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宏觀職能鑒定論成為檔案鑒定研究領域倍受關注的一顆新星，大有引領長期裹足不前的檔案理論突出重圍之勢。但筆者對此論尚有幾點疑問,特在此文中提出，以求教于方家。
一、宏觀職能鑒定論是早期“職能鑒定論”的翻版，并未從根本上超越前者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蘭檔案學家卡林斯基就提出了著名的職能鑒定論，其核心思想就是：按照機關在政府機關體系中的地位和職能的重要性，來確定檔案文件的價值及保管期限。①無獨有偶，1926年德國檔案學家卡爾?穆勒也提出了文件價值的大小主要取 決于文件形成機關等級的理論，也注意到了機關地位和職能對文件價值的影響。德國馬爾堡檔案學院院長安杰利卡?門內?哈里茨也認為，早在1957年德國檔案工作者協會年會上與會者對檔案職能來鑒定、保管文件的重要性已達成共識。德國檔案界已形成了“按文件產生者劃分級別原則”，鑒定已不再只對文件本身進行。②
再來看看現代“宏觀職能鑒定論”的有關闡述。加拿大學者特里?庫克曾提出“各機構首先應分析其履行使命和完成任務至關重要的活動，通過挑選和鑒定出來的信息必須反映活動的價值……總而言之，必須保存下來的是能夠反映政府重要職能的信息……對于荷蘭和加拿大檔案人員來說，鑒定首先并不是集中在文件或單份文件上，而是集中在生成文件的政府職能、任務或活動上。③我國檔案學者何嘉蓀對此也有相近論述：“現代‘職能鑒定’尤其是用于電子文件的‘職能鑒定’，關注的再也不是單份文件自身，而是形成文件的職能活動，也就是文件廣義的來源；其分析的重點是文件形成者的職能、計劃，所參與進行的活動及活動中的有機聯系和業務的重要性。總之，根據這種方法進行的鑒定將主要用于評估：哪些職能活動更重要，從而將在其中產生的、或與之相關的文件都保存下來。而不再逐份閱讀文件本身。”④
對比早期職能鑒定論與現代宏觀職能鑒定論，相信讀者已然可以看出，二者論述的基本思路都是將鑒定的基本單位由文件級升級為體現文件形成者級別職能的文件集合級；將直接鑒定對象??單份文件轉化為間接鑒定對象??文件形成者職能。當然，不可不論的是，現代宏觀職能鑒定論外延要比早期職能鑒定論有所擴展。早期職能鑒定論更側重于強調文件形成者級別，而現代宏觀職能鑒定論則深入到級別背后的職能，實現了由級別表象分析向職能實質分析的過渡。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說明后者是從根本上超越了前者，因為級別與職能的關系是如此顯而易見，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礎上的一個遞進推理而已。
筆者以為宏觀職能鑒定論之所以能取得今天這樣令人矚目的地位，不在于它超越了前人的理論，關鍵是它適應了當前檔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的雙重需要。首先，在檔案管理實踐方面，電子文件的大量涌現、海量增長使得一些研究者的第一反應就是單份文件的鑒定必須改為批量鑒定，這就意味著鑒定的基本單位必須升級，而職能正是這樣一個能實現批量鑒定的鑒定單位。再加之電子文件的易逝性特點要求鑒定規則的制定要先于電子文件的產生，而職能此時又恰好充當了獨立于文件且可以在文件形成前就植入文件系統的價值參照系，同時又能間接反映文件價值。至此，職能鑒定理論似乎沒有理由不在電子文件時代大顯身手。其次，在檔案管理理論方面出現了抽象化、概念化的發展趨勢。例如新來源原則和“后保管”模式的提出。所謂新來源原則是指“從以原始文件產生部門為中心的實際來源原則轉變為多部門、多機構中文件形成者職能和任務活動為重點的概念來源”。而“后保管”模式則將“傳統理論對實體保管對象——實態文件的關注，轉變成對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過程的有機聯系、目的、意圖、相互關系、職能和可靠性的關注”。⑤不難看出，職能鑒定較之于對實態文件的直接鑒定，顯然要更為抽象化與概念化，也更為符合當前的理論發展趨勢。
