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與檔案工作、檔案學的形成與發展緊密相聯。縱觀其形成和發展過程, 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時期。

 1 檔案利用思想的初步形成

從檔案利用演變的歷史回顧中,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 檔案的利用無論在范圍、目的、利用人員以及檔案作用的發揮方面, 都受到嚴格的限制。

20 世紀20～30 年代, 對明清檔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出現,推動了檔案利用由靜止走向變化和發展。檔案開始為歷史研究服務。

一般來說, 我國的檔案學產生于20 世紀20～30 年代, 在初期的檔案學著作中就注重了對檔案有用性的闡述和研究, 為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建立了基礎。

何魯成在1938 年出版的《檔案管理與整理》一書中認為, 檔案的有用性主要表現在“一供辦理文書參考, 一為備修史之用”。他將檔案的作用歸結為行政作用和史料作用。

黃彝仲在1947 年出版的《檔案管理之理論與實際》一書中指出: “ 檔案之功用, 多因觀點與立場不同, 持論見解, 互有差異,各以其自己之主觀, 強調其作用。歷史家視檔案為史料, 可供編纂史籍之根據與參考。收藏家視老檔案為古物, 行政家視檔案為治事之工具。” 顯然, 他強調檔案對行政的憑證和參考作用。

殷鐘麒于1949 年出版了專著《中國檔案管理新論》一書, 將檔案的有用性概括為: “一則供行政之參考, 二則備學術之研討,三則于國史尤為切要。” 他的論述在黃、何觀點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檔案對于科學研究的作用, 第一次將檔案的利用與科學研究的發展聯系起來, 為建立和提出檔案的科學利用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總之, 由于舊中國的檔案工作還處于檔案的基礎工作階段, 檔案利用受政治條件及客觀因素的制約, 不能廣泛開展。因此這一時期的檔案學沒有形成檔案利用的理論, 而只是注重了檔案的整理與編目問題的研究。但是, 他們已經看到了檔案利用的前提, 萌生了檔案為科學研究服務的思想, 預示了檔案工作發展的廣闊前景。

 2 檔案利用工作的發展與利用理論的形成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 我國的檔案工作因社會性質的變化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社會主義中國的檔案學, 在總結檔案工作實踐經驗, 批判繼承舊檔案學的歷史遺產, 借鑒前蘇聯檔案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始形成。檔案利用理論也隨社會主義檔案學的形成而產生。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 形成于20 世紀50 年代中期至60 年代。1955 年下半年到1956 年, 全國出現了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 隨之也開始了文化建設的高潮, 中共中央發出了“ 向科學進軍” 的號召。1956 年1 月, 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強調指出: “為了實現向科學進軍的計劃, 我們必須為發展科學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在這里, 具有首要意義的是要使科學家得到必要的圖書、檔案資料、技術資料和其他工作條件。必須??加強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的工作。” 當時, 全國檔案工作雖然經過了建國初期幾年的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但是很多人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認識, 檔案工作的管理不集中, 制度不統一, 方法不科學, 機構不健全, 專業人員量少、水平低, 致使檔案管理不善等現象大量存在。這種狀況, 很不適應國家建設和科學研究對檔案利用的迫切需要。

1956 年3 月27 日, 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 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同年4 月16 日, 國務院公布了這個《決定》, 4 月21 日, 《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社論。該《決定》明確指出: “國家的全部檔案,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檔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 都是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書材料, 都是我們國家的歷史財富。檔案工作的任務就是要在統一管理國家檔案的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 科學地管理這些檔案, 以便于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利用。” 這一《決定》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檔案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 也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創立。盡管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分析, 該《決定》有其明顯的時代局限性, 譬如, 它認為檔案僅僅是便于為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服務, 忽視了檔案更應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服務的內涵, 并由此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檔案工作的相對被動和封閉, 進而造成整個社會檔案意識的薄弱。但是, 理論畢竟是理論, 任何科學的理論都只能是一種指向真理的運動, 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亦是如此。我們不應脫離特定的歷史時期和背景, 用挑剔的眼光武斷地評判初創時期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局限性。

