人員在鑒定時需要對文件形成者、特別是其職能進行全面分析。只有這樣，才能用明確的文件形成者職能來體現復雜的社會價值，也才能使鑒定標準相對簡單明確且具有可操作性。總之，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以文件形成者職能來體現社會價值。
2．“文獻戰略”。這種鑒定觀是美國檔案學者塞穆爾斯(Helen 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針對傳統鑒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變鑒定過多關注文件形成機關的組織結構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轉而圍繞某一正在進行的主題、業務活動或地域制定鑒定方案，特點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題作為主要鑒定標準。這就是“文獻戰略”。但北美檔案界對文獻戰略存在爭議，不少學者認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確定主題的適當方法，適用范圍較窄。后來塞穆爾斯也認識到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將“機構職能分析”的觀點引入了文獻戰略，使這一鑒定理論相對完善。調整后的文獻戰略認為，鑒定的起點不再是檢驗具體文件，而是分析文件產生的背景，特別是現代社會中面對機關頻繁變動的現實。只有將鑒定的著眼點從形成機關的組織結構轉向機關的職能，才能準確地判斷檔案文件的價值。總之“文獻戰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據文件形成機關的職能來判斷檔案的價值。
3．“宏觀鑒定戰略”。這種鑒定觀是加拿大檔案學者特里?庫克(Terry Cook)提出的。他同樣認為傳統的鑒定理論需要革新，主張檔案人員在鑒定前需要了解整個社會的運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過程，通過鑒定來準確反映社會發展趨勢與文件形成者及其職能的有機聯系。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觀鑒定戰略”。這一鑒定理論不再局限于傳統理論中的價值標準，提出應全面考慮社會結構、文件形成過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職能等多種因素，從而使鑒定的重點由根據研究目的判定文件價值轉變為根據文件形成者的職能和結構來鑒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來源的重要性。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得到實施，表現形式就是“新宏觀鑒定接收戰略”。戰略的基本思想是，檔案應體現文件形成的相互聯系，檔案價值取決于社會結構，通過社會職能得以體現。為此，加拿大國家檔案館的鑒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機聯系為基礎、以文件來源為中心，要求分析和鑒定文件形成機關的職能、計劃、活動和業務的重要性。這樣一來，鑒定的著眼點不再是單份文件的內容或價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職能、任務或活動。這種鑒定觀顯然更加宏觀，它超越了傳統理論對文件內容的關注，轉變為對文件通過其形成機關職能、計劃、業務、活動等所表現出來的“宏觀聯系”的關注。總之，“宏觀鑒定戰略”的核心思想同樣是??依據文件形成機關的職能對檔案文件進行宏觀鑒定。
4．宏觀鑒定論的共同點。上述三種鑒定理論之所以統稱為“宏觀鑒定論”，是因為它們具有兩個明顯的共同點。
首先，它們都把檔案鑒定提升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下，都認為檔案價值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它們都不再局限于將檔案價值單純理解為文件客體對利用者主體需求的滿足，而是將檔案價值與社會的運行方式、發展動態緊密相聯，視檔案價值為社會自身價值的反映。因此它們都屬于?種廣泛的社會鑒定觀。
其次，它們都超越了傳統鑒定理論中的價值標準，轉而強調職能鑒定標準。它們規定的鑒定著眼點都不再是具體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內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職能、任務或活動。它們都認為文件形成者的職能就是社會宏觀職能的最佳體現。因此它們都屬于一種宏觀的職能鑒定觀。
這兩個共同點是上述三種鑒定理論的深刻與獨到之處，也反映了現代社會生活聯系日益緊密且呈一體化的宏觀趨勢。但不足之處在于這種宏觀鑒定在現實操作層難以具體化，要將其具體化為可操作的鑒定標準難度極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鑒定結果。
(牛角、倪政華摘自《中國檔案》200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