以上論述旨在證明，宏觀職能鑒定論是早期職能鑒定論在適當的檔案管理理論與實踐背景下的復興，是對早期職能鑒定論的進一步論述，但其理論內核并未發生質的飛躍，因此對其地位與作用的評價應當恰如其分，不宜過分渲染。
二、宏觀職能鑒定理論的立論基礎尚不嚴密，且未提供切實有效的職能分析方法
宏觀職能鑒定理論倘要成立，首先要滿足這樣一個假設，那就是：重要的職能形成價值大的文件，價值小或根本無價值的文件來自不重要的職能。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這方面的論述。筆者對此假設倒有幾點疑問：第一、社會職能分工乃至單位內部的職能分工，其各項職能之間是緊密聯系、互相依存的，沒有任何機構、組織能僅僅依靠一項或幾項所謂重要職能而生存、發展。職能間的和諧互動才是保證組織正常發展的基礎。第二、要實施宏觀職能鑒定，第一步就是進行職能分析，但職能這個概念含義可大可小，大到全社會的職能分工，小到各個文件形成單位內部的職能分工。要將職能這一概念操作化，在全社會范圍內的職能分工這一層次上顯然不現實(特別是在遍布基層檔案機構且要求它們也參與文件鑒定的我國)，那么能否在文件形成單位內部的職能分工層次上進行呢?筆者對此也并不樂觀。因為文件形成者的任何一項職能都是由無數具體的“事務”來實現的，而重要職能所屬的所有事務活動就是重要的，并會產生具有相應重要程度的文件；反之亦然。這樣的推論是否成立，相信讀者自有明辨。所以筆者以為，未將上述立論基礎解決好就匆忙推廣宏觀職能鑒定，在理論上不嚴密，在實踐中更會由于理解上的不一致而造成各行其是。
三、宏觀職能鑒定理論的理論實質有悖于現有基礎理論。
檔案鑒定的基礎是檔案價值觀，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檔案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檔案鑒定理論。眾所周知，檔案界到目前為止已形成了三種檔案價值觀：即“實體價值論”、“利用決定論”和“關系價值論”，其中前兩種觀點都由于各自明顯的片面性遭到了眾多反對。“關系價值論”則綜合了前兩種觀點，折中地指出“檔案的價值是檔案的屬性對人們需要的滿足，是人們的需要對檔案屬性的肯定關系”。⑥這一觀點近年來較為流行，在我國檔案學論文、教材中屢次作為結論性觀點出現。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宏觀職能鑒定理論所反映的檔案價值觀，宏觀職能鑒定理論告訴我們，只需對文件形成者職能的重要程度進行鑒定，即可決定圍繞該職能形成的一批文件的價值大小。但顯而易見的是，圍繞重要職能形成的文件之所以被認為是價值大的，完全是由于該文件對文件原形成者在履行該重要職能時所起的作用而言，此時提到的價值是隨文件的產生而產生。并且絲毫不考慮該文件轉化為檔案后對文件形成者之外的其他用戶的利用價值。至此我們不難發現，宏觀職能鑒定論實質上正是以“實體價值論”(即檔案價值是獨立于主體之外而存在的，它隨檔案的產生而產生，不論人們利用與否都是客觀存在的)⑦作為其檔案價值觀的。以這種片面的檔案價值觀為理論實質的宏觀職能鑒定論顯然存在著重大的理論缺陷。
讓我們再從雙重價值論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剖析一下宏觀職能鑒定論。檔案價值包含對文件原形成者的第一價值和對其他機關和利用者的第二價值，這早已成為檔案界的共識。宏觀職能鑒定論也應當在不違背這一理論的基礎上立論。但正如上文的分析，宏觀職能鑒定論僅從第一價值的角度(即文件對文件原形成者的作用)出發來判定文件價值的大小，并未慮及文件的第二價值，這樣就明顯違背了雙重價值論。若使宏觀職能鑒定論在不違背雙重價值論的基礎上成立，則以下假設必須成立：文件的第一價值大則第二價值必大。然而這樣的假設能否成立呢?要想尋找答案，我們只須簡要回顧一下檔案鑒定理論的發展歷史。