1959 年4 月, 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第七次科學討論會上,我國著名的檔案學家吳寶康教授發表了《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 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 首次明確地提出檔案的保管和社會的利用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 檔案利用是檔案工作諸環節中的主要環節, 利用是中心, 利用是目的, 并指出這是我國檔案工作發展的客觀規律。

1961 年9 月, 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舉行的科學討論會上, 吳寶康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該文是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的繼續和發展, 它更深入、更全面地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問題。該文認為: 檔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間的矛盾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 供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推動檔案工作向前發展的最有力、最活躍的因素, 因而也就是決定性的因素。檔案收藏工作與供用工作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 在一定的條件下, 二者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檔案工作自身存在著發展的根本動力, 這是內部矛盾; 檔案工作的客觀需要, 即社會對檔案的利用需求, 這是外部矛盾, 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發展變化影響著檔案工作的水平和質量。

1962 年,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檔案管理學》。在論述檔案利用的章節中, 該書詳細探討了檔案利用概念的內涵、檔案利用工作的地位、檔案利用工作的服務方向、檔案利用與保密的關系、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的前提條件等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 其中, 最突出的貢獻是對檔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闡述。

總之, 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形成于20 世紀50 年代中期至60 年代初期。它的形成表明, 我國社會主義檔案學從形成起, 就將檔案利用作為檔案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提了出來, 并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體系和一些科學概念。其研究的中心, 也可以說是利用理論的核心內容, 就是闡明利用工作與基礎工作的關系。它形成了我國檔案學檔案利用理論的一個突出特點。

 3 檔案利用理論的成熟

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時間與歐美國家基本一致, 其初期水平可以說略高于歐美檔案學利用理論的同期水平。20 世紀60 年代以后, 由于“ 左” 的思想影響不斷擴大, 片面強調階級斗爭, 檔案工作領域內, 也片面強調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階級性和機要性, 片面強調檔案工作是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工具。認為“以利用為綱”是修正主義的方針, 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產物。檔案的利用工作遭受到巨大的破壞, 作為反映這一工作發展的檔案利用理論因而也遭到批判和否定。

1978 年12 月, 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 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 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思想路線的指引下獲得了新生。這種新生的表現之一就是1979 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召開的“ 檔案工作路線是非座談會”, 這次會議重新提出了檔案利用工作是檔案工作中心的思想。然而, 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是1980 年5 月23 日至6 月6 日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的省級以上檔案館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傳達討論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決定。曾三同志在會上作了《加強檔案館的恢復和整頓, 積極開放歷史檔案, 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重要講話。會議“ 集中力量討論了檔案館怎樣加強檔案的基礎工作, 積極開放歷史檔案, 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科學研究和歷史研究服務的問題”。這次會議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歷史檔案, 除極少部分限于在一定范圍利用外, 其他一律向社會開放。這種在全國范圍內開放歷史檔案, 即檔案利用工作從過去單純地為特定機構服務轉變為向社會開放, 是一種質的飛躍, 標志著我國檔案利用工作開始從封閉轉向開放, 從被動服務轉向積極主動服務。更為重要的是, 從長遠來看, 開放思想和開放精神的確立或許遠比開放歷史檔案本身更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從此以后, 隨著全國檔案利用工作的蓬勃開展, 20 世紀80年代, 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1981 年11 月, 中國檔案學會成立, 同時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檔案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開創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新階段, 一批檔案理論工作者就我國當時檔案利用問題提交了具有相當理論水平的論文, 從不同側面探討了我國歷史檔案的開放問題, 反映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沖破“ 左” 的思想束縛, 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 實現了對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這一根本轉變的理性認識的飛躍和總結。

會議提交論文所述觀點, 對于豐富和充實檔案利用理論, 具有直接意義。其主要觀點如下:

● 開放歷史檔案的意義與目的以及開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開放歷史檔案的含義、實質及其與提供利用的關系———兼論利用工作與基礎工作的關系;

● 開放與限制原則, 即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范圍以及檔案復制與公布權問題———兼論利用與保密的關系;

● 由于開放歷史檔案所帶來的服務對象和服務重點的轉移問題。

這些觀點無疑是對檔案利用理論內容的充實和完善, 它反映了我國檔案的利用理論, 沖破了“左” 的思想影響, 在“雙百方針”的引導下, 解放思想, 大膽創新, 以全新的面貌向更高層次發展。

