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章詒和最近在《南方周末》發表了兩篇文章，引起了關于告密與懺悔、真相與和解等諸多話題的熱議和爭鳴。這兩篇文章的價值自不待言，無疑對國人沉思歷史注入了新的動力。人們的議論也涉及檔案的開放和使用。顯然，寓真發表的《聶紺弩刑事檔案》，對章詒和寫文章有直接的觸發作用。寓真作為政法機關退下來的領導干部，從親身接觸的檔案資料出發，寫成這部頗具人文含量的著作，讓有興趣了解和反思當代中國歷史的讀者大開眼界。

        畢:毫無疑問，檔案是研究歷史的重要依據。檔案的解密，往往成為史學創新的契機。但中國有特殊的國情。按照《檔案法》和《實施辦法》的規定，檔案自形成之日起滿30年向社會開放，但涉及國防、外交、公安、國家安全等國家重大利益的檔案，以及其他雖自形成之日起已滿30年但檔案館認為到期仍不宜開放的檔案，經上一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可以延期向社會開放。也就是說，哪些檔案滿30年可以開放，哪些檔案滿30年也不開放，行政管理部門掌握很大的裁量權。而裁量權的行使，是由具體人掌握的。一些學者關切的檔案，往往滿30年也不開放。

        梁:史學研究者希望檔案開放的程度越大越好。而對于行使裁量權的行政部門和人員來說，從嚴掌握才少惹麻煩。所以，許多與重大歷史相關的檔案，一般學者看不到。有的檔案，只有官方機構的特定人員才能查閱。他們形成著作后，經過一定的審查程序方能公開出版。一般學者、一般公眾，只有在引用這些檔案的著作出版后，才能窺見檔案里的蛛絲馬跡。

        畢:這就形成了一片模糊地帶。有的檔案，從時間上講，已經過了30年，達到了解密的一般時間要求；從內容上看，仍然有敏感性。有人因為工作關系，接觸了這些檔案，謹慎地、有保留地采用了這些檔案，為讀者打開了新的天地。但對于想深鉆這一問題的學者來講，仍然看不到這些檔案的全貌，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梁:這就出現了比人們想象遠為復雜的現實。在嚴格的史學研究中，使用解密檔案要給出保存地、檔案基本情況、檔案的卷宗及詳細號碼、影像保存狀態等，學者都懂這些常識。但在中國的現實中，有些環節做不到。當事人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了會有副作用。對這種有顧慮、有局限的檔案公布，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成果，我想，還是應當持歡迎態度。能說這種關于中國當代歷史的研究都沒有意義嗎？如果按照某種苛刻的標準，可以說許多中國當代歷史的研究成果都不夠規范。比如關于黨史的一些課題，只有完整查閱研究對象的檔案后，才能保證研究工作到位。但事實上，越是重要的課題，越難獲得這樣的研究條件。不要說民間的學者，官方機構的研究人員也不得不面對檔案的難題。為什么這些年越來越多的人在口述歷史上用力？固然因為口述歷史本身的魅力，也是因為面對檔案管理現狀的不得已。

        畢:如果超越中國現實，以檔案解密的理想狀態要求每個文史工作者，褒貶他們的學術工作，就不近情理了。只有不切實際的書呆子，才會想到研究中國當代歷史，在檔案完全解密條件下完成。在現實處境下，我們不能要求所有學術工作都合乎國際通行的引注標準，而是要觀察他們的成果在多大可能的情況下，提供了史實，或者提供了歷史線索和史源方向。凡這樣的學術工作，不論他們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對歷史研究有利，有啟發，都應當受到尊重。不必輕易懷疑別人的身份和動機，而應評價他們研究工作的意義。

        梁:現在有人看到一些新的史料公布，可能與自己對歷史人物的判斷不同，就用一種純粹的學理來求全責備，這是不妥的。我還是傾向于理解模糊地帶的探索者的難處。只要大方向和史料線索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他們的學術貢獻就應當得到承認和歡迎。對任何有利于史學研究的努力，我們都不妨心存善意。讓我們牢記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出的、在史學研究中應當恪守的一條規則:“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

        畢:同時也要繼續呼吁檔案更多地向公眾開放。讓更多的模糊地帶變成透明地帶，讓更多的檔案成為學術研究的公器。這也是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標志。 

                                                     (轉自鳳凰網)