英國檔案學者詹金遜作為古典檔案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其最為知名的觀點就是反對檔案人員對文件進行鑒定，認為檔案工作者的職責是保管而非制造檔案，并建議由文件形成者從事文件的鑒定工作。⑧這種觀點在謝倫伯格提出雙重價值論之后很快就被淘汰了，而且謝氏還明確表示了對第二價值的偏愛，他極力主張由檔案工作者從事檔案鑒定工作，并促使檔案工作者將關注焦點從文件轉移到其潛在用途上，特別是文件對于歷史學家的作用。⑨到目前為止，檔案工作者應在文件鑒定工作中占據主導地位早已成為全世界檔案界的共識。仔細思之，這個發展脈絡不正是在告訴我們：熟悉文件第一價值的文件形成者在文件價值鑒定中已讓位于更能辨別文件第二價值的檔案工作者。如果第一價值大則第二價值必大的假設成立，那詹金遜應當是最大的贏家，我們也就無法解釋上述歷史發展過程。
綜上所述，宏觀職能鑒定論要想真正在檔案鑒定領域發揮作用，仍需作進一步的嚴密論證，只有解決好該理論的理論實質問題、立論基礎問題和具體實施問題，它才有可能成為富有生命力的鑒定理論。
注釋：
①韓玉梅，黃霄羽：《外國檔案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頁。
②章丹，譚崢培：《國外電子文件鑒定理論與實踐》，《浙江檔案》，2001年第3期。
③⑤⑧⑨[加拿大]特里?庫克：《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影響》，《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報告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
④何嘉蓀，傅榮校：《文件運動規律研究一從新角度審視檔案學基礎理論》，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頁。
⑥陳瓊，唐雪梅：《檔案價值概觀》，《檔案學論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⑦傅華：《試論檔案價值的形成》，《檔案學研究》，1988年第4期。
(郭紅解、李軍摘自《上海檔案》2003年第1期)
一、宏觀職能鑒定論是早期“職能鑒定論”的翻版，并未從根本上超越前者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蘭檔案學家卡林斯基就提出了著名的職能鑒定論，其核心思想就是：按照機關在政府機關體系中的地位和職能的重要性，來確定檔案文件的價值及保管期限。①無獨有偶，1926年德國檔案學家卡爾?穆勒也提出了文件價值的大小主要取 決于文件形成機關等級的理論，也注意到了機關地位和職能對文件價值的影響。德國馬爾堡檔案學院院長安杰利卡?門內?哈里茨也認為，早在1957年德國檔案工作者協會年會上與會者對檔案職能來鑒定、保管文件的重要性已達成共識。德國檔案界已形成了“按文件產生者劃分級別原則”，鑒定已不再只對文件本身進行。②
再來看看現代“宏觀職能鑒定論”的有關闡述。加拿大學者特里?庫克曾提出“各機構首先應分析其履行使命和完成任務至關重要的活動，通過挑選和鑒定出來的信息必須反映活動的價值……總而言之，必須保存下來的是能夠反映政府重要職能的信息……對于荷蘭和加拿大檔案人員來說，鑒定首先并不是集中在文件或單份文件上，而是集中在生成文件的政府職能、任務或活動上。③我國檔案學者何嘉蓀對此也有相近論述：“現代‘職能鑒定’尤其是用于電子文件的‘職能鑒定’，關注的再也不是單份文件自身，而是形成文件的職能活動，也就是文件廣義的來源；其分析的重點是文件形成者的職能、計劃，所參與進行的活動及活動中的有機聯系和業務的重要性。總之，根據這種方法進行的鑒定將主要用于評估：哪些職能活動更重要，從而將在其中產生的、或與之相關的文件都保存下來。而不再逐份閱讀文件本身。”④