1985 年, 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檔案館工作會議。會議提出了“ 解放思想, 加快步伐, 積極創造條件, 開放一切應該開放的歷史檔案, 使開放歷史檔案的工作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 為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服務” 的檔案工作指導思想和方針。會議明確指出: 所謂進一步開放歷史檔案, 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開放歷史檔案的范圍, 這就是除了繼續開放建國以前的歷史檔案以外, 還要準備對建國以來滿30 年的檔案, 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實行開放; 另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利用歷史檔案的對象,即除了向機關、團體、學校、研究部門開放以外, 還要向整個社會開放, 允許公民利用檔案, 還要在保護黨和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前提下, 繼續向外國學者開放歷史檔案。

1986 年, 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就開放歷史檔案問題作出批示,“檔案的進一步開放(包括對國外開放) , 勢在必行, 這是繁榮我國學術事業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必然要求, 各國的通例我國不能例外”, “ 這對于我國長期以來封閉式的檔案管理方式是一大改革”。

檔案工作指導思想與方針的確立, 特別是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任務的提出, 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和提高。1986年5 月15 日, 吳寶康教授在石家莊檔案學術會議上首次明確地提出了“ 建設檔案利用理論, 豐富發展檔案科學” 的觀點。在這次會議上, 他論述了檔案利用理論在檔案工作實踐中的指導作用, 利用理論的思想基礎、核心內容以及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同年10 月,吳寶康教授說: “現在, 已經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以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中心課題的檔案利用理論的時候了。對于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開發過程的演變和發展, 加以科學的描述, 也就構成了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線索。” 大批檔案工作者和學者已經開始注重研究如何開發檔案信息資源, 并以此作為檔案學的中心課題。各地檔案學會相繼舉行學術討論會, 在檔案刊物上發表論文,研究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的途徑和實質, 形成了檔案利用理論蓬勃發展的局面, 主要表現為:

●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 注重引進系統科學的較新的方法論, 將檔案的利用工作上升到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的高度去認識, 并在注重研究利用、開放與開發的聯系與區別的基礎上, 提出了檔案信息開發系統的科學理論。

● 在以定性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同時, 注重定量研究在檔案學中的運用, 開始研究檔案利用信息的反饋及其處理。

● 引進了歐美檔案學關于檔案價值的理論, 正確地闡述檔案對社會的作用。同時, 由于檔案價值的潛在性, 必須通過提供利用才能得以實現, 因而研究檔案價值實現的規律性則成為檔案有用性理論的重要內容。

● 注重研究檔案提供利用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的諸種因素, 特別是開始注重研究檔案工作的外部環境與條件, 強調政治、經濟及社會檔案意識對檔案利用工作發展的制約力, 并將對檔案利用者的研究納入了檔案利用理論的范疇。

● 注重研究概念科學化問題, 借鑒性地吸收了歐美檔案學中關于檔案服務概念的合理性內容, 從而使檔案利用理論的概念向著科學、準確、統一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總之, 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 在20 世紀80 年代有了極為顯著的發展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色。

1987 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 明確規定了檔案利用與公布的原則, 為檔案利用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準繩, 促進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進一步完善。1988 年3 月22 日, 吳寶康教授又說: “ 對于利用問題, 檔案部門先提‘ 利用’, 后來提‘開放’, 到現在又提‘開發’。我認為從利用到開放, 到開發, 這是對檔案問題認識的深化與發展。”1989 年5 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鄧紹興、陳智為兩位教授主編的《檔案管理學》高校文科教材。在該書第六章“ 檔案的提供利用服務” 中, 詳細地闡述了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含義、開展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理論基礎、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要求、檔案提供利用的途徑與方式、檔案咨詢服務、檔案用戶調研和開放檔案等, 為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1993 年9 月, 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校文獻情報學系羅輝同志編著的《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一書。該書系統地闡明了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的基本理論、原理、原則和方法, 內容涉及檔案信息系統的構成, 檔案信息開發的程序、規律、條件、方式和方法, 檔案用戶研究和信息反饋, 檔案利用理論概述等。這既是我國檔案理論工作者對信息時代的到來所作出的積極、敏銳的反應, 又是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進行大膽探索和認真梳理的嘗試。

1995 年, 吳寶康教授在《略論利用與編研》一文中說: “ 最近, 我在利用與基礎工作的關系上, 主張用三句話來概括我們的認識: 這就是以管理( 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護等) 為基礎, 以利用為中心( 目的、主導) , 以服務為根本(方向) 。以此作為我們從全局出發的宏觀管理的指導思想。它是辯證的、全面的, 在貫徹執行時, 應視各地各單位的具體情況, 具體分析, 區別對待。”1996 年, 吳寶康教授在《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一文中說 : “我是以利用為綱的思想理論的堅持者, 甚至可以說我是個‘利用為綱論者’。” “ 我始終認為利用為綱作為方針來說, 隨著實踐的發展是可以改變并提出適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新方針的, 但作為思想理論來說, 我們是不能丟棄的。‘ 利用為綱’ 不能丟棄的思想理論內容主要有: (1 ) 利用是目的, 利用是主要環節, 是中心, 是重點, 是關鍵, 收集、整理、保管等是基礎。(2 ) 檔案工作的根本性質是服務, 這是檔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點所決定的。(3 ) 檔案必須利用, 通過利用來充分發揮其作用, 為社會服務, 并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緊密聯系起來, 實現檔案自身的社會價值。包含著上述思想理論內容的‘ 利用為綱’ 是歷史實踐留下的思想財富, 不僅不應拋棄, 而且還應該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 豐富它, 使它更完善成熟起來。”② 可見, 吳寶康教授是何等地重視“ 利用為綱” 這一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核心內容, 他的理論及實踐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實為功不可歿。

1998 年,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面向全國招標《現代檔案利用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是年, 全國有38 個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檔案實際工作部門參加競標。最終, 安徽大學管理學院檔案學系青年教師馬仁杰副教授中標。目前, 該項目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 如《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新形勢下我國檔案利用工作的對策》、《關于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的若干問題》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繼問世, 對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1999 年5 月5 日,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修訂、頒布和實施, 國家檔案局經國務院批準, 適時地修改并發布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修改后的檔案法和實施辦法針對我國檔案利用工作中發生的隨意公布檔案造成國家秘密泄露以及構成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侵害等行為, 補充規定了檔案公布的幾種行為。補充的行為有利用電子出版物或利用公眾計算機信息網絡等首次向社會公開檔案的內容, 同時規定了公布檔案記載的內容, 也是公布檔案的行為。這樣規定, 可以有效地控制檔案利用工作中隨意公布檔案的行為, 對違規者亦容易依法進行處理。

2000 年3 月18 日, 總參兵種部檔案館杜長安和李洪兩位同志聯合署名, 在2000 年第2 期《檔案學通訊》上發表了題為《檔案工作走近人民》的長篇優秀論文。該文最突出的特點是: 大聲疾呼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為國家服務的同時, 更應該為公民個人服務, 并指出: “ 檔案為公民個人服務, 并不僅僅是指維護公民個人的物質利益, 它還包括關注公民個人特有的精神需求, 檔案要為公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榮譽感和集體記憶。” 這是新世紀有關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振聾發聵之作, 它引起了我國檔案學界的普遍關注, 并獲得了幾乎一致的好評。因此, 可以認為, 該文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發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之作。

2001 年3 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劉耿生教授編著的21 世紀檔案學系列教材之一《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該書內容涉及開發利用檔案的重要途徑———編纂公布、必要措施———鑒辨真偽、最高形式———編史修志三個方面, 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的作用。

總之, 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 從20 世紀80 年代以后獲得了快速的發展, 內容不斷充實和完善, 體系日益成熟, 并逐步形成了我國獨有的特色。同時, 我們應該看到: 隨著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應用, 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普及和網絡時代的來臨, 我國檔案利用的方式、方法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如何面對這種挑戰, 尤其是如何運用計算機網絡技術提供檔案利用服務, 都要求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工作者加強對網絡技術、網上利用規律、網上利用者的特點等的研究。我們相信, 對這些新挑戰及時、準確的回答, 將會使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21 世紀處于世界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