對比早期職能鑒定論與現代宏觀職能鑒定論，相信讀者已然可以看出，二者論述的基本思路都是將鑒定的基本單位由文件級升級為體現文件形成者級別職能的文件集合級；將直接鑒定對象??單份文件轉化為間接鑒定對象??文件形成者職能。當然，不可不論的是，現代宏觀職能鑒定論外延要比早期職能鑒定論有所擴展。早期職能鑒定論更側重于強調文件形成者級別，而現代宏觀職能鑒定論則深入到級別背后的職能，實現了由級別表象分析向職能實質分析的過渡。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說明后者是從根本上超越了前者，因為級別與職能的關系是如此顯而易見，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礎上的一個遞進推理而已。
筆者以為宏觀職能鑒定論之所以能取得今天這樣令人矚目的地位，不在于它超越了前人的理論，關鍵是它適應了當前檔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的雙重需要。首先，在檔案管理實踐方面，電子文件的大量涌現、海量增長使得一些研究者的第一反應就是單份文件的鑒定必須改為批量鑒定，這就意味著鑒定的基本單位必須升級，而職能正是這樣一個能實現批量鑒定的鑒定單位。再加之電子文件的易逝性特點要求鑒定規則的制定要先于電子文件的產生，而職能此時又恰好充當了獨立于文件且可以在文件形成前就植入文件系統的價值參照系，同時又能間接反映文件價值。至此，職能鑒定理論似乎沒有理由不在電子文件時代大顯身手。其次，在檔案管理理論方面出現了抽象化、概念化的發展趨勢。例如新來源原則和“后保管”模式的提出。所謂新來源原則是指“從以原始文件產生部門為中心的實際來源原則轉變為多部門、多機構中文件形成者職能和任務活動為重點的概念來源”。而“后保管”模式則將“傳統理論對實體保管對象——實態文件的關注，轉變成對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過程的有機聯系、目的、意圖、相互關系、職能和可靠性的關注”。⑤不難看出，職能鑒定較之于對實態文件的直接鑒定，顯然要更為抽象化與概念化，也更為符合當前的理論發展趨勢。
以上論述旨在證明，宏觀職能鑒定論是早期職能鑒定論在適當的檔案管理理論與實踐背景下的復興，是對早期職能鑒定論的進一步論述，但其理論內核并未發生質的飛躍，因此對其地位與作用的評價應當恰如其分，不宜過分渲染。
二、宏觀職能鑒定理論的立論基礎尚不嚴密，且未提供切實有效的職能分析方法
宏觀職能鑒定理論倘要成立，首先要滿足這樣一個假設，那就是：重要的職能形成價值大的文件，價值小或根本無價值的文件來自不重要的職能。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這方面的論述。筆者對此假設倒有幾點疑問：第一、社會職能分工乃至單位內部的職能分工，其各項職能之間是緊密聯系、互相依存的，沒有任何機構、組織能僅僅依靠一項或幾項所謂重要職能而生存、發展。職能間的和諧互動才是保證組織正常發展的基礎。第二、要實施宏觀職能鑒定，第一步就是進行職能分析，但職能這個概念含義可大可小，大到全社會的職能分工，小到各個文件形成單位內部的職能分工。要將職能這一概念操作化，在全社會范圍內的職能分工這一層次上顯然不現實(特別是在遍布基層檔案機構且要求它們也參與文件鑒定的我國)，那么能否在文件形成單位內部的職能分工層次上進行呢?筆者對此也并不樂觀。因為文件形成者的任何一項職能都是由無數具體的“事務”來實現的，而重要職能所屬的所有事務活動就是重要的，并會產生具有相應重要程度的文件；反之亦然。這樣的推論是否成立，相信讀者自有明辨。所以筆者以為，未將上述立論基礎解決好就匆忙推廣宏觀職能鑒定，在理論上不嚴密，在實踐中更會由于理解上的不一致而造成各行其是。
三、宏觀職能鑒定理論的理論實質有悖于現有基礎理論。
檔案鑒定的基礎是檔案價值觀，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檔案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檔案鑒定理論。眾所周知，檔案界到目前為止已形成了三種檔案價值觀：即“實體價值論”、“利用決定論”和“關系價值論”，其中前兩種觀點都由于各自明顯的片面性遭到了眾多反對。“關系價值論”則綜合了前兩種觀點，折中地指出“檔案的價值是檔案的屬性對人們需要的滿足，是人們的需要對檔案屬性的肯定關系”。⑥這一觀點近年來較為流行，在我國檔案學論文、教材中屢次作為結論性觀點出現。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宏觀職能鑒定理論所反映的檔案價值觀，宏觀職能鑒定理論告訴我們，只需對文件形成者職能的重要程度進行鑒定，即可決定圍繞該職能形成的一批文件的價值大小。但顯而易見的是，圍繞重要職能形成的文件之所以被認為是價值大的，完全是由于該文件對文件原形成者在履行該重要職能時所起的作用而言，此時提到的價值是隨文件的產生而產生。并且絲毫不考慮該文件轉化為檔案后對文件形成者之外的其他用戶的利用價值。至此我們不難發現，宏觀職能鑒定論實質上正是以“實體價值論”(即檔案價值是獨立于主體之外而存在的，它隨檔案的產生而產生，不論人們利用與否都是客觀存在的)⑦作為其檔案價值觀的。以這種片面的檔案價值觀為理論實質的宏觀職能鑒定論顯然存在著重大的理論缺陷。
讓我們再從雙重價值論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剖析一下宏觀職能鑒定論。檔案價值包含對文件原形成者的第一價值和對其他機關和利用者的第二價值，這早已成為檔案界的共識。宏觀職能鑒定論也應當在不違背這一理論的基礎上立論。但正如上文的分析，宏觀職能鑒定論僅從第一價值的角度(即文件對文件原形成者的作用)出發來判定文件價值的大小，并未慮及文件的第二價值，這樣就明顯違背了雙重價值論。若使宏觀職能鑒定論在不違背雙重價值論的基礎上成立，則以下假設必須成立：文件的第一價值大則第二價值必大。然而這樣的假設能否成立呢?要想尋找答案，我們只須簡要回顧一下檔案鑒定理論的發展歷史。
英國檔案學者詹金遜作為古典檔案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其最為知名的觀點就是反對檔案人員對文件進行鑒定，認為檔案工作者的職責是保管而非制造檔案，并建議由文件形成者從事文件的鑒定工作。⑧這種觀點在謝倫伯格提出雙重價值論之后很快就被淘汰了，而且謝氏還明確表示了對第二價值的偏愛，他極力主張由檔案工作者從事檔案鑒定工作，并促使檔案工作者將關注焦點從文件轉移到其潛在用途上，特別是文件對于歷史學家的作用。⑨到目前為止，檔案工作者應在文件鑒定工作中占據主導地位早已成為全世界檔案界的共識。仔細思之，這個發展脈絡不正是在告訴我們：熟悉文件第一價值的文件形成者在文件價值鑒定中已讓位于更能辨別文件第二價值的檔案工作者。如果第一價值大則第二價值必大的假設成立，那詹金遜應當是最大的贏家，我們也就無法解釋上述歷史發展過程。
綜上所述，宏觀職能鑒定論要想真正在檔案鑒定領域發揮作用，仍需作進一步的嚴密論證，只有解決好該理論的理論實質問題、立論基礎問題和具體實施問題，它才有可能成為富有生命力的鑒定理論。
注釋：
①韓玉梅，黃霄羽：《外國檔案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頁。
②章丹，譚崢培：《國外電子文件鑒定理論與實踐》，《浙江檔案》，2001年第3期。
③⑤⑧⑨[加拿大]特里?庫克：《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影響》，《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報告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
④何嘉蓀，傅榮校：《文件運動規律研究一從新角度審視檔案學基礎理論》，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頁。
⑥陳瓊，唐雪梅：《檔案價值概觀》，《檔案學論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⑦傅華：《試論檔案價值的形成》，《檔案學研究》，1988年第4期。
(郭紅解、李軍摘自《上海檔案》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